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崩解──紛亂年代vs.革新之火（一）

戴笠（右）與上海聞人杜月笙（左）合影。（國史館、軍情局提供）

編者按：《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以清帝國的衰亡爲起點，一路走過紛亂的民國，直至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在史景遷的筆下，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從天朝夢中驚醒，開始思索起自己與西方世界如何接軌，師法西方理論，重整大一統的理想版圖。

自袁世凱到蔣介石與毛澤東，政權的遞嬗與鬥爭不曾停息；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路線中掙扎；然而國際列強也正虎視眈眈，欲左右政權發展以奪取更大的利益。

此時的中國，彷彿一隻死去的龐然巨獸，只剩屍體仍顫動着。底層人民的覺醒及抵抗，正反映了執政政體在經濟、階級上的衰弱和腐敗。面對國家的種種沉痾、政權轉移的死傷與紛亂、思想的無所依歸，誰將匯聚起土地與人民的憤怒？中國又將走向何方？

正文開始：

表面上，國民黨眼前最迫切危機是北方逐漸落入共產黨之手，而軍隊士氣也隨之渙散。但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同樣重要，通膨破壞了蔣介石及其顧問羣力圖重新建立有效中央統治的種種努力。

通膨失控 無力迴天

誠如前述，中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秋天所遭逢的經濟危機源出多端：把日本人與其傀儡企業歸還給原所有權人，過程雜亂無章，貪污舞弊叢生；隨着國防工業的關閉與士兵復員，失業人口大量涌現；收回傀儡政府的貨幣，問題千端萬緒；幣值因地而異，造成了投機行爲；蔣介石在東北發行新貨幣也衍生別的問題。國民黨迴應財源短絀的一貫手段就是印製更多的鈔票，但這隻會讓通貨膨脹更加惡化。以一九四五年九月爲基準，上海地區的躉售物價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飆升爲五倍，同年五月爲十一倍，一九四七年二月爲三十倍。

物價飆漲，受害最深的就是所得固定的受薪階級。工廠工人的抗議聲浪尤其激烈。國民黨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嚴密監控所有工會的活動，何況國民黨倡議的「中國勞動協會」正是由上海的青幫分子以及國民黨的盟友杜月笙共同控制，但戰爭結束後，成千上萬的工人開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罷工潮。一九四六年，上海發生了一千七百一十六起罷工與其他勞資爭議，全都違反了國民黨政府所規定的、在進行罷工前必須把勞資糾紛交付官方仲裁。共產黨人已成功滲透到許多工會，雖然當時仍是秘密行事，但共產黨日後透露，共產黨在戰爭最後一年，開始發展影響工會的模式。共產黨員秘密滲透到「上海中紡十二廠」（Number 12 National Shanghai Textile Mill）、「上海海關署」（Shanghai Customs Collection Agency）、「大隆機器廠」（Dalong Machine Factory）、「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French Tram, Power, and Water Company）、「申新九廠」（Number 9 Cotton Mill）、「上海電力公司」（Shanghai Power Company），以及上海一些大型百貨公司。類似的地下黨組建模式也出現在如天津、武漢、廣州等工業重鎮。

電力公司屈服了

在戰後這一波風潮中，第一次重要的罷工發生在上海電力公司。幾位工人代表遭到公司解僱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底發動罷工。抗議的羣衆封鎖發電廠，並阻止其他電力公司運作，造成電力中斷，談判於稀微的燭光中展開。二月初，有四十個地方上的工會組織加入抗議示威行列，隨後又有七十個企業、商業的工會組織代表展現團結一致的決心。電力公司最後終於屈服了。

政府處理這些罷工事件的手段有別於往常，以較溫和的態度來回應，明顯意圖收買工人。雖然通貨嚴重膨脹，政府還是保證工人的每月工資將以一九三六年的工資爲基數，乘以當時的「生活費用指數」。另一方面，國民黨爲了加強控制勞工運動，解散了幾個工會組織，然後加以分割、重組成更小的團體，以便監控與操縱。一九四六年底，失業率持續高升，上海失業率約佔上海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廣州爲百分之二十，首都南京則高達百分之三十。

然而調整薪資以因應節節攀升的物價指數來穩定工資，既無法安撫工人，也激起僱主不滿，他們認爲工人薪資過高，中國已喪失與其他工業國家競爭的優勢。於是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實行另一項政策，訂定產品價格與工資的上限，將工資凍結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生活費用指數的水準，並管制所有大城市中米、麪粉、棉紗、棉布、燃料、鹽、糖、食用油的商品價格。這套嚴密的系統（至少在紙上作業方面）監控着每個工人所能獲取的民生必需品以及烹飪、保暖所需之煤球數量。一九四七年三月間，管制措施有了正面成效，這得歸功於警力的密集監視；不過由於配給沒有效率，到處囤積居奇，加上若干商品產量下降（生產者對不自然的低廉物價的應對方法），舊的通貨膨脹問題很快就復發了。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米價幾乎是二月時的兩倍，食用油則是二點五倍。到了五月，示威遊行不斷，敗象已露，政府便放棄了這項凍結物價的措施。

一九四七年夏天，蔣介石的東北戰爭也開始陷入窘境。魏德邁將軍在杜魯門總統的要求下返回中國，評估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況，國民黨再次承認了財政危機的事實。這次政府於七月試圖透過中央銀行研擬計劃，藉由人爲干預壓低價格的手段來控制食物與燃料的配給。這項計劃的受益者是政府公務人員、教師學生、工廠工人，以及部分文化工作者。然而這項很有企圖心的計劃僅在幾個重點城市實施，並未能遏止通貨膨脹的燎原之勢；但是它確實使上海的生活費用指數低於躉售物價指數，顯示這項政策多少有助於人民度過難關。在按比例分配工廠的原料、煤與進口的油給私人企業與公用事業上頭也發揮某些功效。但整個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這段期間，各項物價以驚人的比例持續攀升。到了一八四八年春天，政府開始發行糧食卡分配食物給住在大城鎮的居民，這項措施雖然一時得到部分民衆支持，但仍無法抑制物價上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