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煙火琴聲一夢（下） 《如何學作羅霈穎的哥哥》之五

妹妹在餐館舉辦的St. George’s Nite Party，佈置會場。只見她穿着員工制服，在餐館門口，身先士卒，爬上椅子，掛起一串又一串的鞭炮，準備迎接客人到來。（羅青提供）

往f型音孔裡瞧，音箱背板依稀可以分辨寫的是Joseph Guarnerius fecit。（羅青提供）

三 眼尖提琴夢

餐廳經營失利，氣急敗壞，急於扳回一城的妹妹，又立即傾囊下注，賭上股票，結果仍然是先贏後輸，一敗塗地。一年多後，妹妹痛定思痛，咬牙苦撐，振奮精神，迴歸本行，徐圖東山再起。

1990年，準備了兩年的父母，終於決定，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赴大陸探親，先訪視母親在北京、瀋陽的親戚，再回湖南老家，看望父親大哥的遺孀及侄子侄女，因爲大伯已在文革時，遭紅衛兵迫害自盡。

探親之行，可謂羅家近四十年來的頭等大事。父母爲每位親人預備了三千美金薄儀，做爲見面禮。不能隨行的妹妹與我，也都各有貢獻。我因爲手頭剛好來了一筆售畫款，遂能大方提供出來，以備父母路上不時之需；後來由媽媽決定，用這筆款子，剛好可爲我唯一健在的舅舅，在瀋陽買一棟三室兩廳的房子居住。

二老的大陸返鄉之旅，順利成功，自然不在話下。返臺時，滿滿四大箱行李，塞滿了各種土產禮物，也在意料之中。當大家一起打開父親最後最大的一隻行李箱時，妹妹與我都笑出聲來。原來，裡面還塞了一隻黑色泛白的破爛小提琴箱子。

父親解釋到，這是媽媽在瀋陽同父異母的三妹妹與三妹夫，硬要送的禮物。尤其是三妹夫，是地方上當紅的眼科大夫，在收到美金的剎那，眼淚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他哽咽道：「雖然沒見過面，但我們的大姊，果然真是大姊，四十年來，就沒有人對我們這麼好過。」於是他毅然決然，把密藏了近四十年的小提琴，千珍萬寶的捧了出來，做爲回禮，非要父母收下不可。他解釋道，雖然這幾年，拜鄧小平改革開放之賜，割雙眼皮美容的人越來越多，生活改善了不少，但家中拿得出手的，還只有這把小提琴。

當年在瀋陽醫學院實習的他，對小提琴十分着迷，但買不起也學不起。後來在一個偶然機緣中，他搭救了一位流亡東北的白俄貴族，獲得了這把小提琴做爲謝禮。他滿心歡喜，摩拳擦掌，正準備好好練習一番，不幸遇到了「反右運動」，嚇得趕快把琴收好藏好，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偷偷拿出來，摸摸，看看，再趕快復歸原位。

有一次，提琴名家馬思聰（1921-1987）到瀋陽演奏，他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雙手護着提琴，擠到馬思聰面前，請他法眼一觀。馬思聰被人簇擁着，快速斜斜瞄了該琴一眼，半回頭的對他喊道：「還可以！」「我這輩子，學小提琴是無望了！」三妹夫黯然道：「送到臺灣，說不定還有知音。」

一旁圍觀的親戚朋友，七嘴八舌，都怪他不識好歹，臺灣什麼沒有，稀罕你這把破琴，看你這又髒又爛的琴盒，早該扔到垃圾堆裡去了，怎麼還有臉拿來送人？況且這麼一大家活，把人家的高級皮箱都要撐破了，又重兮兮的，別忘了，他們還要回湖南去，就拖着你這個多餘的麻煩累贅，飛來飛去，你看合適嗎？

大家面面相覷，看着皺起眉頭的母親。「這也是他一番心意！」父親不忍當衆掃了捧琴人的面子，「我看皮箱夠大，裝得下！不麻煩！不麻煩！」化解了一場尷尬局面。

「怎麼樣，志堅在美國，只有你們兩個在這裡，誰要？」爸爸問。「我有鋼琴，已經夠嗆了，小提琴，就免了罷。」妹妹丟下一串笑聲，走了。媽媽說：「你拿去吧，藝文界你認識人多，學校又有音樂系，比較容易找到適合轉送的人。」

那時，我剛把我的「水墨齋」搬進怡安大廈六樓一年多，有一個屋頂溫室花園與畫室，空間比碧雲華廈一樓小石園多出一半，在書架後面，藏一把小提琴，應該毫無問題。

三年過去，我獲選應邀到美國聖路易美術館，在一樓大廳舉辦「當代藝術家邀請展」第54回展（Currents 54），得空上至二樓，看到正在舉行世界小提琴精品展，不免參觀一番。我隨意瀏覽，東看西看，總覺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家中那把小提琴，不禁心中一跳。

我對小提琴一竅不通，雖然認真努力，在展場裡觀摩了兩三回，仍然不得要領，只好向大鬍子展覽主任請教。「你回臺北，從你的提琴的f型音孔斜斜往裡看，便可看到小提琴製作者的姓名。」大鬍子說：「然後以此一製作家爲核心，上下左右，把諸名家追尋對比一遍，便可知道個大概，開始入門。」

回到臺北，我把塵封了三年的小提琴，拿出來一看，琴盒雖破，但提琴本身，仍保存良好，造型典雅，與我在美術館理看到的，不相上下。我斜斜舉起琴身，瞇着一隻眼，往f型音孔裡努力一瞧，果然，音箱背板上，貼有一張紙條，看了半天，依稀可以分辨，寫的是Joseph Guarnerius fecit。（fecit德文：「制」）我立刻打電話到師大音樂系去請教，助教們幫忙查問了半天，下班前的回答是：「不曉得耶！沒人聽說過。」

這時，在延平中學讀高一的大兒子放學回來，聽了，頭也不回的拋來一句：「家裡不是有《大英百科全書》，先查一下再說囉！」就回他自己房間去了。

「這麼專業的知識，百科全書裡怎麼會有？」我將信將疑的查了起來。不得了，隨手一翻，就查到了，全名是Joseph Guarnerius del Gesu. （1698-1744） 此公乃十八世紀歐洲最有名的小提琴製作大家是也。開玩笑，連百科全書裡都有，這該是多大的來頭！這種琴，我再無知，也曉得至少值兩百萬美金以上，如果碰巧是稀世絕品，四五百萬美金是跑不掉的。

我立刻把這消息電話告訴妹妹，她喜孜孜的在電話那頭說：「哥厄，我們發財囉。」父母聞訊的反應是：「要是真這麼貴，趕快設法還給人家。」「不是說都已經送給我們了嗎？」我摸摸鼻子，有點懊惱的，小聲嘟囔着。

1990年代的臺灣，與六零年代，早已今非昔比，臺南的奇美博物館（1992），已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小提琴收藏，百萬名琴，當然不只一把。我立刻打電話與奇美聯絡，希望館方能發揮專業，助我一臂之力，驗明真僞。可惜，一連聯絡了好幾天，全都不得要領，只好作罷。

天無絕人之路，幾天後，我接到大英博物館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邀請，於暑假期間，到倫敦演講並參加古畫鑑定研討會，可以趁此良機，把琴帶去，當面請教。

那些年，我除了在師大英語系所專任外，仍繼續在輔仁大學兼課，每週都要乘坐校車，臺北、新莊來往一趟。起先幾年，下課回臺北時，都與天才詩人方莘同車，無話不談，快樂無比。方莘去美國後，改與博學多聞的故宮客座研究員曾堉同車，暢談古今中外藝術史，獲益良多。曾堉在香港出車禍，回家靜養後，我與歷史系窮教授尹章義，輔仁大學的奇才兼富翁，湊在一起，討論臺灣近現代史，聞所未聞，大開耳界。

忍了好一陣子的我，一天，不小心，竟然把這樁小提琴奇遇，透漏給喜歡戴奇怪又難看帽子的鬍子老尹。「這太浪漫太傳奇了，想想看，沙皇貴族，愛樂如命，不幸遭遇列寧，喪盡家財，虎口餘生，只落得身懷名琴，隻身逃亡，潦倒東北，命懸一線。正在鬼門關頭，忽然巧遇救命恩公，大難不死，遂傾囊以名琴相贈，永感盛德！」他搖頭晃腦，一口氣大聲講到這裡，喳了喳嘴，意猶未盡，接着一拍大腿說：「新主愛琴入骨髓，雖不能操弓演奏，但卻知百般呵護，有如祥雲罩頂，保此名琴，逃過文革浩劫，終於十年之後，遇到善心識貨正主，成此一段佳話。

琴乎琴乎，弓弦有知，必當迎風自鳴，韶樂飄升，歡慶九天也。」怎麼樣，不錯吧，他興奮得意的揮着手，好像提琴在他家一樣。

「雖然琴不是我的，但每次跟你坐在一起，我也渾身泛起一陣滿滿的幸福感。」有一天老尹下車時，回頭大聲對我說：「幸福這玩意兒，居然會傳染，你說怪不怪！」於是，我與妹妹就在這種幸福感中，度過了平生最舒服的六個月。

搭機飛倫敦時，太太爲我製作了一個大錦囊，小心翼翼的把破琴盒，裝在裡面，有如包裹嬰兒，一路懷抱到西思樂機場。好友韋陀教授來機場接我到他家小住。進門卸下行李，便到後院花園，在夕陽餘暉中，欣賞牆上攀爬的紅玫瑰、黃玫瑰，細品他夫人英淑泡的韓國茶，聊了半天，無一語提及放在進門廳的小提琴，連要求看一眼也沒有。

我按耐不住，找了一個空檔，直接了當的問，明天何時去大英博物館，請教提琴專家。

「噯，這點小事，何必費事約專家，明天早上，你帶着琴，去艦隊街（fleet st.）附近，隨便哪一家提琴行，一問便知。方便得很。」

話鋒一轉，韋陀問我：「你對仇十洲熟不熟？會不會看？」

「我十幾歲的時候，依照報紙雜誌上的黑白照片，把臺北故宮的仇實甫臨摹了七八件，看不清楚的地方，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猜。」我回憶道：「後來等到故宮展出原件，便趕快跑去親自核對，結果證明當初猜對了十之八九，很是得意，應該算是會看吧。」

「昨天下午，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件仇英到館裡來，說是要求鑑定。很長的一卷青綠山水人物，金碧輝煌，漂亮極了。」

「不用看了，一定是蘇州片子，過去我見過七、八卷，不是屬名『十洲』，就是款識『千里』，一律青綠描金，熱鬧極了，細究筆法、造型、設色，多半軟弱無力，充滿習氣，毫無大家風範。」韋陀笑咪咪的連連稱是，在英淑的呼喚聲中，與我一起回屋內，共進晚餐。

第二天，我捧着寶琴，到達英國報業大本營艦隊街。老友楊孔鑫（1923-）主持的中央社倫敦辦事處，就在這條街上，他還寫過一本《誰改變了艦隊街》（中正書局，1996），介紹英國報業百年滄桑史。沒想到小提琴大本營，也在這條街附近。

我沿路走去，果然，一家接一家，都是琴行。有一家，從街右看去，櫥窗最大，但除卻印在玻璃窗上的店名，空無一物。我過街走近一看，原來偌大個櫥窗，只放了一把小提琴，而且還是橫臥着的，一不注意，就錯過了。該琴顏色如淡巧克力，琴頭如麻花捲，造型十分特別，一下子就把我給鎮住了。

就這一家吧，我心裡想，於是推門而入。店鋪內空無一人，但見幾個長條型玻璃櫃，擺放成一個凹字型，中間有一臺辦公桌。我看了看櫃子裡的小提琴，看到玻璃櫃上放了一臺手按鈴，便當按了一下。不一會兒，裡面走出來一個蓄小鬍子的小夥計。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小鬍子站在辦公桌後，禮貌的問我。

「I would like to see your manager, If he is available.」我用美語要求道。

「I am the manager Sir.」

「Oh！」

我有點尷尬的從錦囊中把琴盒掏出來，放在玻璃櫃上，打開蓋子，指着提琴用英國腔說：

「I have a violin here！」

「Yes, I can see that.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小鬍子站在原地不動，並沒有要過來看的意思。我只好斜斜把琴盒掂起來，亮出底牌說：

「It says Joseph Guarnerius！」（上面寫着Joseph Guarnerius）

「Yes, I can see that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我暗暗罵了一聲：「該死！」漲紅了臉說：「Could you come over to have a look and estimate a price for me？」

（你能過來看看，估個價給我？）

小鬍子依舊站在原地不動，頭也不擡，一面翻閱桌子上的文件，一面閒閒隨口回答：

「Three hundred to four hundred pounds Sir. Anything else do you want to know？Sir.」（300鎊到400鎊，先生。您還想問什麼？）

「Oh, thanks, that’s it！」我的臉一下紅到耳根：「Thank you for your time.」我訕訕的收起了提琴，摸摸鼻子，沒有說再見，轉身推門而出。

站在開始飄毛毛雨的人行道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起了「仇英」，不禁莞爾一笑。（《如何學作羅霈穎的哥哥》系列六於十一月25日刊出）

後記：

我原封不動的把錦囊抱回了臺北，遵母親之囑，交給了頻頻進出上海的妹妹，託她將提琴物歸原主。近三十年後，這種被歸爲School of Joseph Guarnerius（瓜內蕤厄思派）的提琴，依品質的優劣區分，價錢好的時候，最高可值三到四千英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