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馬英九的《最後一課》（張晰）

與武漢大學師生座談，馬英九：德法世仇都可以和解 兩岸爲何不行？（藍孝威攝）

前總統馬英九3月30日下午來到武漢大學，主持兩岸學生座談會。在開場演說中，他用幾分鐘講了《最後一課》的故事。

其實這不是馬英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到《最後一課》，在談到兩岸關係時他常常喜歡引用《最後一課》的故事。 2016年8月8日馬英九在臺灣大學出席「第十屆亞洲未來領導人協會」臺北論壇開幕式上講過《最後一課》的故事。 2018年4月11日在斯坦福大學題爲「臺灣面臨的三大挑戰：經濟、兩岸關係和民主」的演講中，馬英九講過《最後一課》的故事。 2018年5月9日馬英九在東吳大學題爲「從兩韓到兩岸：東亞分裂國家統合的新模式？」演說中也引用過《最後一課》的故事。

瞭解一下《最後一課》大概的故事情節及故事所處的歷史背景，回顧一下《最後一課》在中國近代史裡所起的作用，可以更好的理解爲什麼馬英九對《最後一課》情有獨鍾。

《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是法國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所寫的短篇小說。背景爲1870年的普法戰爭，也即德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德法世仇由此而產生。戰爭的結果是法國戰敗，不得不割讓原屬於法國的亞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二省給德國，根據德國政府的命令，在這兩省的學校裡不許再教授法語，只能改教德語。小說以一個小學生的視角和語氣來看到和說出，語文老師是如何教法語的最後一課的情形。明白了即使當了亡國奴，也要牢記自己的語言，因爲「法語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最後一課》最早由胡適在1912年譯成中文，初譯名爲《割地》，後改爲《最後一課》。胡適最初沒有用直譯的原名而是根據小說發生的背景而採用了意譯的《割地》，大概是出於情感上的映射和寄託，聯想到了近代以來中國不斷對外割地賠款的隱憂和憤懣。

《最後一課》小說傳入中國之時，正是中國剛剛推翻帝制，五四運動的前夕。時局動盪，國事日蹙，小說恰逢其時地引起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強烈共鳴。後來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在中國部分地區只允許當地人學日語，正好照應了小說的情景。 《最後一課》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喚醒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激發了民族復興豪情的作用。

從1920年起，《最後一課》就進入了民國的語文教材，成爲經典課文。先後選入《白話文範》（商務印書館1920年）、《國語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23年）、《國文百八課》（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教材，影響日趨擴大，逐漸構成了一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

著名的國學家錢基博先生（錢鍾書之父）1938年撰寫的一篇時評別有深意地使用了具有強烈對比意味的《最前一課》標題。在他看來，《最後一課》在小說裡可以「刺激法國的人心，策動法國的復興」。

而在現實中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卻是《最前一課》，是攸關家國存亡的殘酷戰爭。在他看來，「現在纔是困苦艱難的開始」，「這個困苦艱難的教學最前一課，便是試驗我們中國一般的青年，能否負得起中國復興的責任？」 《最後一課》激勵民族復興的歷史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馬英九對《最後一課》故事內容顯然嫺熟於心。按照馬英九自己的說法，他是初中時讀到了《最後一課》。這個故事無疑給他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同時馬英九還是講故事的高手，通過借題發揮，「洋爲中用」，賦予故事新的涵義。

馬英九在武漢大學的座談會上說，德法兩國不同文、不同種，雖征戰百年，但二次世界大戰後，雙方還能簽訂條約、深刻互動，在交流下成爲歐盟最主要的力量。他反問，多麼困難的事，德法兩國都做得到，爲什麼兩岸做不到？他認爲，兩岸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兩岸年輕人多接觸。 「多接觸、多瞭解，增加一分友善，就減少一分敵意，讓雙方逐漸融合在一起。」

聽馬英九講《最後一課》的故事和引申闡釋，希望兩岸青年都從中受到啓發並付諸行動，共同努力，增加兩岸的交流，改善兩岸的關係。

（作者爲多倫多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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