美智庫：美國外交政策面臨雙重危機

參考消息網7月28日報道 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7月24日刊登題爲《美國外交政策的雙重危機》的文章，作者是該研究計劃主任約翰·費弗。全文摘編如下：

隨着2024年大選臨近，美國面臨着一場關於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的激烈辯論。媒體普遍將這兩種立場劃分爲拜登與哈里斯的國際主義和特朗普的孤立主義。現任白宮團隊大力宣揚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等國際協議的重要性，而特朗普在任期內大部分時間都試圖在美國南部與墨西哥邊境修建一堵牆，甚至是一條壕溝，阻擋非法移民。拜登和可能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副總統哈里斯都強調，美國要“重返”國際社會。相反，特朗普則堅稱將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不管其他國家怎麼想或怎麼做。

其實，總統大選中的兩黨主要候選人的立場並非涇渭分明。拜登和哈里斯採取過許多所謂屬於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措施，如更高的關稅、更強硬的邊境政策等。特朗普也提出過自己版本的國際主義，只不過形式比較狹隘。與此同時，兩大政黨的候選人都在迴應困擾美國外交政策精英的共同焦慮：美國如何在地位相對下降的情況下維持其全球霸權？

全球實力相對衰落

總統大選的結果不太可能取決於外交政策問題，儘管當前的加沙危機佔據着新聞頭條。美國人傾向於根據個人品質和美國的經濟狀況來選擇總統。但11月的選舉結果必然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因爲兩黨候選人在貿易和移民等重大問題上的立場趨於一致。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力在相對地衰落。由於中國的崛起，印度和巴西等全球南方大國的崛起，以及由俄羅斯非正式領導的非自由主義國家集團的日益強硬，給美國的外交政策帶來兩個危機。第一個是，華盛頓的“全球主義”精英們對美國是否有能力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保持領頭羊地位產生了一種令人沮喪的焦慮(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種擔憂，即這一秩序正面臨崩潰的風險)。這種焦慮主要影響民主黨，還有數量越來越少的“傳統”共和黨人及一些獨立人士。

第二個危機是關於美國在世界上保持其例外主義地位的能力：其軍事優勢、嚴格的邊境控制、化石燃料的自主和對國際法的無視。這種焦慮在特朗普日益控制的共和黨中可以找到，一些鷹派民主黨人也有這類焦慮。

在較早的時期，美國這兩個政策方向之間的拉鋸戰(全球主義與例外主義，同類中的佼佼者與純粹的第一)可以歸結爲(自由)國際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之間的鮮明對比。但在過去20年裡，世界發生變化，狹隘的民族主義開始主導地緣政治。

兩黨區別不會很大

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如今在全球很大範圍佔據主導地位：俄羅斯、印度、中東大部分地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區，以及越來越多的歐盟國家。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強調他們在本國境內爲所欲爲的主權權利：反對霸權干涉、國際機構和自由主義非政府組織。這些“主權主義者”的主張往往與美國國內例外論者的要求相呼應。

因此，如果特朗普在11月贏得大選，他將不會是一個孤立的、排斥國際社會的民族主義者，而是一個新型的國際主義者，與他在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一起，爲他們的共同事業而努力。他可以選擇與其他主權主義者聯手，全面攻擊全球秩序，即自由貿易制度、法治、巴黎氣候協定以及其他告別化石燃料時代的努力。他與其他狹隘民族主義者的合作將面臨一些明顯的限制，就像歐洲的極右翼勢力難以跨越國界團結起來一樣。這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貿易摩擦，以及相互衝突的例外主義所帶來的普遍困難。但他們改寫二戰後秩序規則的共同願望可能有助於這些截然不同的行爲體克服分歧。

如果民主黨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拜登政府第一個任期的記錄表明，可能被提名的哈里斯的外交政策方針，或許與特朗普的區別不會很大，不會像兩人表現出的意識形態分歧那樣。例如，拜登政府不僅維持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的關稅，而且在2024年還進一步提高了關稅。拜登政府增加軍費開支，爲以色列對抗哈馬斯提供軍事(和外交)支持，並收緊了邊境難民庇護規定——這些都是特朗普時期的目標。

美國霸權難以維持

拜登和哈里斯一直致力於支持國際機構。如果特朗普贏得第二個任期，他將更加堅決地破壞甚至摧毀這些機構。

當然，拜登政府也有例外主義的衝動，同意保護主義措施，傾向維持美國的軍事優勢，譴責國際組織(如國際刑事法院)，或拒絕支持國際聲明。未來的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會一一落實“讓美國再次偉大”承諾的相關措施。

總的來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在11月確實面臨一個轉折點。特朗普的勝利可能會鼓勵主權主義者陣營跟隨歐洲懷疑論者的足跡，從立志摧毀國際機構轉向密謀接管它們。國際社會將繼續存在，但將越來越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爲主導。民主黨的勝利將意味着某種形式的自由國際主義的延續，哈里斯可能會緩和拜登在任期最後一兩年因政治原因而採取的一些較狹隘的立場。甚至有可能採取更積極的做法，包括與中國和解，更加接受全球南方國家的氣候正義政策，以及進一步抵制自由貿易中的新自由主義元素。

換句話說，特朗普承諾徹底顛覆，而哈里斯則保證修正後的政策連續性。但兩位候選人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對美國在世界上地位的雙重擔憂。美國霸權越來越脆弱，美國例外論越來越不受支持。無論11月的大選結果如何，美國的外交政策都無法解決在一個多極化、越來越不自由的世界中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問題。（編譯/郭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