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調高最低工資 尚不足以改善低薪

最低工資法今年初上路，昨首度召開最低工資審議會，結果如外界預料「連九升」。記者林伯東／攝影

過去三年物價上漲嚴重，導致勞工實質薪資連續負成長，2023年全年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0.05%，是連三年負成長，實質總薪資負成長1.04%，創下11年來最大減幅。連今年第1季的名目「經常性薪資」雖然年增2%，但卻低於物價上漲率，以致於實質經常性薪資仍然年減0.09%，是連續第四年負成長。

尤其，對所得最低20%家庭者而言，至少一半的收入都必須花費在基本的生活支出上，受到通膨影響最大。因此這次最低工資調幅約4%，雖然比工商界原本期望的3%調整幅度高了一些，但爲了消弭「物價上漲」對邊際勞工的衝擊，有其道理，也應爲工商界所能勉強接受。

賴政府當然會把調漲最低工資，當作上臺後的一大政績，但是，就像勞動部長何佩珊所說的，最低工資主要是針對「邊際勞工」，也就是僅具有基本勞動技能、剛受完一定基本程度的教育、初入職場的受僱者，提供基本的經常性薪資保障。

因此調漲最低工資，影響的其實是人數有限的「邊際勞工」，對於整體薪資的影響可謂微不足道。賴政府別以爲連年調高最低工資，就可以明顯改善國內勞動市場普遍低薪的不合理現象。

道理很簡單，企業僱主不會因爲政府調高邊際勞工的最低薪資，就把薪資遠高於最低薪的多數、資深、有技能的員工的薪資，全面性地、照一樣的調幅來調高。尤其是，在人浮於事的服務業，有些僱主可能排斥缺乏技能的邊際勞工，反而讓邊際勞工未能享受邊際利益，甚至受害。

從主計總處的國內生產及要素所得分配資料來看，國內生產毛額（GDP）在扣除折舊及生產與進口的租稅後，剩餘分配給勞工的「勞動報酬份額」及資本家的「營業盈餘份額」，最近的中長期呈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勞動報酬份額由2012年的45.7%，下降爲2021年之43.0%（歷史新低）及2022年的43.8%；相反地，企業營業盈餘佔GDP比率，反而從2012年的31.8%，上升至2021年的36.4%（新高）及2022年的34.3%。尤其佔全體受僱員工比率接近六成的服務業受僱員工最慘，在2013~2022年期間，月薪九年來只成長19.8%，比全體受僱員工每月薪資成長率26%少6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近十餘年來，總體經濟成果分配給「股東」份額逐漸提升，而分享「員工」份額反呈遞降趨勢。這也代表，即使過去十年來政府連續調高最低工資，但是勞動市場仍然呈現薪資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也導致所得分配不均更趨惡化。

因此，賴政府不能以連續調高最低工資爲滿足；更應以各種財政、金融工具，控制物價上漲率，以免勞工的薪資被物價上漲侵蝕，讓最低工資的調整徒具形式，甚至最後化爲無形。更重要的，應用紅蘿蔔與棍子雙管齊下的方式，將經濟成長果實多分配給勞工。

立法院雖然三讀通過「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鼓勵中小企業增僱員工，併爲基層員工調薪，將加薪薪資費用得自當年度營業所得額中減除率由130%提高至175%。但是減稅額度有限，尚不足以構成中小企業加薪的誘因，應再調高減稅比率或給予稅額抵減。

對於大型企業或上市櫃公司，應加強公司治理規範，要求稅後盈餘的一定比例，用於調高員工薪資，讓企業的勞動報酬份額溫和成長，甚至列入ESG指標，讓同甘共苦的勞工能夠和股東共享企業盈餘成長的果實，比起調高最低工資更具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