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先知:年僅28歲的徐志摩是如何看穿蘇俄“一切都是演戲”的

在上世紀那個狂熱的20年代,知識分子和政界瘋狂迷戀蘇俄。而徐志摩卻能洞穿時代的迷霧。

在我們的印象中,徐志摩是一位浪漫的詩人。而這種詩人的特質是簡單、純淨。也許是徐志摩這種單純而健康的人性,使得他不同於20年代的其他知識分子,在洞察方面,這種特質就是一種絕對的優勢和天賦。除了詩人的標籤,徐志摩也是一位英美式的保守自由主義者。

徐志摩是羅素的信徒。羅素是深深影響近代中國20年代知識界的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徐志摩利用上哥倫比亞大學的機會,跨越大西洋去拜訪羅素。羅素曾隨英國工黨訪問蘇俄,去之前,羅素也是蘇俄的擁護者和崇拜者,回來後,羅素立即轉向,成爲尖銳批評蘇俄的堅定者。

羅素的態度也影響到了徐志摩,徐志摩曾在蘇俄呆了三天,面對革命之後的俄羅斯,他觀察地很細膩,除了拜訪托爾斯泰之女,大學教授和列寧墓外,甚至路上的行人的表情、街道旁的商定的商品和陳列都在他的觀察之內。徐志摩見識了新社會的新秩序。徐志摩和羅素一樣,也開始迴歸保守的自由主義。

徐志摩也描述了羅素拒絕蘇俄的原因: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實現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能夠實現,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殘酷;就後者而言,它太虛幻。爲了實現那個虛幻的烏托邦,採用慘烈的暴力手段,讓人類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羅素害怕的。羅素不滿於人類生存現狀,但他拒絕流血。他也致力於救渡人類,但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和平的。

除了羅素,韋爾斯也和羅素持同樣的態度。他看穿了“原來一切都是演戲。”而徐志摩也肯定:“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

1925年秋天,作爲《晨報副刊》主編的徐志摩發起了一場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大討論。徐志摩把這場大討論看的很重:“這回的問題,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的。”他計劃通過這場討論來打消青年學生中那個“人類美好的未來”和“人類的天堂”。

在“仇友”討論中,最厲害的要數清華大學張奚若的文章《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他直抒胸臆:蘇俄是敵而不是友。他認定蘇俄對中國的危害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還要大:“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聯竟然毫無原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膽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什麼?”

對於好友胡適認爲“偉大的政治實驗”,徐志摩更是批評尖銳並提醒胡適:一、“蘇俄所懸的那個‘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沒有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二、“認清了他們的目標,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研究他們的方法對不對?這過程中所包含的犧牲值得與否”;三、“蘇俄有否權利到中國來宣傳他們單獨發明的‘政治福音’。而這些問題,胡適也表示自己確實尚未思考,他對徐志摩的反駁中,與他自由主義者的許多價值確實不太相符。

張象鼎曾致信徐志摩,蘇俄的黨化教育是新教育。徐志摩連夜致信張象鼎——《對張象鼎來函的按語及答覆》,並刊登在1926年9月20日的《晨報副刊》上:

這種教育,在中世紀的歐洲就出現過,那就是中世紀的教會專政。“它不僅劃定思想的出發點與方向,不容絲毫的含糊,並且干涉到非政治性的生活本體”,在這種專政之下,人們的信仰是規定的,知識範圍是圈定的,習慣種種也大都有一定模型。在思想上,不用說懷疑上帝或懷疑教會,就是有一點非正宗的見解,被看作異端,也要被活活燒死。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不容忍時期,“幸而生在自由已經爭得幾百年後的歐洲人,回望那黑暗時代的嶙峋劌目,沒有不打寒噤的。”自從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以來,人們才一步步獲得了自由。

這也表明,面對複雜的國運,有人這樣提醒過——它至少證明,當時的知識界並非全都犯糊塗,甚至頭腦發熱。而徐志摩的見解,也被後來的歷史一一驗證,造成了幾代人的苦難,可惜徐志摩死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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