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溫和的，也是堅定的。在時代鉅變時，依然保持清醒的預判

中國的20世紀20年代，各種主義橫行，眼花繚亂的主義也使得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知識分子眼花繚亂，無所是從。

胡適是實用主義的信徒，他主張一點一滴地進行社會改良，反對排他的各種主義，因爲違背思想自由，更反對空談主義，凡事都要從具體問題入手，一步步，一點點的來推進，而主義的大危險就是容易讓人們尋到包醫百病的良藥，不再關心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了。空談救不了中國。這點他一直告誡青年學生。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適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談不上什麼主義，因爲在當時各種主義爭雄中，胡適的自由主義是意識形態色彩最爲淡漠的一種。許多主義都有排他性，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卻能容忍和包容各種主義和異議。 所以胡適的這種主義的具體特點是理性、獨立、懷疑精神、自由、民主、程序和個人主義。

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地位極其尷尬，因爲這種主義強調個人主義，強調尊重個人，必須保證每一個個體的獨立性和特殊性，而且要尊重他們的特殊性，所以胡適的自由主義缺少鼓譟性，難以激起當時人們的情緒；更缺乏組織性，因爲強大的組織性必然要形成鐵律，而這種鐵律又與自由主義的個體主義相悖論。所以比較分散或者鬆散。

在20世紀20年代，胡適的自由主義尚可在鐵與血的稱雄中也能生存下來，但是日本侵華以後，胡適的自由主義被迅速邊緣化。

這一時期，革命 流血 犧牲 悲壯 浪漫開始成爲主流。學生和知識分子也開始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和傳統開始否定，自由、理性、容忍、個人主義被拋棄，充滿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口號開始席捲一切。

學生開始以強烈的民族主義取代早前對個人的關切，願意暫時拋開對個人自由的堅持，而加入政黨對抗帝國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正是學生能和注重羣體忽視個性的政黨接近的理由。

這是政治的方面。經濟的一面可以從胡適評價翁文灝中體現一斑。

這一時期，鑑於希特勒德國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部也開始分裂，胡適的密友，像丁文江 翁文灝，蔣廷黻 錢昌照開始放棄對自由主義的堅持，逐漸傾向獨裁，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支持蔣介石。

胡適和翁文灝是好朋友。胡適回到臺灣後，曾對秘書胡頌平說到翁文灝：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爲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爲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包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而這第一點或許也是在蒼黃鉅變時，翁文灝選擇回來的理由。而胡適卻能穿透時代迷霧，仍對自由主義不改初衷，始終充滿“溫情和敬意”。

即使在40年代，胡適在《我們選擇哪裡條道路》中，表示蘇俄和德國希特勒只是其中的一股小小的逆流而已，時代大潮依然不變。

胡適是溫和的，也是堅定的。而胡適的這種堅持和判斷，也源於自己一向的獨立、理性和常識。在時代鉅變時，依然保持清醒的預判。

任何事情，如果向前看，可能會看不清，但是事情往後看，卻是異常的清楚和明瞭。日軍侵華確實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百年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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