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二二八 臺灣鮮爲人知的通化事變
解放軍歷史上的第一輛戰車功臣號，爲日本生產的九七式戰車。在1946年的通化暴動爆發時，中日聯軍曾試圖從共軍手中搶奪此型戰車。（網路照片）
提到發生在70年前的「二二八事變」，在臺灣來自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常出於不一樣的目的將這起民變定義爲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延續。獨派認爲這是受過日本教育洗禮的「文明臺灣人」，對抗「野蠻中國人」的戰爭。主張兩岸統一的族羣則認爲「二二八事變」是日本皇軍不服戰敗，陰謀利用臺灣民衆起來顛覆中國政府，因此蔣中正下令鎮壓有其正當性。
雖然「二二八事變」中確實有日本殖民，還有皇民化教育的因素存在，但是將其定義爲中日戰爭的延續，可能與事實不符。因爲在「二二八事變」發生的一年多以前，在剛剛回歸中華民國的吉林省通化市，也爆發了類似的武裝暴動。與「二二八事變」不同的是，這場暴動的主要參與者並不是接受了皇民化教育的東北人，而是貨真價實的日本皇軍。
駕駛T-34駛入東北的蘇聯紅軍，看似爲解放者，實際上則是新的征服者。看在東北許多老一代國民黨人眼中，「通化事變」是一場中華兒女反抗俄國侵略的民族保衛戰。（網路照片）
事變背景
與「二二八事變」一樣，「通化事變」爆發於日本戰敗，東北三省權力真空的一個特殊政治環境內。相比起被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而言，以魁儡政權滿洲國名義受日本人控制的東北人，接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的程度沒有那麼的徹底。不過史達林依照《雅爾達協議》進軍滿洲國，並且一舉殲滅關東軍的發展，卻使得東北的政治局勢遠比同時的臺灣還要更爲複雜。
伴隨着東北三省落入蘇聯紅軍的掌控，來自8路軍冀熱遼軍區的中共幹部樊鵬飛，於1945年10月1日成立了通化縣民主政府。新興的紅色政權，打着中華民國的旗號在蘇聯人的庇護下，接收了大批被解除武裝的日本關東軍航空兵、裝甲兵、砲兵以及醫護人員。以這些日本人爲骨幹，中共得以快速在通化成立了包括工兵學校、砲兵學校與通信學校在內的現代化軍事教育機構。
中共第一所航空學校校址也是在通化，主任教官則由擁有「解放軍空軍之父」外號的林彌一郎擔任。抗戰勝利之初，國軍主力部隊集中於華中與中國的西南地區，無法在缺乏美國援助的情況下快速收復東北。而史達林又將東北三省視爲蘇聯的勢力範圍，不允許美軍參加國軍的接收工作。國民政府面對中共在東北的壯大與發展，陷入了束手無策的窘境。
而在東北，蔣中正所真正能夠依靠的也只有少數抗戰期間被吸收從事地下工作的國民黨忠貞黨員。擺在國民政府眼前唯一的選擇，就是透過這些地下工作者去吸收被遣散的滿洲國軍人，還有曾經爲關東軍招安的前東北抗日聯軍武裝與綠林武裝。這些人過去雖然與日本人合作，但是卻堅決反對蘇聯人與共產黨，因而被視爲國民政府可利用來壓制中共崛起的合作伙伴。
抗戰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遼寧省主任委員，曾在1944年3月12日與前立法院院長樑肅戎先生一起爲日本憲兵隊逮捕的李光忱，在光復後奉命到吉林省發展黨組織。通化在抗戰時鮮少有國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活動，勝利後又完全被控制在蘇聯人與共產黨手中，百般無奈的李光忱只能委任滿洲國時代擔任王道學院院長的孫耕堯主導當地黨務。
孫耕堯曾經是滿洲國「日滿一家，民族和諧」意識型態的鼓吹者，因此他將自己出任中國國民黨通化縣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一事，視爲自己對黨國「將功贖罪」的機會。在他替李光忱延攬入黨的大批幹部中，除了衆多的前滿洲國地方幹部外，還包括曾經在關東軍擔任特務的近藤晴雄大尉。透過這位日軍情報頭子，孫耕堯瞭解到在通化還有22,432名日本軍人可以利用。
留在東北的，又豈止是日本人而已？在共軍東北航空學校至少有九九式練習機八架，砲兵學校裡面則有九七式戰車10輛。更重要的一點是，蘇共扶植的東北抗日聯軍與從關內來的中共8路軍彼此之間存在着強烈的嫌隙，更別提共軍內部還留用了不少前滿洲國軍的幹部與技術人員。共軍的不團結，也讓孫耕堯找到了見縫插針的機會。
日本關於「通化事變」的書籍，封面上的人物就是藤田實彥。（Amazon）
建立中日聯合政府
不過要讓不久前還相互敵對的關東軍與國民黨合作，又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近藤晴雄告訴孫耕堯，通化留用的日軍人員中，最有威望的是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大佐。早年參加過淞滬會戰的藤田實彥，因寫有《戰車戰紀》一書而成爲戰前日本最有名的軍旅作家之一。因訪問李登輝前總統而在臺灣聲名大噪的司馬遼太郎，戰時也曾服務於藤田實彥的麾下。
曾經指揮日軍戰車打下南京中華門的藤田實彥，固然把中華民國國軍視爲「可敬的對手看待」，但是沒有在戰場上遭遇過失敗的他，卻拒絕承認日本已經投降的事實。只是相對於美國、蘇聯與國民政府，藤田實彥更無法忍受的是自己居然的要看共產黨的臉色討生活。畢竟比起代表正統中華民國政府的國軍，8路軍看在他眼中簡直是一羣不入流的烏合之衆。
面對曾經在日本附庸國家滿洲國裡服務的國民黨代表孫耕堯，藤田實彥自然更是難以接受其居高臨下的指揮。他明確表示關東軍沒有可能接受國民黨的「指揮」，雙方如果要一起反共，就必須建立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藤田實彥還強調，被集中在通化管理的日本人身家財產都在東北，沒有人想要回到戰敗的祖國去接受同胞的羞辱。
所以他在利用與孫耕堯見面的機會，提出了關東軍協助國民黨剿共的幾個條件。首先是所有參加起義的日本人可以留在東北，以臺灣人身份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其次是通化的一切產業開發與經濟建設，必須要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最後，則是通化的地方行政必須要由一箇中國人與日本人共同主導的聯合政府管理。對於藤田實彥所提出的條件，孫耕堯在第一時間二話不說馬上答應。
此刻中華民國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而且還是四強之一，哪有任由戰敗國子民予取予求，甚至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道理？難道純粹是因爲孫耕堯滿洲國官員的出身背景，讓他當慣了「亡國奴」？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爲他與李光忱打的如意算盤，是先利用日本人除掉共產黨，然後等大局底定後，再依靠有美軍裝備的中央軍除掉這些關東軍的殘兵敗將。
於是藤田實彥以「田友」爲化名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並開始偷偷號召在通化的日本人拿起武器反抗共產黨的統治。只是共產黨對社會控制的嚴密程度，遠超過孫耕堯與藤田實彥的想像。當時在通化，唯一一個被共產黨允許合法存在的日本人團體，是由左翼人士控制的「遼東日本人民解放聯盟通化支部」。天真的藤田實彥前往遊說這些日本共產黨人蔘加起義，卻因爲這些同胞的出賣而被逮捕。
儘管藤田實彥在1946年1月13日成功脫離了中共的管控，但是關於國民黨煽動關東軍叛亂的消息，卻基本上已經爲共軍所掌握。爲了避免夜長夢多，藤田實彥在與孫耕堯會合後，於1月22日成立了「武裝暴動總指揮部」。此一「武裝暴動總指揮部」由孫耕堯、藤田實彥和姜際隆三人擔任指揮。他們計劃佔領的目標，包括了行政公署大樓、通化支隊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與飛機場。
只是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負責通化防務的東北民主聯軍通化支部司令員劉東元已經開始搜捕可能參加起義的日軍中級與高級將領。約有120名大尉以上的日軍軍官，在1月底以前遭到通化支隊武力拘留。早在藤田實彥與孫耕堯起義以前，通化暴動就已經輸了一半。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藤田實彥與孫耕堯兩人看似合作緊密無間，實則同牀異夢。
當時重慶與延安還未完全決裂，東北表面上還呈現着國共合作的政治氣氛。孫耕堯從一開始做的打算，就是讓日本人去與做爲蘇聯代理人共產黨「狗咬狗」。他與其他的國民黨幹部只想要待在家裡「坐山觀虎鬥」，假如日本人勝利了，就由自己出來收拾殘局。假如日本人在暴動中失敗了，孫耕堯也可以聲稱一切與國民黨無關，繼續高唱國共合作的民族主義高調。
在日本教官的培育下，解放軍從無到有的擁有了戰車部隊。（網路照片）
關東軍事蹟敗露反遭屠殺
更不幸的，則是孫耕堯以爲自己成功策反的遼東軍區後勤兵工部供給股長沈殿凱，實際上是詐降。他在瞭解了藤田實彥與孫耕堯的全盤計劃後，立即把消息報告給了劉東元。透過蒐集來的情報，劉東元判斷總計有10,000名關東軍與10,000名的前滿洲國軍與反共遊擊隊，還有600名東北民主聯軍的內應參加此次抗暴。
根據沈殿凱提供的情報，通化支隊快刀斬亂麻的於2月3日，也就是預定的起義之日逮捕了包括孫耕堯、姜際隆與劉靖宇等12名國民黨幹部。承受不住中共殘酷精神與肉體折磨的孫耕堯，也很不爭氣的把所有計劃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劉東元。劉東元命令共軍將12名國民黨幹部拖出去槍斃，然後立即下令共軍就戰鬥位置。
砲兵學校內，幾名準備給九七式戰車加油，然後開車參加起義的日軍官兵被當場逮捕。在東北航空校校內，包括林彌一郎在內的日籍教官都遭到了共軍的嚴重懷疑，並遭到嚴加看管。得不到飛機與戰車的支援，追隨藤田實彥參加抗暴的關東軍官兵們也只能夠使用輕機槍、步槍、手槍甚至於武士刀參加抗暴了。發現自己已經沒有退路的藤田實彥，只能夠硬着頭皮將暴動指揮下去。
他們喊着「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向各個目標殺了過去。除了行政公署大樓與通化支隊司令部外，藤田實彥還要求手下進攻通化監獄，因爲滿洲國皇帝溥儀的皇后婉容，還有其弟弟溥傑的妻子嵯峨浩都被關押在那裡。將她們從共產黨的手中拯救出來，是實現藤田實彥重建滿洲國夢想的必要之舉。只是手裡只有輕兵器的關東軍，完全不是東北民主聯軍的對手。
這些日本人對監獄發動的好幾次衝鋒都被擋了下來，但是看着一羣狂呼「天皇萬歲」與「巴嘎呀路」口號的日本人，不要命的往自己衝過來，共軍官兵也難免感到恐懼。而且稍早逮捕的120名日軍軍官，也都被關押在通化監獄裡面。爲了防止自己遭到監獄內外的關東軍裡應外合夾攻，共軍幹部命令士兵以機槍把這120名手無寸鐵的日本軍官殺到一個都沒有留下來。
至於進攻行政公署大樓的關東軍，則與共軍守軍陷入激烈戰鬥。另外還有一批打入醫院的日本人，以武士刀砍殺26名沒有抵抗能力的共軍傷兵。整個暴動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接受蘇聯與中共聯合指揮，在郊外掃蕩反共遊擊隊的朝鮮義勇軍返回通化。這些被日本人殖民統治長達40年，飽受摧殘壓迫的朝鮮人看到復仇的機會來了，馬上拿起手中的武器加入戰局。
由於這是自1910年日韓合併以來，朝鮮人首度以佔壓倒性優勢的武器對抗日本人，因此他們打起關東軍來一點也不手軟。與此同時，當了14年「亡國奴」的通化居民也站了出來，積極配合中共與朝鮮軍隊作戰。慢慢的，憑藉着「武士道」精神發起的關東軍攻勢，終於經不起東北民主聯軍與朝鮮義勇軍的火海打擊而被壓制了下來。
暴動被壓制以後，對日本人懷抱着滿腔民族仇恨的共軍官兵，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都嫌不夠過癮。他們不僅砍掉了已經失去抵抗能力，被要求跪在街道上謝罪的關東軍士兵腦袋，而且還把矛頭對準了日本老百姓。這些來自中國與朝鮮的共軍官兵，在通化複製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行爲，只要看到日本人，就不分男女老幼的通通殺害。
甚至還有不少日本的年輕婦女，在共軍鎮壓暴動的過程中遭到姦污。老百姓看到共軍的暴虐行爲，不僅拍手叫好，很多人也跟着一起攻擊肉眼範圍內看到的所有日本人，無論他們有或者沒有參加通化暴動。1946年2月3日，通化成爲了一個只有仇恨與種族清洗的人間煉獄。若非日本反戰同盟主任前田光繁出面力保，林彌一郎等日軍飛行員恐怕都活不過那一天。
根據中共方面的資料，這次戰鬥共軍共投入500名軍人蔘戰，並得到工人自衛隊與羣衆自衛組織1,000餘人的支持。他們在與12,300名關東軍與國民黨人的交戰中，共擊斃1,000人，俘虜中日聯軍3,000多人。因參與組織此次暴動而被處決者爲20人，後續處決的內應份子與其他國民黨幹部則高達100多人。身爲暴動首謀者的藤田實彥，卻不在中共判處死刑的名單之內。
原來中共爲了羞辱藤田實彥，刻意安排他到街上游行示衆，向通化的中國老百姓，還有因爲此次暴動而遭到牽連的日本無辜民衆謝罪。此刻藤田實彥「軍人作家」的傲氣與武士道精神都已經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他不斷向中國人與日本人道歉投降，請求原諒的狼狽嘴臉。3月14日，忍受不了疲勞轟炸與良心折磨的藤田實彥在共軍的監獄裡暴斃身亡，那天正好是他46歲的生日。
已經在東北向蘇聯紅軍投降的日本關東軍，因爲國共衝突又再度捲入是非。（網路照片）
是國共內戰非中日戰爭
或許是因爲行動失敗，而且國民黨幹部的表現又過於懦弱無能的原因，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以後，絕口不提這場可以與「二二八事變」媲美的「通化事變」。由於李光忱後來也遭共軍殺害的原因，幾乎沒有一個「通化事變」的參與者跟着政府來到臺灣，因此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本從國民黨視角探討「通化事變」的書籍在臺灣出版。日本人則將「通化事變」解讀爲自1937年的「通州事變」以來，又一次中國軍人對日本平民的血腥屠殺。
在中國大陸，對「通化事變」的解讀基本上是隻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家之言」。中共並沒有將此事變是爲中日戰爭的延續，但是卻也以孫耕堯與藤田實彥勾結建立中日聯合政府爲證據，指控國民黨喪權辱國。那麼，站在跳脫國民黨、共產黨與日本人的角度出發，究竟該要如何解讀與界定這場有關東軍直接參與的「通化事變」呢？
假若因爲有關東軍的直接參與，「通化事變」就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鬥爭的延續」，那麼與日軍勾結的孫耕堯，還有一整票國民黨通化省黨部的幹部就不只是喪權辱國，而且還是不折不扣的「漢奸」。然而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參與鎮壓「通化事變」的共軍，背後也得到了蘇聯甚至於北韓人民軍的前身，也就是朝鮮義勇軍的支持。
無論是中共還是朝鮮義勇軍，在二戰剛剛勝利的那個階段都是史達林在遠東扶植的代理人。假如國民黨與關東軍勾結是喪權辱國，那麼與俄國人還有北韓人勾結的中共又算是什麼？提到孫耕堯與藤田實彥的勾結，我們更不要忘記當時日本處於亡國狀態，本土遭受同盟國的佔領，早就已經不具備對中華民國發起另一場侵略戰爭的能力。
失去了祖國，被解除武裝的藤田實彥無論喊價喊得再高，代表的也只是他個人，而不是日本政府或者其他任何的國家行爲者。所以他與背後有中華民國做爲代表的孫耕堯合作，必然是建立在日本人替中國人服務，而非中國人替日本人服務的基礎上。換言之，如果從國際戰爭角度去理解「通化事變」，這就是一場中共代表蘇聯，日本人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打的一場「代理人戰爭」。
當然，會有很多人認爲中共不是蘇聯的代理人。也會有很多人以蘇聯紅軍沒有直接參與「通化事變」爲由，駁斥把主張走「農民民族主義」路線的毛澤東視爲史達林馬前卒過於牽強。所以最適合用來界定「通化事變」的，可能還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因爲國共兩軍利用日本戰俘與技術人員在戰場上消滅對方，在整個戡亂戰爭中確實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中共不想被視爲蘇聯代理人，國民黨也不想被視爲日本走狗的情況下，以國共內戰的延伸來解讀「通化事變」，或許最有利於兩者的民族主義論述。放在發生在臺灣的「二二八事變」也是一樣，因爲中共出於推翻國民政府在臺澎地區的統治，必然也樂於讓一切反對陳儀政府的力量爲己所用，其中也包括了從太平洋戰場上回國的前臺籍日本兵。
由中共黨員張志忠指揮，進攻嘉義水上機場的臺灣自治聯軍裡面，就有爲數不少的臺籍日本兵，或者接受皇民化思想高度影響的皇民與浪人存在。他們的參與，並不能夠證明「二二八事變」是中日戰爭的延續，就如同有關東軍直接參與的「通化事變」也不能夠被視爲中日戰爭的延續一樣。不論是發生在東北還是臺北的暴動，終究只是國共內戰的一部份。
最後，臺灣缺乏對「通化事變」的考證與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這不僅在於孫耕堯等國民黨幹部，是爲了實現中華民國國家領土完整與統一而死在共產黨手中的烈士，同時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臺灣人，因爲在抗戰勝利時在滿洲國服務的關係也親自經歷過「通化事變」。希望未來有來自臺灣的歷史學者，好好運用收藏於中華民國的檔案資料，爲此一事件做出有別於中共與日本的新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