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製造業迴流 面臨諸多挑戰

張銳

特朗普與哈里斯的總統角逐大戲即將落幕，但無論誰最終勝出，吸引製造業迴流美國都將是重要的政策指向。對於哈里斯而言，重視製造業迴歸是蕭規曹隨，就特朗普來說，引製造業迴流乃舊調重彈，只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與擾動，美國製造業迴歸可能很難出現全面繁榮的趨勢行情。

數據顯示，2023年美國製造業建築投資2007億美元，爲2010年的三倍，而在今年第一季度，投資額度繼續升高至歷史峰值的2255億美元，同時製造業建築投資佔GDP的比例也升至0.8%的歷史新高；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從2010年的1160萬人增加至2023年的1300萬人，淨增約140萬人，其間迴流製造企業公告的新增就業崗位近160萬個，等於新增就業崗位完全由迴流企業所創造。不僅如此，製造業成爲了吸收美國FDI（外國直接投資）最強勁的行業。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通過採訪100多家企業、美國地方政府並查閱企業公告和財報後發現：在目前所公佈的新投資中，約有40%、價值高達840億美元的大型製造業投資項目已被延期或暫停，有些投資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重大項目遭遇了兩個月到數年不等的延期，甚至陷入了無限期暫停的困境，其中包括拜登出面站臺的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高達400億美元的晶圓廠建設推遲到了2028年。延期、暫停的背後，隱藏着的是美國製造業投資結構性失衡與接續能力不足的基本鏡像。

系統性數據可以進一步佐證美國製造業迴流在速度進展上的確遠未達標。2008年金融危機時，製造業在美國GDP中的佔比爲12%，如今降至10.3%；15年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超過8300億美元，去年的逆差規模升至1.06萬億美元，製造業投資規模的放大並沒有拉動美國的商品出口和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美國製造業PMI（經理人採購指數）在最新的9月份爲47.2，除了今年3月份如“曇花一現”般站上50以上的擴張區間外，自2021年4月以來的其他所有月份均被牢牢摁在“榮枯線”之下，行業活躍度與未來增長預期不能不讓人生疑。

製造業迴流的計劃與目標大打折扣，首先與政策的有效度不足直接相關。除了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清潔製造與傳統制造上各自偏愛有加，從而讓企業難以適從並不得不秉持謹慎態度外，製造業迴流企業要想拿到美國政府補貼，需要完成特定目標，企業由此很難形成穩定的投資收穫預期。另外，美國政府的迴流支持政策忽視了企業的異質性，部分跨國公司不會爲要拿到補貼而改變自己已經鋪墊好的全球化之路，以蘋果公司爲例，蘋果的產品幾乎超過半數以上由非美國的供應商提供，僅有不到一半的比例由美國本土生產，若輕易跟隨製造業迴流的腳步，等於蘋果公司必須付出更大機會成本，於是人們看到，近幾年蘋果供應商中的美國企業出現了不增反減的狀況。

缺乏完整的配套產業鏈是美國製造業迴流的一個重大痛點。回過頭去看，美國製造業主要回流到了南部與中西部地區，而這些地區又恰恰是相關產業鏈佈局較爲薄弱的方位；更爲重要的是，美國的製造業供應鏈高度依賴全球市場，尤其是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要實現供應鏈的本土化，重新構建自己的產業鏈條，既要龐大的額外投資不說，複雜的技術轉移也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卡脖子”問題，最終所費時日要超數年；同樣，美國也可以在境外或者本土尋找新的供應商，時間周折況且不論，即便有所成功，但成本最終高出三到四成或是常態。

排除產業鏈置換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以及環境與社會成本也是許多製造企業難以承重的硬傷。畢馬威的全球製造業成本調查報告揭示，美國製造業“初級成本”（包括勞動力、地租、水電、稅收和利率等）競爭力在17個被調查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四。另外，美國的環境保護標準和勞工權益保護可能會增加製造業運營成本，初步測算，全美製造企業爲遵守聯邦法規需要支付的總成本在去年達到了3.1萬億美元。綜合成本的高昂構成了對美國製造業迴流政策的反噬，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削弱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優勢。

本版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