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蔣介石修身治國的省克生活

蔣介石（右）事母王太夫人（中）至孝。（摘自網路）

蔣介石（右）任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時與孫中山在廣州車站。（摘自網路）

蔣介石的恥感來自傳統儒家。（摘自網路）

蔣介石修身治國的省克生活

蔣氏的「恥感」來自一種自我的責任感，而此種責任感主要源自於「天地父母生我」與「總理期我」兩大原因。

1945年4月1日，他在日記中記載：「本日爲耶穌復活節，朝午夕禱告5、6次，耶穌神靈復現於吾前，殊爲驚喜。」 總之，在蔣介石一生中，靜坐與禱告並行，而他從來不曾感覺到兩者之間的衝突。

然而如進一步分析理學與基督教對蔣氏的影響，我們將發現蔣氏的自我反省雖在形式上結合了理學與基督教，其理論基礎仍是傳統的宋明理學，而不在基督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曾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他採取吳百益《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一書中說法，認爲蔣氏的省克活動是承襲傳統中國「自訟」的方式。

待罪倫理難消解

這一種自我批判雖然是憑藉本身所寫的文字，發抒內心的自我聲音，但卻是從外在的觀點來批評自己。這一種方式與西方大多數日記從內在深沉的罪惡感來作自我批判，形成一個明顯的對比。

的確，如果我們參考王泛森有關明末清初士大夫「修身日記」的研究，會發現這一傳統雖受到通俗宗教「功過格」觀念的影響，卻仍屬於儒家正統的修身方式之一。這尤其展現在中國士人對於「罪的拔除」的看法之上，傳統佛、道教均有拔除罪惡的方式，功過格之中也有功罪相抵的精密計算，然而，晚明以來士人的修身日記卻缺乏「罪的拔除」的儀式性安排，這使得士人依賴日記修身並無法獲得罪惡感的抒解，因而使罪過永遠跟着自己，而必須做永無止境的反省。

這也是墨子刻在討論宋明理學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時，談到中國士人有難以消解的「待罪倫理」。蔣介石的省克生活很明顯地是跟隨着此一傳統。換言之，如果借用Wolfram Eberhard在《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一書中的說法，在蔣介石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終未能完全改變、轉化從宋明理學而來的「恥感」。「雪恥」成爲蔣氏日記中最常看到的用語，而在蔣氏著作中幾乎看不到他強調基督教「原罪」的觀念，並非偶然。

蔣氏的「恥感」來自一種自我的責任感，而此種責任感主要源自於「天地父母生我」與「總理期我」兩大原因。其中，爲了報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尤其是最爲關鍵性的因素。

蔣介石將不孝與「恥」相結合，最清楚地表現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記之上，他在「雪恥」一欄中寫到：「不能盡孝於親，爲一生最大之恥辱。」可見蔣介石省過的基礎在於儒家的孝道觀念，是以個人透過父母與宇宙連結所產生的責任感與宗教感，來力求消除自身之缺點。

這樣的想法無疑地屬於傳統儒家式的修身。在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俄卅年經歷紀要》一書中所寫過的一個短序。這本書英文版的副標題即是《70自述》（A Summing-up at Seventy）。

1956年12月1日，蔣介石寫到：「歲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70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婦結婚30年紀念。我夫婦於此共同檢討已往之工作。其間最感惶恐而不能安於心者，就是對我2位先慈報國救民之遺訓未能實現其一二。迄今大陸沉淪，收復有待，人民呼援日益迫切，其將何以慰國人喁喁之望，而報慈親鞠育之恩？茲將所着《蘇俄在中國》之手稿首獻於2位先慈蔣母王太夫人、宋母倪太夫人靈前，自矢其不敢有負遺訓，勉爲毋忝所生而已。中正敬志。」

12月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提到：「後天即爲先慈93歲誕辰，將如何紀念，惟有以《蘇俄在中國：中俄卅年經歷紀要》奉獻於靈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補償我不孝之罪耶！」由此可見，擔心自己的「不孝之罪」是蔣氏不斷自我檢討的原動力。

核心觀念是孝道

他常常閱讀《孝經》也與此一精神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他在1934年5月13日寫道：「晚誦《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如6月14日爲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寫《孝經》開宗明義章，曰：「甚思遺留後人，使其孝弟立業，以補吾過也。」1937年2月11日，在溫讀《孝經》之後，他又記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1943年7月4日亦曾寫道「本週誦讀《孝經》，更有心得，可見經書在晚年誦讀，更能領會聖人作書之要旨也。」由此可見，孝是蔣介石思想中的一個核心觀念，並影響到他的省克生活。

蔣介石省克思想的基礎雖是儒家的孝道，然亦受到來自基督教的影響。對蔣氏來說，基督教雖未能使他產生類似西方式的「罪感」，卻對他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幫助他在精神上的修煉。首先是使他能夠面對橫逆、困境而能堅忍不拔，這一點與《孟子．告子下》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精神是配合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