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樂：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影響中國汽車出海進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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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樂（國元證券汽車首席分析師） 執業證書編號：S0020524070001

近日，人民幣對主要外幣匯率進入升值通道。根據中國貨幣網數據，美元對人民幣即期匯率從7月24日近期高點的7.2760升值到8月13日的7.1694附近。歐元對人民幣匯率則從上月17日的7.9396升值到7.8379附近。除主要發達國家外，人民幣對中國汽車的主要貿易國貨幣，俄羅斯盧布、墨西哥比索、沙特里亞爾、土耳其里拉等也處於整體上升通道。匯率上行對中國汽車出海的目前正在引發市場關注。

匯率波動對跨國貿易的直接影響，主要是貿易條件層面。簡單而言，匯率貶值，出口國貿易條件好轉，出口產品更具競爭力；匯率升值，出口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產品競爭力降低。但與理論講述的直接變化不同，現實情況略顯複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激烈競爭下的高需求彈性與供給價格剛性。

從本質層面而言，匯率波動對汽車產品的影響等效於價格波動。而針對價格波動，影響需求端與供給端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替代品的影響，反應到市場上即是競爭的激烈程度。競爭激烈，供給方較多的市場，消費者可選擇性強，一家產品的價格上漲，消費者可立刻轉到其他商家購買，因此需求價格彈性高。而對於供應商而言，由於一旦漲價，消費者流失的可能性較高。因此爲了保證客戶量，在一定範圍內有可能選擇不漲價，這就形成了價格剛性。當前國內汽車出口已經達到全球汽車出口總量第一的水平。主要出口地區一方面面對原有海外企業的競爭，另一方面面臨本國多品牌的競爭。在匯率上升不是特別大的背景下，選擇自己承受匯率損失，不漲價，從而保持市場競爭力，有可能成爲多數廠家的選擇。

二是，訂單的長期鎖匯與匯率對衝。

由於國際貿易長期處於匯率波動的環境中，多數市場參與者會採取應對措施。對於不是直接針對終端消費者的訂單，如供應給海外經銷商以及其他主體的產品，訂單簽訂時期一般會約定匯率，從而使該批訂單處於可預期的平穩匯率環境下。另外，對於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多數會進行匯率管理工作，通過衍生品交易等多種方式，對匯率敞口形成對衝，規避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因此多數預期內的匯率波動，對於中大型機構，風險衝擊較小。

三是，企業自身戰略影響。

企業戰略層面始終面臨利潤優先還是市場滲透率優先的選擇。對於正處於持續開拓海外市場以及電動智能新消費市場的中國車企來說，在不大幅危及利潤的前提下，理論而言，市場滲透率的戰略優先級相對更高。這也將帶來小幅的匯率波動情況下，車企優先自身承擔，優先保障市場競爭力的行爲。

四是，分區域面臨的問題不同。

從今年上半年中國汽車的全球主要出口地區來看，各區域具有明顯的產品結構和區域政策差異。如對俄羅斯的出口，燃油車仍然佔有明顯優勢，且由於地緣政治問題，其他國家競爭者相對較少，車企面對匯率升值的議價權更高。而在其他燃油車出口爲主的地區，如澳大利亞，沙特、阿聯酋、土耳其等，參與競爭的國際型車企較多，中國汽車仍然主打性價比和細分市場路線，相對而言面對匯率升值的議價權較低。而新能源車爲主的巴西、比利時、英國、菲律賓，由於國內新能源車本身的領先性，競爭對手相對較少，同樣較燃油車出口有相對較強的匯率轉嫁能力。而這其中身處歐洲的比利時、英國當前面對的更顯著的問題，還是貿易壁壘風險問題，匯率問題屬於次要矛盾。

因此整體來看，在當前這輪上行且幅度相對較小的匯率波動下，車企很有可能更多選擇自身承受匯率差，保持價格的相對穩定。最終整體對中國汽車出口量影響不大，對企業利潤小幅影響。當然具體的差別還取決於所處地區及合作伙伴的具體情況。

與車企相比，零部件商受衝擊更明顯。因爲零部件商規模更小，議價權更低，同時對及時響應的要求更高。雖然也有鎖匯與匯率對衝保障，但相對衝擊性更大。

相比於匯率衝擊，運費、貿易壁壘等衝擊更爲明顯。但這些都是正常現象，即使是國際經濟學的教科書中的簡化模型，也從未許諾過毫無風險的國際經濟交往。匯率波動，運費波動，以及高度不確定的貿易壁壘和其他形式的出口抵制，一直伴隨着國際貿易發展，這些因素也構成了國際貿易走向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推動因素。

因此，無論匯率發展趨勢如何，全球本土化發展，都是中國汽車企業出海的必然方向。

從歷史角度看，我們的可對比國家日本，在上世紀70-80年代採用了同樣的方案。與當前中國推出電動智能化新品，出海加速，遭遇海外貿易壁壘的發展大環境類似；上世界70-8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背景下，日本在小排量和經濟型車領域技術產品領先，大量出口全球，衝擊美國汽車工業。美國要求日本“自願限制出口”。在此背景下，日本企業加大海外建廠步伐，並進入美國等發達國家佈局本地化企業。1984年，豐田與美國通用達成合資，共建北美NUMMI工廠，日本車企以海外本土化的方式開啓國際化之路，並最終成爲全球性車企。

總結豐田出海，跨越牛熊最終成爲全球領先車企的諸多因素：自身供給端的競爭力，與需求端的爲消費者提供邊際價值是最關鍵的因素。

簡而言之，核心競爭力纔是出海層面，貿易壁壘也擋不住的真正關鍵。這也是我們對中國汽車出海保持長期看好的核心原因。

從另一經典理論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鑽石模型的角度看，中國汽車產業很顯然具備這種優勢：

鑽石模型指出，促成一國產業競爭優勢的因素主要有四條：生產要素；相關與支撐產業；需求條件；企業戰略、企業競爭與同業競爭。此外，還需要兩大外部因素：政府的支持和外部機會給與窗口。

這六大因素，中國汽車產業均有較好的基礎。在生產要素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自主培育以及對外合資等方式，積累了完整的價值鏈管理體系，造就了一批具有可遷移性的汽車工程師和產業工人，並培育了基本完整、部分領先的汽車產業鏈配套資源和一批不斷向全球市場進發的活躍汽車品牌。

相關與支撐產業方面：除汽車自身產業鏈外，藉助於過去多年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動，當前中國動力電池全產業鏈以及電動化技術能力在國際市場佔據領先地位。同時受益於國內市場對智能駕駛的快速接受，智能駕駛快速發展，華爲問界、小鵬等新勢力車企持續推進技術進化。

需求條件方面：邁克爾·波特指出：本土客戶對產品、服務的要求或挑剔程度，連帶會激發該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激烈競爭的中國汽車主機廠形成了對零部件的專業而挑剔的需求。雖然給零部件企業帶來壓力，但也實質上造就了零部件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在企業戰略、企業競爭與同業競爭方面：邁克爾·波特指出，創造與保持產業競爭優勢的最大關聯因素，是國內市場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高度“內卷”的中國汽車產業，另一面正是競爭優勢不斷創造的過程。

在政府支持方面毋庸贅言。而在機會方面：邁克爾·波特使用了“可遇而不可求”這樣的詞彙，充分體現了機會重要但難得的特徵。而就是這樣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在中國汽車做好產業準備的最近幾年連續出現。一方面是“電動智能化”轉型，給與中國汽車打破燃油車原有體系的機會；另一方面是疫情、俄烏戰爭、全球缺芯等多個“黑天鵝”衝擊，打破汽車產業全球供應體系的原有格局，給中國汽車出海持續創造機會。

正是這些優勢與機會讓中國汽車在2019年出口寥寥無幾的基礎上，經歷短短几年時間，即躍升至全球領先的地位。而與日本類似，這一優勢，同樣也將支撐中國汽車企業，跨越層層阻隔，通過全球本土化，海外新合資等等方式一步步跨越各類阻礙，走向全球性車企之路。這當中當然會有風險，也會有代價，但長期趨勢值得堅定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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