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墜落的審判》“爹味審判”，不如先去看電影
✎作者| LJS✎編輯| 譚山山
3月29日，也就是今天，是電影《墜落的審判》公映的日子。
公映前，《墜落的審判》在3月24日舉行的北京大學首映禮上，已經貢獻了幾個名場面，史稱“給金棕櫚導演一些‘爹味’震撼”“戴錦華受難日”“最Low的審判”，並將大概率入選“2024年網絡新詞彙”的“男言之癮”“爹爹不休”“KenKen而談”“上春山DLC”發揚光大。
01掌聲、噓聲和道歉
故事得從導演茹斯汀·特里耶從機場趕到北大參加首映禮講起。現場主持人、辯論選手陳銘“侃侃而談”，羅織語言，“喋喋不休”地輸出觀後感，用佛學拆解“真相”的語義，就像一個人包攬了辯論場上的一辯、二辯、三辯、四辯，惹得臺下的學生們大喊：“讓導演說話！”
而“讓女性多表達”和“讓女性有表達權”正是《墜落的審判》敘述的核心之一。茹斯汀在金棕櫚頒獎禮上講到，要將凱撒獎獻給那些感到被困在自己的選擇和孤獨中的女性，獻給存在得太多或存在得不夠多的她們，獻給成功的她們，獻給失敗的她們，最後是獻給受到傷害並通過發言解放自己的她們。
綽號“騎士”的北大法語系教授董強對茹斯汀的觀感是“比我想象的要年輕得多”。映後交流時，董強解釋了“墜落”意象：“爲什麼我覺得這個電影是更年長的女導演（拍的）？因爲‘墜落’這個意象在法國文學、西方文學裡是非常傳統的。比如蒙田，從馬上墜落，（引發）對自己存在感的探索；詩人亨利·米修，一隻腳摔斷，會思考存在的方式，身體與社會、個人（的關係）。
戴錦華言簡意賅：“從我的角度看，‘墜落’就是跳樓。”現場響起言傳意會的掌聲。
《墜落的審判》原名《墜樓死亡的剖析》，一句話總結劇情就是，德國女作家隨法國丈夫到他的家鄉定居，丈夫忽然在三層樓的家裡墜落死亡，由於女作家和兒子的證詞有混亂和矛盾之處，女作家被懷疑謀殺並被提起公訴。丈夫死亡的真相沒有在電影裡顯現，但更真實的人物內心、家庭矛盾、感情、情緒，如繁複包裹、重見天日的浮屍一般，在審判中一一浮現。
《墜落的審判》北大首映禮上，導演茹斯汀（左三）與戴錦華教授（右二）、董強教授（右一）對談，陳銘（左一）擔任現場主持人。（圖/@電影墜落的審判）
陳銘在現場拋出一個性別問題：“如果按照慣常的刻板印象，有人會認爲電影有倒置的初衷，營造出‘女強男弱’的家庭結構。女性好像隱忍、理性、言辭精準，連微笑都這麼珍貴。男性看起來感性、熾烈。兩位老師感受如何？”從採訪角度看，這個問題不是個壞問題。因爲電影女主是一個有名、有產出的作家，理性、邏輯強、擅長表達，不爲荒謬的指控認罪；而她的丈夫辭去教職，寫書中道崩殂，把重心放在家庭內部，表現得非常情緒化，反覆控訴妻子阻礙了他的寫作，並流露出嫉妒的情緒。董強回答：“第一印象肯定是這樣。主角是女作家，男士出現的時間很短，其他形象也是由他人之口道出。確實女的在表達方面、形象方面的飽滿度，肯定是傾向女主角的。”戴錦華教授不覺得電影在做“男女”的倒置：“在現實許多家庭中，男性被放在‘傳統妻子’的位置上。而千百年來，我們鼓勵女人在這樣的位置上，做家務，承認事業上不如自己的伴侶，家裡人有任何事故，都要陷入深深的負疚和社會的責備中。男性被放到這個位置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是特別讓我去思考的。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作爲男人、女人、丈夫、妻子，成爲在社會中艱難求生的個體？我認爲這是女導演的視點，纔會把這樣的真實，如此準確、隱忍、精緻地表達出來。”
首映禮上，北大學生代表給導演送上雪山小屋場景復刻蛋糕。（圖/@電影墜落的審判）
觀衆對戴錦華表示認同的掌聲落下後，董強開麥：“我覺得今天整個氣場，我們男的就不行了已經（笑）。我這個人吧，真的不願意看一部電影上來就進入這種男女的討論，我不是這麼看電影的。I'm sorry to say（掌聲）,看電影上來就讓我去看裡頭誰起到了所謂的更重要的作用，像女的是不是忍辱負重什麼的，太沉重了。”它沒有靠任何所謂的情節或爽片的東西來引誘你，就靠真實的力量，大家跟着真實往前走，對我來說最感動的是這個，而不是男女誰的地位高什麼的，我很少帶着這樣一種眼光去看電影，對不起。”董強說。“我們男的不行了”，背後可以有很多個意思。也許是不認可女性處境更艱難，也許是認爲男性更“忍辱負重”，也許是委屈，也許是沒興趣，也許是自信的反擊，又或許是糊塗的確信。或許以上都有點過度解讀了，面對戴錦華這樣的女性主義學者，很多男性學者總要把“男的也挺行”的驕傲傳達出來。掌聲再次響起，戴錦華不同意董強對電影中法庭戲份的看法，說出了自己的理解：“庭審現場的人像是（對一個家庭秘辛做）窺視狂感到快樂和滿足。“董強迴應：“我不知道怎麼大家這麼狂烈地鼓掌啊，我真沒覺得那場戲的人是窺視狂，I'm sorry to say，不要強加。你們應該再看一遍。”戴錦華仍然冷靜：“我的想法不值得這麼反駁，可以不用浪費時間。”董強說：“I'm sorry ，I'm sorry！如果你們這麼看電影，我很失望。電影就應該用各種角度、各自的經驗去看。但是我覺得小孩的角色是最成功的。爲什麼我不看男的還是女的佔主導，就是因爲核心在小孩身上，尤其兩個人都在試圖保護小孩，但沒有保護成，最後真正保護小孩的是（小孩）自己。社會以法庭的模式去審判墜落，小孩以自己的方式去審判。看過電影的觀衆，會明白董強提出的這個視角是確乎存在的。而臺下的學生對他的“失望”感到費解，“那你爲什麼讓我們必須按照你的去理解？”這場首映禮，就這樣在掌聲、噓聲和道歉裡交替進行。學生們覺得，“陳銘讓人不滿的並不是缺乏‘我不是這場訪談的主角’的意識，而是他最後仍以爲，現場的各種聲音是對他的性別不滿，說出‘可能臺上的主持人和嘉賓發言讓您不悅，在此深表歉意；但如果僅僅是因爲我們的性別讓您感到不悅，我們也要深表歉意，這確實不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陳銘對擔任現場翻譯的電影學者繳蕊（左一）那句“加油”也令人頗有微詞。（圖/@電影墜落的審判）
02一種互文
看完首映禮，很多人捕捉到了熟悉的“爹味”——引經據典、舉手投足、彰顯自己的水平、再教你們學點東西；但我覺得現場的爹味屬於濃度不高的“淺淺爹味”，因爲嗆人的、暴戾的、不可一世的、沒文化還愛教你做人的“爹味”在以往入侵得過多、過頻。比如會背幾句曾國藩語錄卻從沒看過其著作的“國學狂粉”，從短視頻上學了兩段巴菲特忠告的“理財大師”，在百度百科上拿白落梅的虛構和大冰的融梗當人生哲學的中年人，還有那些在家族羣裡學習量子養生學的父老、在工作羣裡發放成功學資料的領導，以及“我教教你怎麼採訪寫報道”的男作家——無論他們生活得如何一敗塗地，面對你總是趾高氣昂地像個將軍。“小爹怡情，大爹傷身”，這次首映禮呈現的“爹味”，還算溫和。何況，有些“爹而不自知”，有些“完全無意圖無意識”，有些“爹味”則需要進一步拆分。“爹味”到底是一種方式，還是一種內容？是一種智力上的優勢，還是一種心理上的弱勢？是一種權力慾望，還是一種擔心失去掌控的誠惶誠恐？是一種閒情逸致，還是一種上綱上線？是一種對特定人羣、性別、年齡所發動的技能攻擊，還是一種公平、公正、隨地大小爹、逢人便爹的平權運動？在人羣中，有從未散發過爹味的人嗎？人在一生中，能避免“爹”到別人嗎？能躲避別人的爹味嗎？
《新週刊》總570期討論了“爹味”“媽味”和“人味”。
這次首映禮的訪談中，其實出現了不少有價值的問題。比如陳銘提出，電影中小男孩丹尼爾每次陳述父親的話時，都沒有出現父親的聲音，這是真實的對話，還是男孩編造出來的記憶？導演沒有用一句話去切出涇渭分明的界限：“這要麼是記憶，要麼是真實，我們的重點就是要這個事情不清晰、不明確。最重要的是，在這個瞬間，丹尼爾長大了，他進入了成人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的語言去行動，左右事情的發展。
在首映禮上，掌聲、噓聲、道歉有時互不理解，社交媒體上的後續討論也充斥着這樣的聲音：“爲什麼這句話讓人反應那麼劇烈？”“爲什麼你對那句話沒有感覺？”“爲什麼如此理智冷靜？”“爲什麼如此情感充沛？”
這和《墜落的審判》裡的反差太像了。電影中的女作家桑德拉，強勢又充滿力量，不是一個完全弱勢的受害者，而丈夫在很多時候難以和她共通。
當丈夫控告她出門工作，對兒子丹尼爾輔導時間少，剽竊自己的點子寫成書導致自己放棄寫作，給全家人強加很多生活方式等“惡行”時，桑德拉反擊道：“你應該覺得榮幸，我的書受到了你的啓發。這就是人生，一切都在循環往復。老實說，我希望你什麼時候也能剽竊我一下找找靈感。”“作家不會因爲有兒子或者有家務事就停止寫作。”“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那些該死的標準和對失敗的恐懼嚇壞了！”
有觀衆因爲桑德拉在很多事情上“絕不認罪”的強硬態度和鎮靜，在觀影時傾向於視其“有罪”。真實的情況卻是，越是充滿了強大力量的人，越會受到強烈的審判。在這種審判之下，她的傷痛並不會比看起來弱小、慌亂、乖巧、順從的人更少。
（圖/《墜落的審判》）
茹斯汀覺得，愛情關係裡最重要的是坦率和真實。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茹斯汀說，她和伴侶都拍電影——跟桑德拉夫婦一樣，是同行——每個人都有自我，但是事情發生時，必須告訴彼此真相，“我討厭他對我撒謊”。電影中的桑德拉尊重丈夫，所以不對他說謊，包括告訴他關於寫作、育兒的真實想法。令茹斯汀感到安慰的是，很多女性看到桑德拉和丈夫的爭吵打架情節後，更加共情桑德拉，“我本來以爲她們會不喜歡她”。談論一個話題，需要經驗、興趣、能力和共情。深受冒犯、剝削和傷害的，有繁多經驗的，有表達自己的權利。當這樣的人能表達時，可以訴說的體驗會更多，迸發的情感厚度也更濃重。另一些人迴避話題，可能也是出於這些原因。當北大首映禮上董強被批評“賣弄學識”，陳銘被批評“過度表達”，戴錦華被指出“談論性別問題”時，實際上，所有人都被攻擊了。人們無法假裝知道未知的，也無法假裝不知道已知的。我們往往無法要求有知識體系、切身體驗的人假裝沒有這一切，也無法要求沒有知識體系、切身體驗的人，突然有了這一切——即便驟然擁有，也大概率只是將其作爲”社交貨幣“和”時尚單品“。《墜落的審判》北大首映禮和《墜落的審判》本身像一組互文，茹斯汀在現場分享時說，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一起生活，可能是家庭如何一起生活，如何把這個故事重新講出來……因爲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電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去拷問這種‘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意義’”。她說，不要被動地、全盤接受社會的“慣常”，而是思考和拷問，重新定義自己對生活的態度，組織自己生活的結構。
（圖/《墜落的審判》）
《墜落的審判》在每個國家放映的遭遇都不一樣。美國觀衆認爲女主有罪，法國觀衆認爲女主無罪。這或許是茹斯汀樂見其成的，在撰寫劇本之初，她就希望桑德拉是個複雜人物，像電影《控方證人》中的瑪琳·黛德麗一樣。桑德拉的扮演者桑德拉·惠勒甚至不知道片中的丈夫到底是不是“她”殺的，“我意識到這並不是這部電影真正要表達的內容，所以我就放棄了這個問題”。真相重要嗎？真相到底對誰最重要？茹斯汀的回答，聚焦在如何更好地活下去，而非黑白分明，厚此薄彼。“真相是觀衆關注的問題，不是電影、法庭最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在創造自己的故事、敘事、回憶，在創造中，不斷接近真相，不僅是案件的真相，也是夫妻關係的真相。女主的律師說：‘我在這裡不是爲了得到真相，而是爲了幫你贏得訴訟。真相對孩子是最重要的，因爲他要思考，在不完整的家庭裡，將如何生活下去。這個答案，適用於很多問題，包括已經出現的、未出現的問題。
（圖/《墜落的審判》）·END· 作者丨LJS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