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調執法不公 人心難平

（圖／本報系資料照）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是莊子的名言，司馬遷也援用以批判當時的朝政。

這句話並不是在爲「竊」的行爲開脫，竊無小大，皆爲犯法，只要有明確證據，法律之前，應該人人平等，都應該據以量刑。

但「竊」的確又有大小之別，竊鉤固然有罪，但情節輕微，而遽然以死量刑，這是「罪與罰」的失衡。「竊國」當然是情節嚴重的大罪，但不僅未得到懲罰，反而僭居高位，甚至人人稱頌，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莊子說了，「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一切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皆操掌於王侯之手，就是自詡爲「仁義」之人，也沒有人敢於有異議。

其實，法律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律條嚴明，除非變法改制，本來是所有人一體適用，不能有任何例外的。但是，法條雖在，但施用之人，不僅憚於揭露，更處處爲之彌縫，甚至曲文說解，加之以「仁義」之名，這不是法律不公，而是司法者的不公。司法者一旦不公，法律就不可能是人人平等，會因爲有權有勢有財的王侯而形同虛設，這纔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果檢調單位的證據確鑿，高虹安所犯的情節雖輕、數額雖小，該追究的仍然都應該進行。高虹安有無犯意、有無貪污，司法如何裁斷，自有法庭上的攻防，既已進入司法程序，一切都必須依法論處，任何人不能置喙。不過，依照臺灣對相關貪瀆案的審理狀況，高虹安如果未能舉出能說服法官的證據，被判處爲有罪，恐怕不但會被褫奪公職，甚至連牢獄之災也難以避免。

量刑輕重，除了與引據的法條攸關之外，法官的自由心證也是非常重要的。檢調單位起訴高虹安，其實也是職責所在，就看法官如何判決了。

蘇東坡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虛構了一個「想當然耳」的典故，說堯帝之時，皋陶奉命掌司法之職，遇到有罪當死的犯人，皋陶堅持非依法行事、「殺之三」，判處死刑不可；但堯卻認爲不應該判得如此嚴厲，「宥之三」。由於故事是虛構的，所以我們也無法知道究竟最後的判決是如何。但是，蘇東坡卻藉此衍生出「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的一番道理，對堯的忠厚，是極其肯定的。

檢調單位是皋陶，依法提出告訴，儘管堅持非將高虹安衡以重罪不可，且有「犯後態度不佳」等主觀的理由，未必能信服人心，但基本上還算是恪盡其職守的。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法官都會像堯一般的「忠厚」，但是，犯行即便確定，也是有大有小，「罰疑惟輕」，這纔是「慎刑」的態度。這不僅僅是針對高虹安而發，其實也直指其他涉貪數額較小，而量刑卻深重無比的其他人。

在這裡，「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最令人反感的原因，其實是出在檢調層面，小數額的貪瀆，檢調單位花費九牛二虎之力予以偵辦，耗時9個月之久，且在最敏感的時機起訴，但是對其他動輒涉及數以億計、百億、千億計的案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輿論紛紛，都仍投鼠忌器，按兵不動，就難免令人覺得其執法未免也偏差太大了。這纔是目前臺灣司法最大的病竈。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看似人人平等，其實卻是根本都不平等的。竊鉤者的小魚小蝦，雖是落入網中，被繩之以法了，而竊國者般吞舟的大鯨魚、大鯊魚，卻仍縱橫於大海之上，掀波翻浪，這教人心如何得能平衡？

高虹安的起訴案，司法猶未判決，我們不能遽然就稱其「不公」，但是，檢調單位見樹不見林，捉小放大，就是明明確確的「執法不公」了。

（作者爲退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