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陳亞軍：實用轉向，使中國哲學與杜威哲學殊途同歸|世哲會文明互鑑④
8月28日，陳亞軍在上報集團接受文匯報採訪
【導讀】2018年8月，從1900年開始舉辦的世界哲學大會第一次在中國北京舉辦，創下了8000人註冊參與的記錄。2024年8月1日至8日，第25屆世界哲學大會延後一年更換爲羅馬接棒，而中國學者的註冊人數多達400人，佔與會數近十分之一，創下海外國際會議之最，這與六年前的北京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舉辦密切相關。四個自信、文化走出去、新文科、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這六年，國內各領域的變化，給中國國際學術交流和話語權帶來怎樣變化？文匯報文匯講堂策劃了"從北京到羅馬——中國哲學人的文明互鑑之路"專題策劃，9箇中視頻已刊發。現刊發一組6篇文稿，含學者撰稿、訪談稿和圓桌觀察，繼續深化這一主題。
本篇爲浙江大學實用哲學研究中心主任陳亞軍的訪談。
2015年出版"杜威全集"中文版38卷後， 2017年12月，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杜威選集》，圖爲劉放桐先生在出版研討會上
2015年8月8日，復旦大學杜威中心舉行了"杜威全集"中文版（38卷）出版新聞發佈會，從此，哲學家杜威、教育學家杜威，杜威代表的古典實用主義、新實用主義、匹茲堡學派等一系列學術話題進入了公衆視野。這位被蔡元培譽爲"西方孔子"的跨19-20世紀哲學家，在一個世紀後，其潛在價值和被遮蔽的意義又被他的後輩們激活，不僅在中國，也在歐美的諸多哲學流派內。這與第25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跨越邊界的哲學"，與中國哲人的文明互鑑之路，有着高度的同構。
8月28日下午，記者在上海報業大廈採訪了復旦大學杜威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實用哲學研究中心主任陳亞軍教授，希冀從中窺得更多哲學於時代的意義、中西哲學文明互鑑的必要性。
1908年海德堡世哲會，讓實用主義走入歐洲哲學視野
文匯：在我們分享"從北京到羅馬——中國哲學人的文明互鑑之路"九個中視頻時，在杜威研究微信羣裡，看到山西大學江怡教授說，他在世界哲學大會上主持了國際皮爾士研究學會的一場分會場，北京語言大學的盧德平教授是唯一的中國發言者。據您瞭解，這次世界哲學大會上有無實用主義的議題，有無您國內外的同行參與？
陳亞軍：據我所知，除了江怡教授所說的皮爾士論題外，世界哲學大會並沒有設立實用主義的專題討論。皮爾士當然是實用主義創始人，但嚴格意義上的實用主義只是他博大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我不清楚這次皮爾士分會的具體討論內容，但皮爾士的符號學、形而上學等思想，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這次真正以實用主義爲題做會議發言的，只看到了兩位，一位是意大利學者，另一位也是來自歐洲。他們的發言中涉及實用主義與宗教以及實用主義與黑格爾等具體內容，整個來說，影響不大。這也很正常。以我的理解，世界哲學大會主要關心的是時代所面臨的一些大話題，實用主義作爲一個具體哲學流派，顯然是老話題，並不合適做專門的議題。
詹姆斯在1898年提出"實用主義"概念
但實用主義和世界哲學大會還是頗有淵源的。1898年詹姆斯最早在美國提出了"實用主義"概念，但他"羞答答"地將"實用主義"稱作"舊思維的新名稱"，美國知曉者有限，更不要說歐洲哲學界。當時，歐洲人根本不知道美國人有自己的哲學，美國人自己也對自己的哲學缺乏自信。10年後，1908年第三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德國海德堡舉辦，美國哲學家羅伊斯作爲哈佛大學實用主義重要代表人物參會。那次會議對實用主義作爲一種美國哲學的廣爲人知，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歐洲的哲學同行們開始瞭解實用主義，特別是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思想。
所以應該說，世界哲學大會這麼一個平臺，將美國實用主義推上了國際哲學舞臺。因此，實用主義至今也是應該感謝世界哲學大會的。
文匯：所以世界哲學大會初衷是以關注新生事物爲宗旨的。1900年在巴黎舉辦首屆時，是受了數學界在討論數學如何影響時代進程啓發。您說到美國人沒有哲學的文化自信，是否有些巧合：在20年前，中國哲學也不被世界哲學界所知曉，自從2018年北京世界哲學大會舉辦後，這種國際交流力度就大大提速。這和世界哲學大會推動了實用主義被歐洲哲學界瞭解很類似。
伯恩斯坦的《實用主義轉向》也認同歐洲發生了實用哲學轉向
陳亞軍：好像有些類似（笑）。至少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對美國缺乏哲學土壤是有共識的。你看，早期世界哲學大會很少在美國開，歐陸是哲學重地。我現在很想申請一個課題，專門談20世紀歐洲哲學的實用轉向。我們寫20世紀歐洲哲學的實用轉向時，會把1908年的海德堡世界哲學大會視爲很重要的契機。在20世紀，歐洲哲學有兩個大的轉向，第一是語言轉向，第二就是實用轉向。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觀察，你知道，Richard Bernstein（伯恩斯坦）有本書，寫得很不錯，書名就是《實用主義轉向》（Pragmatic Turn）。他就是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我很同意他的判斷。在二戰前後，西方的哲學大國不約而同有一種實用主義轉向。用不用"實用主義"其實不重要，甚至有些哲學家自己並不接受"實用主義"這個稱號，但這不妨礙他們確實分享了一種共同的思維傾向、哲學旨趣。
我們可以快速盤點一下，美國英國不用說了，就說歐洲吧。比如從尼采、弗格森、到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二戰後阿佩爾、哈貝馬斯，再到法國的薩特、福柯、利奧塔、德里達，這樣一些最前沿的最有原創性的哲學家，都共同具有一種實用主義的傾向。爲避免誤解，或許我們最好不用"實用主義"，而用"實用哲學"來概括這種傾向。
全球實用主義研究重鎮與高校分佈圖
文匯：您這是既"數典"又不忘世界哲學大會的推動功能。目前，國內外有哪些杜威研究重鎮和重大學術會議？
陳亞軍：國際上現在很少有像中國意義上的這樣一種所謂大會。比較有影響力的實用主義研究還是在美國大本營，"美國哲學促進會"是實用主義非常重要的交流機構，也是常設的交流機構；歐洲不定期有"歐洲實用主義大會"，2023年開了第三屆，2016年在巴黎開了第二屆，國內不少實用主義學者，包括江怡和我都參加了。實用主義在歐洲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研究人數之多，覆蓋範圍之廣，都讓我有些吃驚，尤其是法國和意大利的實用主義學者人數是最爲突出的。另外還有像意大利實用主義學會、北歐實用主義聯合會、中歐實用主義學會等等，他們經常會聯合舉辦一些學術活動，活動的專業化程度很高，學者的圈子味很重。
美國杜威中心重鎮在南伊利諾伊大學，它近年經歷了關閉又重開的曲折
國外基本以杜威學會或者杜威中心爲代表。在美國杜威中心設在南伊利諾伊大學，是國際上杜威研究的最重要的基地。德國科隆大學有杜威中心，它和復旦大學的杜威中心交流比較多。疫情前，我們曾一度議論過，把各地的杜威中心主任集合起來，開個國際研討會，後來美國杜威中心關門了，再加疫情就擱下了，其實這事是可以繼續做的。另外，不少國家也有杜威研究中心，比如日本、巴西、土耳其等，但相對來說，影響力不大。
國內以杜威研究中心命名的有4個，復旦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它已經出了《杜威全集》《杜威選集》《杜威著作單行本》，還出版了兩套與實用主義研究相關的叢書，並定期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在國際實用主義學界知名度很高。北京有一個以杜威爲名字的杜威中心，主要是文化交流機構；華東師大有杜威思想研究中心，它與杜威教育學關聯比較大；最後成立的是河南師大的杜威中心，它也主要聚焦於杜威的教育學研究。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講，研究杜威哲學的杜威中心只有復旦一家。它於2004年由劉放桐教授創立，當時叫"杜威與美國哲學研究中心"，2014年更名爲"杜威中心"。
中國哲學與實用主義在終極關懷上殊途同歸
文匯：從剛纔的梳理來看，不管是杜威研究中心，還是實用主義研究中心，在國內外都得到了蓬勃的發展。一般談到中西哲學比較總暗含着中西的強烈對比，但從杜威和實用主義研究來說，似乎通用度顯得更大，其蓬勃程度國內外也是同節奏。從這個意義上來談杜威哲學的文明互鑑，有哪些價值？
陳亞軍：在我看來，我們所說的文明互鑑，主要是指的中西互鑑。放在全球範圍，從我們剛纔所談已經能看得出，在西方其實有一場實用主義的復興運動，即20世紀的實用哲學轉向和復興，杜威說"實用主義是契合着西方的時代精神產生的"。進入近代，西方整個生活方式、社會心理、科學技術等都發生了鉅變，十九世紀實用主義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關於這一點，杜威在《哲學的改造》一書裡說了很多，這是從時代的角度說的。從哲學內部來說，西方哲學內在邏輯自身發展出現一種自我否定，關於這一點，羅蒂在他的《哲學和自然之鏡》中有很好的分析。因此，不論從外在的時代精神還是內在的學理邏輯，實用主義的問世都有其充分的理由。
杜威《哲學的改造》，旨在說明實用主義是時代精神的產物
如果我們能把實用主義當作西方哲學的重要代表或至少是重要代表之一的話，那麼中西之間的互鑑便有了一個可操作的平臺。希臘哲學以及希臘以後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是傳統西方文明的主要硬核，它顯然跟中國哲學、東方哲學有很大的反差。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走向了兩個方向。但西方哲學出現了實用主義復興和轉向後，使得兩個文明之間由原來的所謂的兩條路，變得殊途同歸，我們發現，人類在朝着某一個共同的方向而去，以相近的方式思考着共同的終極問題。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杜威哲學和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第一眼看上去有很強的親和力，以至於懷德海就說過，"你要想了解孔子，你就去讀杜威；你要想了解杜威，你就去讀孔子。"記得杜威在中國過60歲生日時，那天正好是孔子的農曆生日，蔡元培就借這巧合，說杜威是"西方的孔子"。所以，從哲學的旨趣上，杜威哲學和西方傳統從希臘以來以數學爲楷模或典範展開的哲學傳統完全不一樣，他把生命、把人的倫理生活當做一個最重要的出發點。中國哲學的學術生命力可以藉助着實用主義的復興實現它的一種現代轉型。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它們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尤其在實踐概念的內涵上，在對語言地位的認知上，等等。正是這些不同以及相同，使得兩者之間的相互借鑑成爲可能。
蔡元培稱杜威爲"西方的孔子"
實踐內涵與語言意義上，中哲與實用主義之異
文匯：可否展開說說在實踐內涵和語言意義上的差異？
陳亞軍：杜威所謂的實踐是要通過人與環境的實際物質交換活動來促進生命的發展，這是杜威的實踐或者經驗的第一層含義，它使原來比較雜亂的環境變得有條理，就是從原來的不確定性，變成了一個相對的確定性，也就是從"懷疑"進入"確定"或"信念"狀態。杜威說早期人們獲得與環境的和諧，或者說獲得確定性，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內心的的方式，通過對神靈的倚靠，獲得精神上跟環境的和諧；一是通過"技藝"的方式，通過對具體的環境的實踐改造，使環境由不確定變爲確定。。
中國傳統哲學在我看來，更強調內在提升和自我超越。當然，這裡不像西方那樣，有個外在超越的神靈，或大寫的實在，但通過內心的精神提升而達到聖人境界，也就是達到某種確定性，這一路徑與杜威所說的第一種方式是一致的。因此，中國哲學所說的"實踐"更多的是一種道德履踐，在日常精微處下功夫，目的是提升內在的精神境界。內在境界提升了，外在制度的壓力就會減輕了，社會和諧也就不成問題了。而在杜威看來，獲得確定性的第二條路徑在近代以後取代了第一條路徑，人們通過對環境的實際改造獲得了一種確定性，由此獲得安全感。
所以，在《經驗與自然》《確定性的尋求》中，他給科學以很高地位。杜威不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他不認爲是科學、物理學告訴我們什麼是"大寫的真理"，什麼是"真實的存在"，但他推崇科學所運用的那樣一套方法。他把知識就理解成一個"行動的指南"。這種意義上，我覺得，杜威實踐與中國傳統哲學那的實踐，涵義就很不相同了。
杜威在《確定性的尋求》《經驗與自然》中具體闡釋了他的實踐觀
再說語言。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總的來說，他們對語言的態度和西方哲學包括實用主義，是不一致的。西方的邏格斯是通過語言言說的東西，中國基本上還是把語言當做達到另外一個東西的某種不得不用而用了又對它不信任的工具。所以有"詞不達意""微言大義""意在言外""得意忘筌"之類的習語，傳統中國哲學家通常不會用語言來論證來說理，語言很多時候是用來比喻，藉助它你去悟，這有個好處，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間，因此對藝術對詩非常親和，但它不利於科學和說理。杜威以及實用主義，是受西方哲學傳統哺育的，運用語言進行理性的交流，是其展開的基本方式。
總而言之，實用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在基本的哲學旨趣上是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哲學具有很強的哲學生命力，而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也十分必要。文明互鑑其實就是要達到這個效果。
2019年是杜威來華100週年，文匯講堂與華東師大出版社、復旦杜威中心聯合舉辦了"隨杜威再看中國"讀書會，爲期半年，此爲劉放桐等學者講座後與讀書會聽衆合影
文匯：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看到就是說實用主義跟其他西方哲學，剛纔說的希臘的傳統理性的是不一樣的，總體來說它就是跟中國哲學其實是有一種呼應的。這種互鑑之間不是成爲一種兩分法的互鑑，本身內核當中其實遙相呼應，把各自當作"借鏡"以後，這種張力彰顯出來的路徑就柔和很多。
陳亞軍：是的。我覺得如果要是把握住了基本的內核，你就會發現不管是在形而上學層面，或者在對知識的看法，對知行合一的看法等等，都能夠得到一種新穎的說明。用杜威的話說，哲學不是旁觀者，也不應該採取旁觀者的視角，哲學應該是從生命出發並將生活世界當作自己的思想舞臺。我覺得這個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基本點。從生命出發，倫理學關懷就非常重要了。你就不能夠只是從知識論視角來談哲學，知識論要在倫理學背景下來談。
與國際學術同行暑期熱身工作坊，年輕學者有望平等交流
文匯：你這個暑期去了美國和德國，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在紐約舉辦工作坊"杜威會怎麼想"
陳亞軍：這次去美國時間很短，主要是見老朋友Marjorie Miller教授。Miller教授是原來紐約州立大學帕奇斯學院哲學系前主任，實用主義學者，現在是榮休教授。她聽說我要去美國，便邀請了一些學者，組織了一個小型工作坊，主題是"杜威會怎麼想"，討論了兩天。時代面臨這麼多問題，如果杜威還活着，他會提出什麼樣的建議？我們談了許多，很愉快。中間也談到了杜威跟中國哲學的關係。這是一次很好的交流，把杜威哲學與時代的緊要問題結合在一起，過去還沒有嘗試過，其實非常值得去做。這是跟西方學術界的重新接觸，因爲疫情交流中斷了很長時間，這次算是熱身吧，西方學者們都有非常迫切的意願來中國交流。
在德國科隆大學杜威中心，見到老朋友中心主任Stefan Neubert教授。五年前我們便計劃他來複旦訪問並議定具體的合作項目與合作方式，這次商討下一步的合作如何展開，當下的德國，充滿了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與科隆大學杜威中心主任溝通恢復合作
文匯：所以因爲一個共同的學術話題，它的外延在不斷地擴大，中國的實用主義、杜威研究和國際上的研究是同步的嗎？特別是跟美國大本營比？
陳亞軍：我覺得美國的杜威研究專題化特色較重，當然，我們現在也開始進入專題性研究了，但總體而言很不夠。我們已經基本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先做一個關於杜威的素描，它像杜威、是杜威。美國的杜威研究同行們已經進入到更加細緻，更加具體的專題化研究中了，比如說它跟技術的關係，跟倫理、跟宗教的關係等等。這也是我們想進一步推進的，有一些已經做了，比如關於杜威形而上學的研究，杜威價值哲學的研究，杜威邏輯哲學的研究，當然杜威教育哲學就更多一些了。
與美國同行相比，我們的專題性研究深度上還有差距，因爲我們對很多資料的掌握，相對來說還是要弱一些，但是目前可以對話了。這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過去我們關着門，根本不知道外面在做什麼，現在通過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能夠和西方的這些最重要的杜威學者們坐在一起討論、對話，這樣就知道你和他的距離到底有多大。隨着年輕學者不斷出現，完全平等的交流對話指日可待。
浙大成立實用哲學研究中心，旨在促進跨學科研究
文匯：您擔任復旦杜威中心主任今年正好進入第十個年頭，在實用主義學理化耕耘、人才階梯化培養、國際聲譽方面都紮實朝前推進。您去浙江大學也有五年多了，除了兩年前在哲學學院建立"當代英美哲學研究中心"，這個8月校方又通過了實用哲學研究中心的設立，可否介紹一下，其宗旨是什麼？對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是什麼樣的？
浙江大學近年來人文學科建設力度大幅提升
陳亞軍："實用哲學研究中心"這個名字比原來的"當代英美哲學研究中心"輻射面更大，它也和"實用主義研究中心"不同。說到"實用主義"好像就專指美國哲學，很容易把它侷限在原來的美國實用主義。"實用哲學"涵義更廣，可以把具有這樣一種哲學思維傾向的都納入，把海德格爾、後期維特根斯坦，把哈貝馬斯、法國後現代主義以及美國實用主義、英國牛津學派、劍橋實用主義學派都納入。我在想將來是否要換成"實踐哲學研究中心"，那樣涵義會更廣些。但眼下"實踐哲學"這個名稱似乎被確定的所指給壟斷了，人家不承認還有其他的實踐哲學，以後再說吧。
文匯：英文怎麼說的？實用哲學研究中心和杜威中心在內容和目標上有什麼不同嗎？
陳亞軍："實用哲學"的英文翻譯是pragmatic philosophy。Bernstein的那本書就叫Pragmatic turn，"實用的轉向"，當然也可以把它翻譯成"實用主義轉向"。廣義地說，它跟"實踐的"含義比較近。實用哲學研究中心與復旦杜威中心的關係應該是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的關係。
浙大計算機、人工智能等科學背景比較強，所以已經開展的實用哲學研究，主要和認知科學、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結合得較多。
文匯：可以這麼理解嗎？浙大的實用哲學研究中心的跨學科的交流特色比較明顯，也是關注最熱門問題，而復旦側重的是學理特色，聚焦於實用主義本身的研究。二者之間可以互補，跨學科也可以反輻射到學理研究？
陳亞軍：正是，你概括得很好。
集體激情使得中國跨學科力度更大，也符合實用主義本義
本次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跨越邊界的哲學"，參與的哲學人對AI等跨界關注越來越有主動意識
文匯：人工智能、認知科學等現在正受到極大關注，因此，浙大實用哲學研究中心成立了以後，某種程度上跨學科研究上和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是同步的，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迴歸到哲學的本意——關注時代最新變化。
陳亞軍：是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和國際學界的關注是一致的。中國學界的關注好像有一種集體激情，西方通常是學者個體按部就班地做，相對說來它比較成熟了。我們的研究目前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意識到了實用哲學與人工智能相結合的重要性，也在積極地通過舉辦研討會等推進這一研究，但目前還停留在兩張皮上，還沒有真正將二者融合在一起。當然這樣的人才還需要積累，但好在大家已經普遍有這個意識。我覺得年輕一代會做得更好。
文匯：這次世界哲學大會的宗旨是"跨越邊界的哲學"。實際上，他們已經提出學科跟學科之間的融合了。所以等於有點回歸我們哲學的初心——關心世界，關心時代，而非只是靜態的學院式深耕。從我們目前杜威中心和實用主義研究路徑來看，似乎是精準地踩到了節奏，加上各個學科各自的萌芽發展，浙大實用研究中心的成立能起到一種新的聚合作用。
陳亞軍：跨邊界是實用哲學研究中心的基本宗旨，另外也是研究實用主義的應有之義。我想跨界的話，至少是要跨出文理之界，而不只是哲學內部從知識論到倫理學的一種跨界。比如，人工智能是從科學這條線發展下來的，實用哲學把實踐的因素，把生命的具身因素等帶進來了。巴比尼曾比喻，"實用主義就像一條走廊，它通向了各個不同的房間。"在每個房間裡面可能都是你們說的界限裡面的東西，但實用主義可以把它們串在一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你也可以說實用主義是一種思維方式。通過它，不同的學科、不同的領域，可以跨界聯通。
文匯：說到這裡，脈絡幾乎像3D一樣清晰了，實用主義作爲關注生活的哲學，也作爲一種思維方式，與中國哲學的宗旨在文明互鑑層面其實是殊途同歸的。
（此文實習生楊穎亦有貢獻）
作者：陳亞軍 李念
文：陳亞軍 李念 圖：楊穎 編輯：李念 責任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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