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的學術之路：真正的哲學是拿命活出來的

鄧曉芒有着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維，在他看來，未經反思與理性安排的生活是難以忍受的。他最樂意乾的事情是在自家書房裡看書、做研究、寫文章，不願意一天到晚在外“瞎折騰”，甚至連辦公室都很少光顧，更別說隔三差五出遠門了。

因此，如果不是心懷“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擔當，沒有老友與學生三番五次的盛情邀約，他大概也不會有最近這一次華南師範大學與暨南大學的講座之行，我們也將失去一次與他親密接觸的良機了。

那一天，雨從深圳一直下到了廣州。一大早，當我們一路狂奔前往赴約時，鄧曉芒已經在華南師範大學校方安排的賓館房間裡忙活開了，運氣調息，爲當天的採訪與在暨南大學的講座儲備能量。

門鈴響，房門開，映入眼簾的是鄧曉芒那張熱情洋溢的笑臉。房間裡陳設很簡單，房間裡的人也單純，幾句簡短的問候便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在近一個半小時的對談中，鄧曉芒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坦率，將他的人生經歷與幕後花絮娓娓道來。

真正的哲學是拿命活出來的

鄧曉芒認爲，一切學習都是自學。對一個人來說，主要的學習經歷不是在學校，而是自學。雖然鄧曉芒出身書香門第，其父曾擔任《新湖南報》社長，但是他坦言父親對他學習哲學幾乎沒有什麼影響。自學，爲鄧曉芒深涉哲學領域鋪上了厚實的路基。

1964年，鄧曉芒下鄉了。他是和學校其他同學一起報的名，臨出發前還戴上了大紅花。此前他正在長沙三中——今天明德中學的前身——就讀。學校的學習中斷了。

下鄉第一站在湖南省江永縣農村。到了那裡，沉重的農業勞動和學習農活佔據了他幾乎所有的時間，根本沒有時間看書。兩年後，文革之風吹到了江永縣城，知青們又奮不顧身地投入了運動。1968年是知青們徹底放鬆的一年，大家都喪失了理想，感到茫然。

知青點裡有一個朋友張某，不愛出工，也不想着賺錢，頭髮留得長長的，平時在山上、樹林裡、知青點到處閒逛，餓了就去別人那裡蹭飯吃。張某平時愛和周圍人談論哲學，說得頭頭是道，讓鄧曉芒很是崇拜。

“一個人如果從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過，那他是不幸的;但更其不幸的是，他一輩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說到張某對自己的“啓蒙”，他至今依然心懷感激。

江永縣那一批知青中有幾個人開始學習、研究哲學，就是在張某的影響之下開展起來的，鄧曉芒即是其中之一。思廬edit

當時能看到的哲學書很少，知青組裡只有幾本磚頭厚的馬列主義方面的理論著作，鄧曉芒挑了其中一本最薄的，即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開始認真地讀起來，用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笨辦法，一段一段地去啃。

他在下鄉期間的日記中寫到：“要磨練自己的思想。”強烈的思想自覺迸發着他自學的激情，推動着他走向學術生涯。

鄧曉芒說，那時候沒想着準備什麼考試，純粹憑着興趣閱讀，倒更能讀得深、想得透。“我學哲學決不是爲了要成才，而是爲了自己的興趣。”正因爲純粹出於個人興趣，他的整個自學經歷都充滿了樂趣。不管現實條件多麼艱苦，他都沒有一點勉爲其難或臥薪嚐膽、苦修苦煉的感覺。

1978年，已經返城的鄧曉芒站在了人生轉折點上。因爲前一年報考大學本科得知年齡已超過湖南省規定的25歲上限，鄧曉芒選擇報考碩士研究生。他報了國內最“牛”的學術機構——中國社科院。

很快複試通知下來了，當時他還在一家水電安裝公司做搬運工，領導對他刮目相看。趕到北京複試拿到了80分，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卻一直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後來才知道是因爲父母的“右派”問題尚未解決，導致政審沒有過關。

其實作爲第二志願的武漢大學的陳修齋老師曾經在收到他寫的兩篇文章後回信，承諾只要分數過線就會錄取。可惜第一志願單位沒錄取，而且直到寒假時才把鄧曉芒的材料轉給武大，致使他第一年考研無功而返。

一次的不利，擋不住有志者前行的腳步。機遇的大門，常爲目標篤定的有志者敞開。陳修齋老師本來是隔屆招生，但爲了不耽誤鄧曉芒，決定破例在第二年繼續招生，並且爲了有利於他今後的學術研究，建議學過俄語的他在英、法、德語中另選擇一門作爲外語考試科目。

鄧曉芒起初想學英語，但由於英語拼讀不一致而感到難學，因而轉學拼讀一致的德語。他四處打聽，找到長沙一位學過德語的老先生求教。通過8個月的學習，考試拿了51分，成功過線，讓打算在外語考試分數上爲鄧曉芒“開綠燈”的陳修齋老師用不着那樣做了。

在武漢大學求學期間，鄧曉芒把學習德語與研究哲學結合起來，而結合點就是翻譯。由於缺少真實的語言交流環境，導致鄧曉芒的德語水平停留在“聾啞階段”，但這並不妨礙他一頭扎進自己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中，在康德與黑格爾的世界裡走到人跡罕至之處。

他堅持每天翻譯三五百字，不完成任務不睡覺。興趣的驅動，持久的耐力，信念的堅守，造就了他的一部部經典譯著，也讓他在哲學之路上日益精進。

“我是用全部生命在搞哲學，或者說，哲學纔是我真正的、內在的生命，是我的人格和性格的表現。”對於鄧曉芒而言，無論是在挑土、搬運，還是在讀書、寫作，都是真實不虛的生活經歷，也都是塑造獨立人格的哲學修煉。即使再苦再累，只要活得充實，讓自己的生命經得起反思，那就無怨無悔。

甘坐學術研究“冷板凳”

作家劉墉曾寫到，有人得知他作爲詩人、畫家卻不喝酒很是吃驚，問他靈感如何得來。他說，有些人非借酒不能畫、不能寫，我卻不必喝，就畫不完、寫不盡，請問誰的功力高?

身爲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知名學者，鄧曉芒去過兩次德國，第一次一月，第二次一週。在鄧曉芒看來，研究德國古典哲學能去德國感受一下當然挺好，但對此並無硬性要求。

當年康德在哥尼斯堡談起中國見識不凡，人家問他何時去過中國，他說自己從未去過。

做哲學研究，最重要的東西已經載於哲學經典，在書中就能發現哲學家思考什麼問題、如何思考問題。而通過其他方面的閱讀，也可以看到哲學家所在國家精神文化的大致面貌。

鄧曉芒以西方哲學研究而聞名，卻不像一些學者長期浸淫於西方國家當地的學術文化環境，頭上沒有什麼“海歸”的光環，在一些人眼裡大約是有些平淡的。

除此之外，他做學術研究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低調平實，也不見有特別苦悶或者特別意氣風發的日子，學術生命中似乎少了一些所謂的“大學者”的奇崛經歷，在有的人眼裡可能也缺乏故事色彩。其實真正的學術研究往往要坐冷板凳，康德每天5點起牀，然後沉思、寫講稿、寫著作、講課、散步、閱讀，看上去也是十分尋常乃至於乏味的。

當被問起在學術上進展最快的是哪一段或哪幾段時期，鄧曉芒的回答十分坦誠，卻很是觸動人心。他說，好像沒有特別的時期，每段時間自己都抓得比較緊，就是這麼一路走過來的。

和楊祖陶老師合作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是鄧曉芒學術研究中的里程碑式成果。前後共花10年時間，但他仍不覺得艱苦。最初是人民出版社的張偉珍女士聯繫楊老師，希望他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就帶着鄧曉芒一起幹。

鄧曉芒當時對於電腦打字還很不習慣，就想通過做翻譯來換筆，練習並習慣打字。因爲翻譯畢竟不是寫作，是個技術活，不存在打字影響思路的問題。

鄧曉芒主要負責翻譯，經常翻譯完一兩萬字就交給楊老師，楊老師負責校對。楊老師花在校對上的時間比鄧曉芒花在翻譯上的時間要多得多。他們一直用這種默契的流水作業方式把書翻譯完了。

鄧曉芒作息很規律，不像一些人喜歡熬夜讀書、寫作。他說：“我是比較冷靜、比較理性的一種人，我的生活都是理性安排的。”

雖然從不寄望於在夜深時分碰到靈感，但在講課的時候常能冒出靈感，所以他認爲課堂錄音很重要。現在，有學生長年累月跟着他，他走到哪就跟到哪，把他講課、講座的視頻錄下來然後傳到網上，這也爲他“回放”並記錄下自己的靈感提供了便利。

用理性安排生活，還表現在鄧曉芒不愛“湊熱鬧”，能夠在一方天地裡紮下根來安心做學問。

對於鄧曉芒來說，武漢是他的第二故鄉，他已經習慣了在那裡生活、爲學。即使是好友相邀，他也絲毫不願“挪窩”。上世紀90年代，他的好友張志揚、陳家琪、萌萌——他稱之爲“海南三劍客”，一起力勸他南下海南，被他婉言拒絕。

“他們當時還有一種浪漫情懷，都是文學迷，覺得海南好，偏於一隅，是個‘世外桃源’或‘自由王國’。我說我要幹活，我不想去。我沒有什麼浪漫情懷，我就是想踏踏實實幹點事情。我不想瞎折騰，而換個地方就意味着一次大折騰。”當時去海南形成了一股風潮，卻沒有吹動“堅如磐石”的鄧曉芒。

由於精力主要傾注於學術研究，鄧曉芒漸漸“荒廢”了一些興趣愛好。鄧曉芒原來的業餘愛好是美術，從鄉下返城後還跑到湖南師範學院美術系混在工農兵學員中間蹭課，畫石膏像還得到老師指導，因爲老師以爲他也是工農兵學員。

後來他又迷上了雕塑，自己在屋子裡弄雕塑。他還喜歡看文學作品，因爲他覺得文學是一種比較本質的生活，一個人要豐富自己的生活，除了接觸現實就是要閱讀大量的文學作品。

把作者凝結在文字中的生命體驗與思想結晶吃透、消化，實際上就相當於自己多活了幾輩子，世界再大也能盡收眼底，生活會更加有趣、更有味道。

和當時武漢大學的楊小凱老師一樣，他也曾試過寫小說，開了好幾個頭，有一次寫了好幾萬字，終於半途而廢。“太理性了寫不成，每寫到一個人就要去分析他的心理，這樣就寫不下去了。”他也曾愛過寫詩，寫過不少但自認爲沒有寫得好的。這些愛好，全部被學術研究“打壓”或“取代”了。

鄧曉芒坦言，自己不是聖人，面對誘惑也會動心，但是一想到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學術研究——要做，就會自動屏蔽掉其他東西。他着迷於哲學，並且把它當成自己畢生最重要的事來幹。現在看來，這項事業還遠沒有到打上句號的時候。

較真的現實觀察者與學理論辯“戰士”

如果單純“以貌取人”的話，身形瘦削的鄧曉芒就是那種典型的文弱書生。然而，一旦你感受到他說話行文的氣場，就會被那種猶如內力暗運的、極具思想衝擊性的“思辨的力量”所震撼。

與很多“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不同，鄧曉芒不僅對學術研究狠下功夫，而且特別關注現實問題。對當下的食品安全、學術腐敗、高等教育等問題，他都曾發表犀利的評論。

他曾說：“現在中國知識界的問題是，坐下來想問題、思考問題的人太少。”“你能不對社會現實說話?那是失職!”

不過，與一般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同，鄧曉芒覺得，哲學家本來的角色應該是跟現實保持距離，而不應該完全沉陷在現實中，最好是作爲旁觀者去觀察現實、思考現實，擁護某一個人，或者成爲某一派，就有失水準。

在他眼裡，關注現實問題與從事哲學研究是一致的，無論從事多麼高深的學問，都是着眼於我們生活的現實，之所以研究學問，並且有那麼大的興致，也是要爲現實問題找答案。當時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康德、黑格爾的書，就覺得這種紮紮實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論說，是現實中所缺乏的。

關切現實，還表現在經常捲入一些論戰。有一位學者甚至在網上給鄧曉芒寫公開信，稱“論戰是你的天性所愛”。

鄧曉芒認爲自己並不是愛論戰，只是喜歡講道理，把一些道理講清楚。與人有不同意見，就喜歡與人討論。他回憶起當年下鄉的那一批知青，有一些愛讀書的人，讀書之後在一起討論，有時候有不同觀點，就會通宵達旦地進行辯論。

他後來經常捲入論戰，道理與此相同，不過是因爲就一些事情在道理上發生了交鋒。中國古代名人大多不喜歡論戰，只有孟子喜歡，但他還聲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實，只要一個人有平心靜氣討論問題的心態，就會隨處發現各種可討論的話題。當然，經常與人論戰難免會被人認爲是好鬥。

在鄧曉芒看來，不深究學理，僅憑一種靈感、體悟和既定的傾向來隨意下判斷，是做學問的大忌。面對那些不負責任的觀點，必須鐵面無情，像一個“戰士”一樣與之開戰，把話說清，把理講透。其中有一條底線，就是不搞人身攻擊，至於嬉笑怒罵、諷刺幽默，倒是很有必要，否則一團和氣的論戰就太無趣了。

鄧曉芒認爲，中國人普遍需要提升邏輯思維能力的訓練。他對武俠小說的評論也體現出這一點：“武俠小說反映出來的讀者心態多半是不成熟的兒童心態，它的一個最突出的作用就是鼓動讀者進入一種‘快意恩仇’、似真似幻的白日夢狀態，卻不需要任何常識。”

“武俠小說所透露出來的文化信息，在於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偏重於直觀感性和切身利害，而疏於對超越個人行爲之上的普遍規範的探索，也缺乏對這種規範的信念和追求這種規範的動力。”

對於自己，他認爲並沒有什麼邏輯思維能力方面的先天優勢。如果非要說有繼承，可能是繼承父親多一些，鄧曉芒的父親當年在新湖南報社作報告，人家對他講話的評價就是邏輯很強，但還有一句是：“乾巴巴的，一點味道也沒有”。鄧曉芒顯然沒有繼承父親講話無趣這一點。

邏輯思維能力重在訓練，這是鄧曉芒自身的體悟。閱讀與寫作，就是形成邏輯思維能力的最好辦法。問題在於，很多人根本沒有這方面的需求，說話、寫文章都很隨便，過得去就行。鄧曉芒卻喜歡較真，把事情分析得清清楚楚。觀他與人論辯，都是對事不對人，用語簡練樸實，但直指問題癥結，時有幽默諷刺，爆發出很大的能量。

以熱情的態度面對生活的瑣細

鄧曉芒常有在家做好飯菜等妻子下班的時候，但他並不以此自誇，而認爲是因爲妻子要上課，做飯當然是他的事情。

對於廚藝，他自謙說“就是能夠做熟而已”。有人覺得一個哲學家做這麼瑣碎的事情，連保姆也不請，簡直不可想象，鄧曉芒如此迴應：我不是哲學家，我就是個知青。僅僅因爲對一切都感興趣，還寫了一些東西，就被別人當成哲學家了。

早前，鄧曉芒一直不願買手機，他覺得身上成天揣着一部手機實在是一種負擔，並且各種電話、短信也會對自己的生活造成干擾。

直到有一次他因爲飛機晚點遲遲未歸導致家人擔心卻又聯繫不上他，這才爲他配了一部手機，而他也欣然接受。每次外出吃飯，妻子都會叮囑胃不大好的他不要喝酒，他也十分樂意聽從妻子的領導與安排。

其實，鄧曉芒在家裡既不喝酒，也不抽菸，甚至連茶都不喝，最簡單的白開水對他來說就是最好的。他曾有好幾次想培養自己喝茶的習慣，卻死活培養不起來，經常倒了一杯茶之後放在那裡就忘記了，等記起來時已經冷了。

抽菸也是一樣。曾經有一段時間，他聽人家說抽菸有助於思考，就想學抽菸。結果適得其反，抽菸反而妨礙了他思考。因爲手裡拿着煙也會忘，特別是在思考的時候，煙燒着燒着就燒到手指頭了，所以乾脆就不抽了。

由於一心爲學，鄧曉芒平時對於很多應酬往往採取“能推就推”的策略。不過，學生畢業答辯後的“慶功宴”，他幾乎從不缺席，興之所至還會喝上兩杯，那是他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事實上，不管是自己的“嫡傳弟子”，還是“走過路過”的旁聽生，只要有人向他請教問題，他都儘量做到“有求必應”。只要有學生請他評閱文章，他都“照單全收”，大到文章立意、論述結構，小到遣詞造句、標點符號，修改意見“不留死角”。儘管勞神費力，他卻不厭其煩，要是哪個學生的提問觸發了他的思維靈感，他倒是心生感激。

鄧曉芒34歲才結婚，36歲纔有了孩子，他開玩笑說自己是晚婚晚育的模範。每次談起女兒，鄧曉芒就沉浸在幸福的回憶裡。

女兒出生後，鄧曉芒經常把她帶到武漢大學旁的珞珈山上去玩。山上有很多蘑菇，他就帶着女兒採。以前山上有很多野果，有一種烏泡子味道不錯，他就帶着女兒去摘，父女倆在那裡遊玩得很是開心。

女兒上小學時，老師常讓人給他帶信，讓送孩子去上培優班，鄧曉芒堅決不執行，後來還給老師回了一封信，說小孩子最重要的是接觸大自然。

不過女兒上小學五年級時，鄧曉芒還是讓她去上了一個由武漢市特級教師任教、招生人數很少的數學培優班，結果女兒從剛開始測試的末名，進步到了最後一次測試的第一名。

雖然女兒對文科很感興趣，但老師有一次批評她作文成語用得少、“思想不健康”，對她打擊很大。

女兒當天從學校回來後大哭，鄧曉芒得知情況後，讓女兒把那些得優的作文複印回來，跟她自己的作文放在一起，他以教授的身份來進行匿名評審，結果女兒的分數是最高的。

不過，這種機智的事後補救措施仍然沒能挽回女兒對文科的興趣，最後倒成了理科“學霸”。

鄧曉芒有許多的讓人“想不到”。比如，想不到他常年鍛鍊不輟，按現在的流行語來說就是一個“健身達人”。他經常私下跟人說，做學問對人的身體與精神的消耗都很大，必須要用一套適合自己的身體鍛鍊方法來進行自我休整，做學問最好有一個好身體。

鄧曉芒鍛鍊身體的方法隨着年齡增長在不斷調整。以前他每天做100個下蹲，一次性完成，後來覺得年齡大了，膝蓋受不了，就改做八段錦。

我們採訪他之前，他剛剛做完了一套八段錦，效果驚人，讓因爲頭一天下午馬不停蹄的演講、接受採訪、說話而帶來的咽痛煙消雲散。

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鄧曉芒每天都會在固定時間進行鍛鍊“四部曲”，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雷打不動的生活習慣。

早上的“節目”比較豐富多樣。每天早上起牀後，他會先喝一大杯水，然後站在客廳花3分鐘左右深呼吸三口，以此聚氣——鄧曉芒以前就練過氣功——用意念調息。然後是踮腳300多次。

鄧曉芒分析認爲，腳尖和心臟離得最遠，踮腳尖對心臟是一種鍛鍊，相當於給心臟按摩。

上午10點多，鄧曉芒會在家裡安裝的單槓上做15個引體向上，把身體裡的活力都給喚醒。可別小看了這15個引體向上，很多年輕人都做不來，更何況是一個年近古稀的老者。當然了，60多歲對於身體健康、意志強大的哲學家而言，還是年富力強的黃金時期。

下午三四點，工作一段時間後，就做一套八段錦，做下來一刻鐘，夏天的話會全身大汗。

晚上睡覺前，做俯臥撐。說出來讓你大吃一驚，鄧曉芒堅持做俯臥撐已有40多年，只要有空，每天做完才睡覺。在武大讀研究生時，他一次纔可以做六七十個，後來逐漸遞增，現在一次性可以做100多個。

理性的思維，健康的心態，熱情的人生態度，良好的生活習慣，讓鄧曉芒能夠抵禦歲月侵蝕，以不老之心去成就學術之志，體味生活之趣，享受家庭之樂。

來源：《深圳特區報》

作者：鄧輝林、姚龍華

原標題：鄧曉芒教授：真正的哲學是拿命活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