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3｜夏商考古：弼成五服，從之與之？小大百邦，臣哉鄰哉？
【編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時”。即日起，“考古2023”系列稿件將陸續見刊，這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第五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多位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2023年夏商紀年範圍內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中原大地圍繞早期夏文化和夏商王朝都邑的綜合研究穩步推進。中原地區外圍新發現了若干同時期王朝“邊地”或者王朝地方基層經略管控體系中的中心聚落，突破甚至是顛覆了既往對夏商王朝地方青銅文明的呆板認知。在更遙遠的“半月形地帶”之外，從西北到西南的廣袤大地上，夏商紀年範圍內的一系列發現也可圈可點，不但豐富了早期青銅時代多元格局的認知，更填補了當地地方性知識的空白。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院繼續聯合組隊，按既定計劃進行了陶寺遺址的大規模發掘，主要圍繞1號夯土基址西側的2號夯土基址和溝西手工業作坊區的窯址羣開展工作。
陶寺遺址2號建築基址
經過發掘，可知2號夯土基址在陶寺文化早期始建，延續使用至中期，在晚期廢棄。基址平面大體爲圓角長方形，面積近600平方米，夯土基礎明顯爲挖基槽夯築。在基址使用時期，有填埋完整人骨及狗骨的祭祀坑和近方形的大蓄水坑或取土坑。蓄水坑或取土坑廢棄後，又被作爲陶窯的操作間。這一系列發現再一次表明，宮城確實在陶寺文化早期既已存在，並在其內有大型建築基址，至陶寺晚期2號等大型基址相繼徹底廢棄，成爲普通生產生活區。在2號基址西北角以外發現的一組小型晚期墓葬更爲重要。雖然陶寺晚期墓葬多無隨葬品，但晉南地區特殊的黃土條件，完好保存的人骨將爲陶寺晚期人羣來源、絕對紀年甚至墓葬間的人羣組織關係，提供關鍵材料，彌補上世紀80年代因爲科技條件限制而不能深入開展多學科研究的遺憾。遺址西南溝西村手工業作坊區發現殘窯4座、操作坑2個。陶窯在操作坑的生土壁上挖設，窯廢棄後兩次將周邊棄置不用陶窯的搗毀窯壁傾倒於操作坑中。這組窯址也是目前首次發掘的陶寺文化早期至中期延續使用的窯羣。
陶寺遺址二號基址祭祀坑
在中原，新密古城寨遺址在中斷工作多年後重啓發掘。最近連續三年圍繞以往城內著名的F1與F4周邊進行工作。2023年發現的1號夯土臺基，位於原F1與F4建築羣的東北部，平面呈西北-東南向長方形，面積約1800平方米。夯土臺基表面發現數排規律分佈的柱洞，整體應是南北對稱排房建築，中部庭院，東西帶回廊的結構。結合F1、F4與本次發現的1號臺基及東部的夯土遺蹟的相對位置關係考慮，如果上述遺蹟是共時存在，那這一組夯土基址似乎可在平面佈局上構成四合院式的建築羣，那將是中原地區王灣三期文化最晚階段大型宮室建築佈局研究的突破性發現，將中原宮室建築的院落佈局設計時代再次提前。同時，新發現的1號建築基址也位於城內中部偏東區域，這說明古城寨城址的核心區可能就在城內中部偏東。這對研究古城寨遺址宮室建築的選址甚至是否存在宮城，頗值得玩味。
古城寨遺址1號夯土臺基
2023年，登封王城崗的工作集中在大城，確認大城內存在跨新砦期、二里頭一至四期、二里頭至二里崗過渡期等階段的遺存。按照目前已刊佈的消息可知，城內有“十字交叉的路溝、與路溝平行的牆垣和溝渠、奠基兒童的房屋和帶散水設施的房屋，陶窯、制石作坊等生產設施以及祭祀坑、硃砂葬、墓地等遺蹟”。雖然現在不知道這些道路（溝）、與道路平行的牆垣的方向、年代，但上述對相關發現的描述必然讓人直接聯繫到二里頭的“網格式”佈局。雖然不確定王城崗的新發現年代早於二里頭還是與之相當，但設計理念當屬同源，是統一城邑營建佈局理念的產物。王城崗遺址2023年還發現有二里頭時期的銅爵（殘）、綠松石蟬、獸面紋陶小方鼎、（漆）觚（陶）爵盉簋的隨葬品組合、石鉞、石璧、卜骨以及刻符陶器等遺物。說明從王灣三期至二里頭文化時期，王城崗遺址始終是潁河流域有一定地位的聚落。發掘者提出遺址核心區可能有自東小城向西小城，再向西小城以東，最後到大城中北部的自東向西佈局變遷過程。但這種變遷是遺址本身的中心遷移還是遺址的不斷擴建過程，卻需要甄別。如果是前者，則遺址的核心區在轉移，遺址本身可能在縮小；如是後者，則是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的中心變遷，大城與中心區的設計關係就需要重新蠡定。
王城崗遺址二里頭四期硃砂奠基坑
深受全國學者關注的二里頭遺址，2023年在遺址區內多點開花，發掘區域分佈於“祭祀區”西側網格北側道路的西段、“祭祀區”—宮殿區東側約270米南北向灰溝和南北向道路、牆垣，以及宮殿區中部5號基址以西區域。
在“祭祀區”—宮殿區東側約270米處，發現與宮城區東側南北向道路大致平行的南北向灰溝、道路和牆垣。灰溝已知南北長約130米，東西寬10餘米，深約4米。溝底有水鏽，填土較純淨，表明這條溝經較長時間空置而導致降水浸泡，但並非垃圾填埋場所。發掘者認爲灰溝形成於二里頭文化二期，廢棄並被填平之後，在其東西兩端開始修建東西寬近2米的南北向夯土牆垣。在夯土牆垣之間，踩踏形成了東西寬13米餘的南北向道路，南端與宮城區北側的東西向道路相交，十字路口的西北拐角內側發現有拐折的夯土牆。這段道路的年代爲二里頭文化三期。在宮城區以東隔一個方格的東側發現平行於宮城東側南北向路的道路，說明宮城區以東至少存在平行的兩個網格街區，且並不等大。更令我興奮的，是這條新發現的溝。溝與道路方向相同，上下疊壓，溝的年代更早，十分寬闊，年代又是關鍵的二里頭文化二期，很可能是一條與五號、三號建築基址同時興建的，位於宮殿區東側的壕溝，是二里頭文化一、二期階段遺址的外圍防禦設施。甚至大膽假設，它就是二里頭早期環壕東部部分。這一發現再次暗示，二里頭遺址必然存在與遺址等級相匹配的防護設施，也就是必然存在“城”或“壕”。
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道路與牆垣
在“祭祀區”以西區域的西北方向，發現與宮城區北側東西向道路平行的道路。道路南側發現有疑似紅褐色夯土牆，道路北側發現有陶窯和數個灰坑。發掘者判斷陶窯的廢棄時代不晚於二里頭文化三期晚段。在陶窯附近的灰坑中出土有泥料、泥坯、燒土塊、陶器半成品以及膨脹變形的陶器殘片。這是二里頭遺址相對集中發現的製陶遺存，不排除該區域存在陶器加工作坊的可能。
二里頭遺址的負責人推測“祭祀區”、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以西至少各存在一個分區；“祭祀區”、宮殿區以東的則至少各存在兩個分區。如此，二里頭遺址網格狀街區至少已經確認10個，全遺址復原至少有12個。各街區外側應當都有圍牆間隔或其他防護設施。這些街區是同時興建，還是有不斷擴增的發展歷程，既往並不清楚。結合從新發現的宮城區東側的灰溝來看，我以爲很可能靠近遺址外圍的街區，是在“井字格”出現後新擴建出的。如果後續的工作能證實這一推想，則二里頭佈局的擴建認識甚至外圍的“城”、“壕”則可能不止一重。
與二里頭遺址密切相關的，是偃師古城村遺址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壕溝。該遺址位於正對着二里頭遺址的今洛河以北。2023年的工作確認了三道壕溝和一道夯土牆基。這些壕溝和夯土牆整體位於二里頭遺址東北方向。最靠南的一道，略偏西北-東南向，其餘兩道則略偏西南-東北向，其中中間一道壕溝的南側，有一道平行的夯土牆。北側兩道溝，東西長約1700米，在其東北拐角向南拐折約300米。壕溝與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灰溝近似，填土較爲純淨，陶片稀少，但年代均爲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晚段。目前壕溝和牆基與二里頭遺址的道路、建築的方向不完全相同，如目前能看到的示意圖位置準確，似乎這三道壕溝整體上在東、北方向上對二里頭遺址有合圍之勢。它們是二里頭遺址以北最外側的壕溝和牆垣，還是一個與二里頭平行的次級環壕聚落，甚或是個新的多網格街區的一部分，尚待更多材料證實。
但這一發現無論如何，都是極爲重要的線索，它的發現說明，作爲都邑的二里頭遺址外圍，還當有更爲複雜的設施或“衛星城”存在。
古城村遺址夯土牆基和壕溝位置示意圖
走出王畿區，夏代晚期二里頭文化在多個方向上展現出了擴張態勢。在魯山鄧寨和方城八里橋，兩處二里頭文化中晚期的地方聚落髮現可圈可點。
魯山鄧寨遺址地處沙河一級階地，西、南兩側爲伏牛山餘脈。遺址北部分佈的大量鵝卵石說明其北側毗鄰古河道，大致呈南北向長條狀向沙河延伸。2023年發掘了7座二里頭文化時期墓葬。墓葬雖遭破壞，但形制和規模基本一致。說明遺址的等級和人羣差別不大。隨葬品中出土有白陶爵、盉、鬹、綠松石等高規格器物。
鄧寨遺址M9
方城八里橋地處方城埡口，是中原腹心地區進入南陽盆地乃至江漢平原的咽喉。該遺址上世紀90年代曾有過小規模的發掘工作，發現過玉鉞、卜骨等高等級遺存。2023年的工作，新發現了夯土建築基址、牆垣、環壕等遺蹟，出土有玉器、綠松石嵌片，甚至還有疑似鑄銅或冶煉的遺存。雖然現在信息發佈不多，但仍令人振奮。
聯繫八里橋與鄧寨遺址的發現，結合汝州李樓、寶丰小店、鄧州穰東、淅川下王崗等遺址的發現，乃至既往襄陽地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存，令人相對清晰地看到自嵩山以南，沿外方山、伏牛山東麓南下，自汝州、寶丰至魯山而方城，可進入南陽盆地腹地，再經南襄通道、隨棗走廊進入江漢平原的交通線，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仍然通暢。襄陽谷城馬鈴溝2023年發現的二里頭文化二三期的陶器，當沿此路線南下。相關發現，再次證明了李維明二十餘年前的推斷，這條路線是二里頭文化在今京廣線駐馬店、信陽至“義陽三關”、桐柏孔道而越大別山南下之外的另一條南下主通道。
與二里頭文化同時，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有三支，一爲西北方向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一爲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一爲東方的嶽石文化。三支考古學文化可能對應了夏人的山西盟友、商人和夷人，但也都存在年代下限、分佈空間的共性問題。2023年，這三支考古學文化恰好都有可圈可點的新發現。
在二里頭文化分佈核心區以北的古黃河北岸太行山與王屋山一帶，龍山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時期有一系列新的發現。
在孟州趙和鎮的西小仇遺址，鄭州大學考古系對其進行了系統勘探，發現該遺址存在內側城牆和壕溝、中壕、外壕三重壕溝，其中內城壕的年代不晚於龍山時代晚期，中壕年代不晚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由於該遺址位於老蟒河支流的王屋山餘脈前緣，再向西北即可到達濟源軹關陘。聯繫前兩年濟源新峽遺址刊佈的資料，二里頭文化向垣曲盆地的擴張又補上了空間上的一環，在這個交通線上當存在多個區域性的中心。
在中條山南麓，2023年也有填補空白的發現。山西省同仁在配合基本建設的過程中，對平陸縣良莊遺址隨工清理，發現了盆形鼎、三足皿、花邊罐、平口甕等具有濃厚的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陶器，還有類似綠松石、小型銅器等具有一定等級的遺物，其文化面貌與中條山北麓的東下馮類型遺存差別明顯，時代可早至二里頭二期。良莊遺址所在的平陸、芮城一帶，南依黃河、地處運城盆地以南，地處虞阪古道要塞，但既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存相對匱乏。過去張立東曾敏銳地指出垣曲盆地是二里頭文化的分佈區，而這次發現又證明在平陸芮城的中條山南麓也屬於二里頭文化的分佈區。這一發現不但填補了學術認知空白，更會促進對東下馮類型分佈範圍的延伸思考。
良莊遺址發現的盆形鼎和三足皿
翻過中條山，東下馮遺址東南部2023年的主動性工作中，也有新的收穫。該遺址2023年在發掘區西南部發現一處較完整的“地坑式”窯洞院落，由5座窯洞、2座儲藏室、1眼水井及室外竈組成。院落整體坐北朝南，出入口位於南部，與院子中部水井及北部最大的窯洞構成院落的南北向軸線。“地坑式”窯洞院落使用時期爲東下馮三期，廢棄於四期。在“地坑院”廢棄堆積內，發現衆多遺存，甚至包括原始瓷片、卜骨、散亂的綠松石嵌片和3000餘件以銅礦石、銅煉渣、草拌泥爐壁爲主的與冶銅相關的遺物，其中也有少量陶範殘塊。這說明，在院落廢棄前，遺址某處存在銅器甚至是綠松石加工生產活動。這一現象指向的線索至關重要，相信讀者必然拭目以待發現相應的原生堆積。規整切割的綠松石嵌片暗示，類似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鑲嵌銅器，無論是牌飾還是幾何、動物形的儀仗器物，如果未來出現在本地的考古發現中，當不會太令人意外。而這有進一步暗示，東下馮類型的意識形態乃至信仰，是更加二里頭化的。東下馮類型的分佈範圍進一步確證，縮小在中條山以北的運城盆地，而從高等級器物的流通，甚至反映意識形態信仰材料的發現，表現出其與二里頭文化更爲接近。這似乎進一步說明這支考古學文化，沒有想象中的廣袤分佈地域，高層更是與二里頭文化相契合，更像是二里頭文化的地方類型。
東下馮遺址的地坑院
東下馮遺址發現的綠松石嵌片和陶範殘塊
再向東北，絳縣西吳壁由數條灰溝和遺址東部沖溝圍合起兩處封閉區域，兩處區域不但有冶鑄遺物，還發現了泥坯，甚至還有一座包含多具人骨和獸骨的大型祭祀坑。雖然不知道泥坯是爲製陶還是制範還是建築材料準備，但該區域在夏時期和手工業生產密切相關當是必然。相關陶範與石範的發現，證明西吳壁可以製造一定體量的銅容器，這對該遺址生產產品的認知是一大突破。同時，在IE5區發現了冶、鑄銅一體的一處活動面，也進一步說明，該遺址在精煉生產之外，是兼具一定鑄造生產能力的。
西吳壁夏時期灰坑中人、獸骨
沿汾河向北穿過陽曲到忻定盆地，2023年在原平大營和忻州尹村遺址都發現了夏時期的遺存。在大營遺址發現了青銅素柄舌刀與蛇紋鬲、銅渣共出的跡象。這一發現暗示，小規模的銅器生產，在夏時期可能比我們預想的要更爲普遍，技術壁壘可能更多集中於形體較大且有花紋的銅容器之上。
忻定盆地而東穿越太行山，是下七垣文化保北型的分佈區。爲配合雄安新區的建設，容城東牛與午方遺址繼續發掘，所獲保北型遺存的測年結果卻已進入早商紀年範圍，這對測年數據稀缺的下七垣文化研究，尤其是其年代下限的判斷至關重要。
在夏時期，與下七垣文化隔黃河相對的古黃河以東，是嶽石文化的分佈範圍。2023年，山東大學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在膠東半島東部的高密前冢子頭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該遺址核心區約4.7萬平方米，大致呈方形，四周被兩重環壕（局部三重）包圍，環壕間有疑似“壩子”分隔，南、北、東三面有疑似通道。該聚落自大汶口文化以降、斷續沿用至東周時期。壕溝始挖年代均在龍山時期，環壕體系構建成後，其內壕與中壕一直沿用至周代，且各期都有疏浚。該遺址是膠河流域首次發現的嶽石文化遺存，填補了該區域的空白。但較爲奇怪的是，遺址內未發現珍珠門文化遺存，似乎在晚商階段無人居住。
上述五處新發現在東下馮類型、下七垣文化和嶽石文化的分佈空間上給予既往研究以調整的空間，但測年帶來的年代下限後移，卻是未來研究必須關注的焦點問題。
如同去年所提及的那樣，從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時代中原腹心地區到臨近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一系列考古發現的共性現象提醒我們，除了不同城邑中皆有倉儲設施外，環壕、街區制、小型鑄銅生產活動，在不同遺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材料在緩慢積累，認識在不斷沉潛，夏王朝階段不同聚落的社會發展共性必會有清晰的面貌展現。
2023年的商代考古突出成就，可以簡要概括爲都邑的持續進展和地方商代青銅文明的突破。
鄭州商城的突出成果可以商城內城東南部的創新街小學北區和書院街地點爲代表。前者首次確認了內城中存在手工業作坊，且制骨生產與鑄銅生產共存一處。後者則在持續工作的基礎上將既往兩年發現的白家莊期平行壕溝圍合，壕溝目前已發現3個出入口。在壕溝的圍合空間東北部存在分佈有序的南北向白家莊期墓葬，而在南部確認了6組夯土建築基址，結構爲長方形多間排房式及四合院式，年代自二里崗下層一期延續至白家莊期。在書院街還發現了人牲坑、狗坑、豬坑、牛角坑等和祭祀有關的遺蹟。
書院街墓地通道Ⅱ、Ⅲ柱洞遺存
將書院街環壕與創新街小學、塔灣西街、文廟東和書院街地點發現的縱橫交錯的水網結構相結合，這一現象再次說明，鄭州商城內應該存在多個以溝渠、環壕爲界格分割的社區空間。這與二里頭的多網格式佈局實際是相同的空間佈局理念。而兼具空間分割和給排水功能的溝渠，是不是專屬的墓地圍溝，而可以被稱爲“兆溝”，是需要學者警惕和慎重的。對概念使用的不嚴謹，往往會帶來對城市功能和在共時性尺度下的佈局研究錯誤。
鄭州商城內城東南部發現的商代溝渠左上、上中、右上、左下依次爲創新街小學、塔灣西街、文廟東、書院街）
塔灣西街發現的石砌擋水牆
偃師商城2023年度的田野收穫有三。一是Ⅲ號基址羣的發掘證實了基址羣外圍沒有圍垣。基址羣包括均勻分佈的南北5行，每行15-16座建築基址。基址羣始建於商城3段，廢棄於5段，爲一次規劃一次建設，當也屬府庫性質建築羣。通過對宮城東、南、西兩側排水系統的發掘確認，在宮城東部，雨水匯入其東側的南北向排水溝渠；在宮城西部，雨水排入了宮城西側的排水溝。宮城南部3號和5號基址的雨水可能排入宮城南側路溝。宮城南側的東西向主幹道，貫穿小（大）城東西。同時，在道路西端的大城牆上新發現1座城門，可能涵蓋小城和大城兩個階段。以新發現的道路、排水溝和建築基址等城市空間要素的分佈狀況，可以確認偃師商城小城區域已經具備與二里頭遺址相似的網格狀城市佈局。
偃師商城宮城周邊排水系統
洹北商城的工作集中於宮城一號基址（F1）東廡和郭城東南角。宮城一號基址是宮城中最大的一處夯土建築基址。但2001-2002年的發掘因爲機場佔壓原因，只揭露了西廡的全部、主殿和南廡的大部分，本次發掘明確了主殿東端、東耳廡、東廡北部臺基範圍和柱網結構，明確了東耳廡上南北通道形式，在內偏西側開南北向通道，與西耳廡的通道基本對稱，結構相似。但東廡爲外側雙柱牆單面廊結構，與西廡無柱的平臺式建築截然不同。同時，頗令人意外的是，在F1的東側，新發現F3，爲一處地面建築，這對於洹北商城宮城區的平面佈局和歷時性變化都提出了新的問題。
洹北商城一號宮殿東北角發掘區
郭城東南拐角是洹北商城現存唯一未被現在建築疊壓的城角，2023年的發掘確認該處存在城壕。城壕之上有一條與城壕方向相同的道路疊壓，並被殷墟三期的一條祭祀溝打破。初步判斷L2爲城壕廢棄後在城壕之上形成的道路，而殷墟時期的祭祀溝內遍佈人、馬、牛等犧牲，其種類、規模、數量與祭祀方式皆爲殷墟此前發掘所未見。既往在洹北商城範圍內罕見殷墟階段的遺存，以至於有學者甚至懷疑洹北商城所在空間在殷墟時期的性質如何，這一發現無疑將爲該問題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在洹北商城以西，王陵區在很小的發掘面積中，清理了大量遺蹟。在第四地點的40座南北向長方形祭祀坑中埋有人、狗、羊和豬等，其中狗的數量最多，一坑中最多有26只。埋藏物品有青銅器、玉器、陶器、骨質器、彩繪織物以及海貝、綠松石、蚌片和螺螄等。據青銅容器、陶器可知，有關祭祀坑的年代均與小屯M5（婦好墓）年代相當。同時，清理第二地點人頭骨祭祀坑7座、墓葬12座，地層關係顯示後者打破前者。墓葬年代多爲殷墟四期，人頭祭祀坑的頭骨數量多爲10個一組。在第五地點還清理了動物祭祀坑9座，其中5座在1978年被清理過；新清理的長方形坑有鹿坑、聖水牛坑兩種；新發現的大型方形口馬坑與1978年發掘的馬坑的大小、形狀相似。本年度的考古工作爲研究殷墟王陵區圍溝年代、商代祭祀形式提供了新資料。這次發掘基本上確認了王陵西區東圍溝南部先有祭祀坑後建圍溝，因此圍溝在南端轉圜。同時，確認了王陵區除了各類祭祀坑外應當存在陪葬墓。
王陵區新發現的祭祀坑
在洹河以南，殷墟南部外圍區域的基建考古工作中，發現了多個聚落點，其中文峰大道與華祥路交叉口東北角，鐵西殯儀館南側的大坡遺址是繼辛店遺址、陶家營遺址、宗村遺址和鄭家村遺址之後又發現的一處晚商聚落遺址。2023年清理了殷墟時期的墓葬27座、車馬坑1座、祭祀坑5座。三座“中”字形墓葬，皆有殉人。大型墓周邊分佈有殉人坑、殉馬坑、殉牛坑及車馬坑等祭祀遺存。中型墓M19東、西壁豎立6杆銅矛，較爲特殊。殷墟外圍近年來多次發現殷墟階段的聚落，往往存在殷墟晚期的帶墓道大墓和夯土建築。
安陽大坡遺址中型墓M19
新材料的積累必將帶來問題的細化。這些聚落與殷墟的核心區是何關係，有無空間分割的設施，甚至是否在這些聚落以外存在殷墟的外圍壕、牆設施，都值得進一步仔細尋找。而晚期帶墓道大墓在殷墟外圍遍地開花，似乎說明了殷墟晚期的等級制度鬆弛。
在殷墟以外，與商王朝關係密切的新發現中，淶水富位、清澗寨溝的發現尤爲重要。
富位遺址2023年重啓工作，新發現了11座商代豎穴土坑墓。這批墓葬的墓向皆近東-西向，排列有序，普遍隨葬典型大坨頭文化風格的彩繪陶器，同時也發現了大坨頭文化彩繪陶與二里岡上層文化因素的陶簋、柄形器同出，與包含洹北階段商式器物的遺蹟存在相互打破的地層關係。這批墓葬葬俗複雜，二次葬、碎器葬、殉牲亦有發現。這些發現皆填補了大坨頭文化內涵的空白。富位遺址還發現了一夯土建築，被大坨頭文化墓葬和早商偏晚階段的灰坑打破。這對於瞭解大坨頭文化年代下限，商代北方地區葬俗傳統都有重要學術意義。
2023年周邊地區青銅文明的考古工作中，寨溝無疑是石破天驚的，雖然出土器物有限，但其意義絕不亞於三星堆。
寨溝遺址的發現內容因其入選“六大”、“十大”發現，爲公衆所知。該發現的意義，除了發掘者所總結的之外，北大曹大志也圍繞黃土丘陵地帶的社會複雜化有數點總結。他認爲，黃土丘陵的中心聚落（表現爲大型建築、大型墓葬）數量多、密度高，可能是因爲政體的規模較小，反映當地還沒有兼併出大型政體，處在社會複雜化的較早階段；當地大型建築和墓葬需要調集的人力資源較多，很可能是利用了宗教的號召力；當地仿效了商文明的墓葬形制和統治者彰顯身份的方式，同時也可能是早期車馬輸入的關鍵節點；當地的鑄造遺物數量都不大，對應的鑄造產品不會很多，說明當地的鑄造作坊還不能長期穩定地生產、還沒有成規模的產量，大部分青銅容器還是安陽的輸入品。
寨塬蓋頂下沉式院落建築
瓦窯溝M8
上述認識無疑是基於他對黃土丘陵地區長期研究得出的敏銳結論。但我仍想強調，在安陽的影響之外，當地有綿長的生計方式和聚落選址傳統。使用陶器和身體裝飾品的選擇，也能看出與長城沿線東部地區的廣泛交流和共性選擇。但當地文化傳統和彰顯權力、財富方式的鉅變，卻始自二里岡文化進入河套和退出河套地區以後。商王朝在南流黃河與河套地區留下了什麼和遇到什麼，以及爲什麼退出上述地區，是後續應該持續關注的。更遙遠的可以使用馬車製造馬車的人羣從何而來，與當地自龍山時期以來的人羣是否屬於不同時代的同一人羣，目前無法確認。同時，殷墟以西北崗王陵M1136-1137爲代表的最早的車馬坑中採用的車馬器甚至紋樣風格，爲何與浮山橋北以及寨溝接近，似乎也不能單純用安陽的反向影響來解讀。雖然寨溝墓葬中的殉車測年不是殷墟最早階段，但馬車的原始樣態、車器紋飾的早期風格暗示了他們才更有可能是殷墟車器裝飾風格的源頭。而帶墓道墓葬的葬俗、大墓墓道的朝向等問題，如果聯繫西北地區大型墓葬墓道傳統、殷墟突然出現的大型墓道葬俗，似乎也不宜將殷墟的影響過分誇大。
瓦窯溝M8葬車
無論如何，寨溝的發現展現了在長城沿線，存在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體，社會發展程度超過既往的想象。寨溝展現的黃河西岸圖景，在黃河以東的晉西北，太行山東西的冀北、忻定盆地乃至灤河流域，很可能也有類似的表現形式，甚至相當的方國。對此，應當充滿信心。
在傳統意義的商王朝控制和直接影響範圍以外的西北、長江中下游地區，2023年也有亮眼的發現。
在長江下游，毘山遺址經過多年工作，迎來了聚落考古的突破。遺址沿毘山山體發現一圈壕溝，其主體使用年代爲後馬橋文化時期。壕溝內部的麻雀田地點發現了一批集中分佈的建築遺存，且有東區爲基槽式小型房址區，西區爲幹欄式大型建築基址區的區分，大型建築甚至有較明顯的歷時性變化。毘山大型建築幹欄式與高臺式建築相結合，是目前晚商時期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同類型建築遺存中最大的一處。毘山遺址堆積層位明確，出土陶器特徵鮮明，且在碳14測年數據集中於1250-1000BC能具備分期條件，這對於當地考古學文化的性質認知無疑是最具價值的。
在閩浙皖閩四省交界的衢州，浙江省的同仁確認了浙西地區第一座商周時期的古城址。作爲衢州地區繼衢江孟姜村土墩墓羣后又一項重要的考古發掘，衢江區石角山古城年代上限可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中期。發掘確認，城址的核心範圍包括南側的1號臺地（也可稱爲城）及北側的“小城”，面積約7萬平方米，很可能有兩道環壕，極可能存在外圍的“大城”。城址以外的衢江沿線有較多土墩墓羣，石角山城址的發現，或許能爲這些墓葬找到歸屬。
在長江中游，汨羅黑魚嶺墓地持續發掘，共發掘商代墓葬98座，經過兩年的工作，大體瞭解了墓地的佈局。該墓地商代墓葬以南北向爲主，少量爲東西向。隨葬陶器以本地費家河文化爲主，但也有很多能得到殷墟同類器物的器型印證，據此可以卡定該墓地的大體年代，彌補因爲人骨無存無法進行碳十四測定的遺憾。
黑魚嶺墓地M95隨葬器物組合
在橫斷山區腹地的瀾滄江與吉岔河的交匯口，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共樂村，發現了一處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的聚落，發現8座石構建築，建築的柱網結構比較複雜，分爲內、外兩重，此外還有數十座半地穴建築。遺址比較意外的發現是9座地穴式熔爐，有明顯的鼓風口，推測爲冶煉、熔鑄用爐。53座墓葬雖然均爲嬰幼兒墓，但類型複雜，有象徵性石棺墓、豎穴土坑墓、甕棺墓之別。從能看到的報導可知該遺址年代跨度大，從距今3800年可持續至戰國時期。雖然不確定房址、墓葬的人羣或者文化是否有變更，但無論如何，該地的冶鑄遺存是近年來除金平縣龍脖河以外的一個重要線索。
沿橫斷山北上，夏爾雅瑪可布遺址可以作爲2023年度夏商時期考古發現回顧旅行的終點。這個坐落在柴達木盆地東南邊緣的遺址，地理環境封閉，自然條件惡劣，但哈圖河分割的兩個臺地，卻明確地具備功能分區意義。西北側面積8萬餘平方米的臺地爲單純墓葬區；東南臺地是面積更大的居址。除兩個臺地外，似乎遺址還有外圍的居址和墓地。該遺址的居址區堆積最厚可達3米，有內圈石城（牆）、土坯牆、木構圈欄、房址、銅冶鑄遺存等，以及衆多灰坑、灰溝、火塘等遺蹟；墓葬區3片墓地共勘探發現3000餘座墓葬，既有豎穴土坑雙重棺槨墓，也有石槨墓，盛行二次擾亂葬。這個遺址的發現，對於面貌並不清晰的諾木洪文化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夏爾雅瑪可布遺址的石牆
2023年的夏商時期考古，目不暇給的驚喜新發現令人會生出“生有涯而知無涯”的一絲悲哀。但也再一次帶來了諸多需要注意的學術前景或者問題：
首先，年代仍然是任何新發現學術意義的積澱。年代在夏商考古的表現，或許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的。一方面，既往匱乏測年結果的考古學文化或類型，在近年來尤其是2023年補足了不少新數據，這對於中國青銅文化格局的相互關係判定，無疑有太多需要調整的研究空間。類似嶽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大坨頭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齊家文化等夏商時期關鍵青銅文化的年代框架，需要在未來的工作中，重新構建。另一方面，在同一遺址中的不同遺蹟，如果不在相對最小的尺度下進行共時性研究，對遺址的功能區判定和佈局研究，都將只能是空談。後一個維度，尤需要學者警醒。
其次，對遺存面貌的辨識和判定，是基於比較和沉澱的。任何概念先行的假設如果不經過遺存的實踐檢驗，出錯的概率會增大。以賽亞·柏林說“所有原創性理論的作者都傾向於誇張”，但對於物質文化遺存的規律性總結和理論化凝練，卻由不得誇張。甚至於，過分的強調，都會影響田野操作時的判斷。任何先入爲主或者模型優先的考量，在新發現面前只會是過眼繁華。回到材料本身，重視跡象本身，分析遺物本身，對不同遺址間近似現象的宏觀歷時性梳理與共時性比較，對於理論的凝練，或許更有價值。
其三，地域性青銅文明的發展程度及其與更“外域”的文明體間的交流，需要有清醒的估計。在已經形成了王朝的夏商階段，各地理單元中存在衆多國族，幅員遼闊之間有的人羣世居其間，有的竄于山河往來不定。在同一個時間剖面下，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交叉縱橫關係，也甚至有跨區域的流動和互動，甚至可能存在利奇提出的“高地政治體”或者斯科特提出的主動遠離中心避入山林以逃避國家治理範圍的山民部落。不同地理環境有不同的生業經濟，造就了不同的人羣共同體，他們需要或者不需要產生集權政治權威或政體組織形式，都會有偶然和必然的辯證統一。以中原王朝的模式去審視千差萬別的地方性知識，往往會產生闡釋的誤差。王明珂對於“邊緣”的強調，雖有“過頭”的傾向和材料上的瑕疵，但如何理解不同文化或文明體的共時性互動與歷時性傳承，當是未來夏商、兩週考古具有巨大研究前景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