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綻放，根是海派文化，果是城市品格

2024年1月9日晚，一部“現象級”的電視劇作品《繁花》迎來大結局。這是知名電影導演王家衛首次執導電視劇集。影視藝術圈裡，王家衛的大名如雷貫耳，但這也只能保證《繁花》開播時的噱頭十足。真正引發全城民衆街談巷議，全國觀衆一道追看，從劇情到人物命運的持續討論，以及其所散發的綿長魅力，一定已超越了王家衛一人之名，而有着精品力作必不可少的宏闊情懷與大歷史觀。《繁花》劇集中的人物刻畫，無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其成功之道在於以一人反映一代人，以衆生相共同烘托出一個時代的精氣神。筆者撇開都市男女與複雜劇情不談，僅擷取爺叔、寶總和小小顧三人，自認他們可以代表上海的20世紀上半葉、20世紀之末，以及21世紀的發展可能，劇集擬人化地表現出上海“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一種代際不斷的血脈在流淌。

無所不能的爺叔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繁花》劇集超越小說之處，第一筆在於引入了爺叔這一角色。電視劇中的主角阿寶蛻變成寶總的過程中，爺叔的指引是不可或缺的。從炒股到外貿，從黃河路到南京路，寶總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初期取得成功，與爺叔經歷過的這些過往，他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密不可分。這樣兩個主要人物的命運糾纏，又與1949年前、1978年後的上海互相呼應。衆所周知，社會主義中國主動開放，尤其是在浦東開發開放後，上海融入世界，參與全球競賽過程中，激活歷史記憶變作一種文化自覺，也是這座城市得以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成因。

在《繁花》中，爺叔代表海派文化的活水源頭。這一文化形態始自何時，源自何處，學界至今言人人殊。最爲普遍的處理辦法，是暫且將“文化”與“海派”分開，僅談論後者的詞源。對海派文化最爲常見的定義，是將“海派”之名作爲邏輯起點，認爲1917年“海派”一詞首次出現在大衆視野後，很快就成爲一個廣爲流行的名詞。

詞源回溯這種方法，只是文化形態不好定義的一種折中選擇。筆者認爲，一種文化的新生，首先在異質性，其次在穩定性，最終要有“自認”與“他認”的歷史進程。海派文化獨立，是具備明顯差異性的。今日我們習慣將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並列，那麼就說明一般認爲，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必然大於同一性，斷裂似是超過傳承。上海本是江南一隅，雖被稱爲“壯縣”，也僅限於規模。從物質到精神層面，上海一地文化樣貌不同於他處，大略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發生。有人讚美上海是東方巴黎，有人貶稱上海是黑色染缸；內地人覺得是上海代表世界，來訪者則認爲上海代表中國。一座城市總是有多重面相，但異質融合如此之強，形象差異如此之大，內涵要素如此繁雜，概非上海莫屬；海派文化生成，還應有空間上的確認。開埠之後，外國租界有界限可言，但長期以來上海華界則時時處於變動之中。直至1925年，身處江浙戰爭中的上海因禍得福，得以建市，脫離江蘇，直屬中央，成爲與省平行的行政區劃，這座城市的空間才大致確定了下來。上海成爲中國第一個與省平行、直轄中央的市級政區，這一由縣到市的巨大轉變，一以貫之，迄至今日，成爲海派文化孵化的基本條件；海派文化定型，最終需要自認與他認。自認易於理解，海派一詞的廣泛社會應用體現出的就是一種自我認同。某先生動作瀟灑、出手大方，可稱“海派”，生意人擺噱頭、誇海口又稱“海派”，文章家的縱筆馳騁也被稱“海派”；上海的飯店、服裝店也在廣告上標榜自己的某種風格爲“海派”。他者主要是通過20世紀上半葉的三次爭論，他者是北京。“京派”“海派”之爭從繪畫、京劇、文學等文藝領域延伸開去。熊月之認爲，海派文化在1949年前就完成了從得名、污名，再到去污、正名的歷史進程。

急劇蛻變的寶總

《繁花》主體講述的是改革開放之後，一位身無分文的上海青年阿寶變身名聲大噪的寶總的故事。劇集中的阿寶從街道工廠選擇下海經商，幾乎每一步都與時代同步，從最初的財富積累來自炒股，到在外貿大樓爭取來第一張海外訂單成爲寶總，再到幫助範總成就國人自己的服飾品牌，協助服裝公司上市後歷經金融市場的風雨，最終回到浦東一塊農田中，迎接新世紀的春風與陽景……我們不能將寶總看作是一個人，他是那一代人的精神總彙，所映射的也是上海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起伏嬗變。

一如劇中的阿寶，人生低潮時無法獲得雪芝的青睞，上海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並非一帆風順。在1990年之前，上海作爲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國有企業的集中之地，實際上充當了全國改革的“後衛”而非“前鋒”的角色：改革滯後，開放不足。隨着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的開放、全國經濟體制的逐步轉軌，各地經濟都開始迅速發展，廣州、深圳等南方省市迅速崛起，上海的國民收入和工農業產值，不僅從冠軍的寶座跌落下來，而且下滑勢頭非常快。陷入危機的上海開始不斷反省自身。《解放日報》打響頭炮，頭版刊發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峻坡的《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說明了什麼?——關於上海發展方向的探討》一文，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引發了“上海向何處去，建設什麼樣的上海”大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伊始，“海派”一詞被上海的文化界重新發掘併爲其賦義，最終產生了“海派文化”一詞。

思想上的活力，最終帶動了整個社會的求新求變。整個20世紀90年代是上海改革開放力度很大、經濟發展很快的十年。帶動這十年上海發展的主要引擎，是浦東開發開放。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堅持“振興上海、開發浦東、服務全國、面向世界”、“以東帶西，以西促東，東西聯動”和四個“率先”（即率先與國際接軌、率先實施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實施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率先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的戰略，紮紮實實，埋頭苦幹，很快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一座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都市再度崛起於東海之濱。這一時期，海派文化的學術研究起點也很高，學人們對海派文化的起源、流變、內涵、定義、評價，以及與近代上海社會關係等諸多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細緻深入。陳旭麓、熊月之等人對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豐碩且不受海派盛名的負累，致力於海派文化實質的挖掘與研討，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日。對於海派文化的前途，在這一階段的結論也比較客觀，即更加註重重振上海文化的聲威，認爲需要“繼承和發揚‘海派’文化的優良傳統，吸取‘京派’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長，克服自己的弊端……創造出具有‘海派’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無限可能的小小顧

《繁花》可以只講阿寶變成寶總的傳奇。令人驚喜的是，在劇集末段，導演別具匠心地安排了和平飯店電梯管理員顧師傅退休，取而代之是小小顧的登場。小小顧深信寶總是個會變“戲法”的人，“一塊變十塊，十塊變一萬塊”，想向寶總好好學習“戲法”。而寶總卻教小小顧先學會26國語言服務客人、賺到小費，激勵他多學會一種語言，“加一塊”；當小小顧掌握了多國語言，寶總又希望他學習更多的國內方言。終了，當寶總迴歸阿寶，也是小小顧將其送離了象徵意味濃厚的和平飯店。

小小顧只是《繁花》中的小角色，但這一別出心裁的伏筆安置卻異常重要，使整部劇集的意義再度昇華。小小顧不僅是顧師傅的接班人，甚至可視作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後繼有人，未來可期。

事實也是如此。進入21世紀，三件大事直接帶動與推動了上海城市的發展與轉型：一是新一輪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的制訂與批准，二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三是上海獲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舉辦權。上海在新世紀進入了改革邁大步、建設大飛躍、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城市形象大放異彩的快速發展階段。而“海派文化”的探討也超越知識分子，在政策層面主要是圍繞“城市精神”展開。2003年，上海總結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八字城市精神。四年之後，又添上了“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八字。此時，海派文化研究機構與平臺開始涌現，伴隨着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成功舉辦，上海文化的聲量再次提升，海派文化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2015年底開始，“海派文化”正式見諸官方文件。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上海提出要“傳承中華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華、弘揚海派文化品格，着力提升核心價值觀感召力、理論成果說服力、宣傳輿論影響力、文化產業競爭力，基本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2017年12月，上海提出“全力打響上海服務、上海製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並指出“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要用好用足”，將海派文化作爲“上海文化”品牌的內涵之一，與紅色文化、江南文化並列。2021年“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大力傳播和弘揚紅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同年推出的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提出“在海派文化傳播提升中彰顯‘上海文化’品牌建設聚力匯智作用”，並規劃了一系列有助於傳播海派文化的專項行動。

據不完全的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22年底，與“海派文化”直接相關的圖書640種，理論文章1537篇。 從時間趨勢上來看，研究規模呈現階段性上升的態勢。尤其是進入21世紀，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數量呈爆發式增長。特別是2018年，上海城市的品格被歸納爲“開放、創新、包容”，海派文化的闡釋與演繹迎來了新一波高潮。

結語

《繁花》電視劇中呈現出是極爲別緻的似錦畫面，表面上講飲食男女，所欲勾畫卻是山河歲月、城市變遷。《繁花》綻放，是藝術創作者對於“海派文化”一次準確到位又濃墨重彩的描摹，起承轉合間，內蘊是上海百餘年間大開大合式的城市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的上海故事起起伏伏，沒有哪一步成功來得容易。而不畏艱難，只爲一口氣，勇於創造屬於自己的碼頭，不僅是寶總一人的精神，也是劇集中汪小姐、玲子等一衆人的共同品格。劇集中這些人物勾畫，各美其美，是王家衛心中新一代上海人的形象。而如此深描，也獲得全國民衆的高度認可，共同營造出一款“現象級”的文化產品。在此意義上，《繁花》的成功，意味着它已成爲新時代海派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