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宏主編：《蘇州刻書史》

該書由陳正宏教授組織專業學者分章撰寫而成，以蘇州的雕版印刷史爲重點和線索，剖析蘇州刻書的地域特色、成因和價值。通過歷時地考述宋、元、明、清歷代蘇州刻書史的具體情況，呈現出蘇州刻書“宋元是初起，明代是高峰，清代成爲重鎮”這一歷史發展面貌與成就。

該書以文獻爲基礎，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視角，探討蘇州刻書在技術、藝術與學術之間的有機互動關係，而非僅僅從歷史學視角寫出一部封閉、單一的地方刻書史，例如從“歐字”“軟字”看蘇刻本之精美，又如討論蘇州覆宋刻本與乾嘉學術的關係。本項目凸顯出蘇州刻書業的發達，尤其突出蘇州文人、蘇州文化在其中發揮的倡導性作用，並展現出蘇州刻書在中國及世界上的影響。

全書材料豐富，考證嚴謹，不僅在文獻學和歷史學上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在表現形式上還爲文字部分配上大量相關珍貴古籍的高清書影。

全書全綵印刷，力求讓人更清晰地瞭解蘇州刻書的特點，更直觀地感受雕版印刷出的中國傳統古籍的莊重典雅的獨特魅力。

目 錄

緒論

第一章 兩宋遺痕：文獻記載與實物遺存的蘇州最早期刻書

第一節 瑞光寺塔佛經、李杜別集和北宋蘇州刻本

第二節 以官刻爲重心的南宋蘇州刻書

第三節 《磧砂藏》和蘇州地區有組織大規模刻書的開始

第二章 緩慢的發展：傳世古籍中所見的元代蘇州刻書

第一節 元代蘇州官刻的實物遺存

第二節 現存的元代蘇州私家刻書

第三節 大藏經之外元代蘇州的佛書單刻

第三章 徘徊的代價：明代前期蘇州刻書業的蕭條與復甦

第一節 洪武至永樂時期的蘇州刻書和刻工

第二節 洪熙至天順時期蘇州公私刻書的恢復

第三節 成化至弘治時期蘇州私人刻書的突起

第四章 宋體字初現：明代中葉影響全國的蘇州式刻本

第一節 明中期蘇州式刻本的起源與初步發展

第二節 明中期蘇州式刻本的興盛與影響

第三節 明中期蘇州的寫刻本

第五章 繁花似錦：晚明時代蘇州的私刻與坊刻

第一節 萬曆前後繁榮的蘇州及其隆盛的書業

第二節 晚明姑蘇私刻坊刻中的名家名作

第三節 與南京、杭州、徽州互動的晚明蘇刻

第六章 跨時代的接力賽：從明末汲古閣到清中葉掃葉山房

第一節 汲古閣與明末清初吳門刻書的幾個側面

第二節 汲古閣書版流轉與琴川書屋、掃葉山房

第三節 集資私刻、書坊合刻與書業同業公會的萌芽

第七章 蘇式優雅：蘇刻歐字與乾嘉時代士禮居等的覆刻宋本

第一節 從“歐字”“軟字”看優雅秀美的蘇州寫刻本

第二節 蘇州的覆宋刻本與乾嘉學術

第三節 嘉道時期的蘇州私家刻書

第八章 夕陽餘暉：晚清民國時期固守傳統的吳門雕版

第一節 太平天國、江蘇書局與晚清蘇州官刻的短暫復興

第二節 與雕版競爭的石印鉛印落戶蘇州考

第三節 清同光至民國時期蘇州地區的刻書名家

第九章 “姑蘇原板”何處覓：蘇州刻書的世界影響

第一節 “蘇本”聲名在外與世界各地所藏蘇州刻本

第二節 “姑蘇原板”與境內外翻刻仿造的蘇州本

第三節 起步於蘇州的宋體字在東西方的流變

後記

緒 論

本書敘述的，是蘇州地區以傳統的雕版印刷方式刊刻書籍的歷史，空間範圍以現行蘇州轄區爲主，基本時段上起五代，下訖民國，前後大約一千年。

對於這一千年間蘇州地區刻書的具體個案，既往研究已有很多。相對而言具有前後貫通的歷史意識的述論，則仍較缺乏。二十世紀以前的可置不論，現代以來與本書主題關係相對較密切的，最早當數沈燮元先生1957年發表的《明代江蘇刻書事業概述》一文。

沈文雖不專論蘇州一地刻書，但由於蘇州在明代刻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文中舉證，多見蘇州刻本，故客觀上對明代蘇州的刻書名作，作了雖屬初步卻脈絡清晰的梳理。文中有關明代江蘇刻書的時代劃分，也極富啓發意義。[1]

由於歷史原因，沈先生此文之後，學界重新相對系統地探討與蘇州刻書史相關的話題，要到二十八年後的1985年，此年蘇州圖書館館長許培基先生髮表《蘇州的刻書與藏書》，文雖不長，而以舉要的形式，對蘇州刻書作了概括的介紹。

四年之後，張秀民先生著《中國印刷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刊，未幾即獲得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書中有關雕版印刷的史料甚爲豐富，其中梳理明清兩代蘇州刻書的書坊，其詳細程度爲前此未見。

之後不久，兩位蘇州籍的書籍史家葉瑞寶和江澄波，分別刊佈了《蘇州書坊刻書考》一文和《江蘇刻書》一書。葉文是真正意義上的專門探討蘇州刻書史話題的專論[2]，江著雖非專述蘇州刻書，但作者史料貯備豐富，經眼版本衆多，有關蘇刻的記載系統而有條理，對進一步考察蘇州刻書的歷史頗有助益。[3]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與蘇州刻書有關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其中既有像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4]、封樹芬《汲古閣刻書研究》[5]這樣的個案考究，也有如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那樣的雖爲斷代研究，實際上涉及對明代中葉起步於蘇州、最後瀰漫全國的“蘇州式”刻本的視野宏闊的紮實探索。[6]

其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伯重先生的《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一文。此文關注的是經濟史問題，也不以蘇州爲限，但所示明清兩代江南地區商業化出版的某些特徵，從提供的史料看，卻浸潤着濃厚的蘇州背景。[7]

在前輩和同仁研究的基礎上，本書的基本思路，是以書籍實物爲主要證據，以“刻”爲主要視角，系統地梳理歷史的蘇州區域內以雕版印刷方式製作書籍的活動和相應的成果。考慮到蘇州在傳統中國社會裡呈現相對較多的開放性，在整個歷史敘述中，本書既立足於書籍刊刻本身，也注意蘇州刻書多有與其他區域互動的非封閉特徵。

本書將一千餘年的蘇州刻書史，分爲八個段落，除宋、元兩朝各佔一段外，大部分的篇幅都給予了明清兩代。但在明清兩代中，我們沒有按照通史的路徑作機械的劃分，而是依循蘇州刻書史本身的發展衍化，將之分爲明代前期、中葉、晚明、明末清初、清代乾嘉道時期、晚清民國六段。其中明末清初、晚清民國還都是跨朝代的。[8]

蘇州地區從刻書這一視角呈現的超越朝代之限的發展過程，自然與雕版印刷適合長期原狀保存、反覆刷印的固有特性有關，同時也與整個江南地區重視文化的延續性有關，跟傳統蘇州文人自十五世紀以來就習慣與傳統政治的保持適當的距離有關。

在操作層面上，本書對蘇州刻書史的敘介，主要着眼於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那些具有全國甚至世界影響的蘇州刻本個案，二是前此學界探討不夠充分或較少關注的蘇州刻書史階段，三是跟特定的文化學術流派有關聯的蘇州刻本系列。我們的理想，是力爭使蘇州刻書史中技術、藝術和學術三個元素的有機結合，以特定的方式得到若干的呈現。

具體而言，本書明代中葉以前的部分，以梳理史料爲主，但像指示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的詩集最早都刻於蘇州、糾正王國維以來誤認宋王珏所刻王安石《臨川先生集》爲杭州本之舊說，發掘出明初南京刻《元史》不乏蘇州刻工等，都是學界忽略或雖有注意而認識不足的。

明代中葉以後的部分，考慮到現存明清兩代和民國時期蘇州刻本實物甚多，本書除了常規的史實梳理，同時把關注的重點轉移到更具普遍意義的字體、板片轉移、合刻、仿製等刻書史專業問題方面。以此書中對宋體字、仿宋體字的出現與蘇州刻書的關聯，明清易代之際書坊間刻書印書的跨時代接力賽、蘇杭寧徽四地刻書互動以及始於境內延及海外的“姑蘇原板”現象等，都有前人未曾涉及或較既往研究更深一步的敘介或討論。

對於那些蘇州刻書史中不可或缺的個案，如《磧砂藏》、汲古閣、掃葉山房等，本書也力求將之放在蘇州刻書史的長河中，從單一地區有組織大規模刻書、亦私亦坊的刻書家、第一桶金來源於得版重印等不同側面，加以重新定位和考察。

儘管個別段落未能免俗，給人以羅列書名的印象，本書就本旨而言不是一部抄書目的書。所以從局部細節看，書中或有掛一漏萬之失。不過我們更在意的，是分析史料與實物，進而解釋現象與問題，以特定的書，串聯綿長無盡的史，客觀地呈現蘇州刻書的歷史意義及其超越蘇州一地的現代價值。

中華文化一體多元。這種一體多元，既可以在廣域範圍內通過互相映照而加以辨別——如燕趙文化的慷慨悲歌，齊魯文化的道德醇厚，等等——也可以在一個相對小的特定區域中透過諸種現象的剖析得以區分。

蘇州所在的江南，是一種水鄉文化，它表面的特性是比較柔。但具體到蘇州一地，其最重要文化特徵，並不只是單薄清澈的柔，而是柔裡帶文，文中兼雅。蘇州的這種溫文爾雅的文化特性，通過書這一媒介，爲無數文人學士的成長提供了豐沛的營養。

這裡刊刻的書，內容上注重經典性，學術上講究文本的精細校勘，製作上追求字跡清晰、紙張潔淨、裝幀雅緻。以此在傳統社會後期，“蘇板”是中國高品質書籍的代稱。更宏觀一點說，書籍與文字相聯，與民族的文明相關，蘇州一地，其實蘊藏着文化中國的書香內核。

我們真誠地希望，這部致力於還原歷史、貫通古今的蘇州刻書史，可以爲蘇州人認識自己的文化、自己所處的城市，提供一個新入口；爲全國人民重新認識蘇州，提供一條新路徑；也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境外讀者體認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優雅格調的一支，提供一片通過紙墨和漢字感知的新天地。

後 記

本書從發凡起例到基本完稿，前後歷經兩年。其間正逢世紀疫情，編纂工作遇到了種種困難，成書殊爲不易。

由於各地圖書館關閉，撰稿者很難第一時間目驗古籍原本，致最後成稿與理想設計不無距離；時間有限，爲更集中且有系統地討論問題，書中只討論了蘇州地區的雕版刻書史，而沒有涉及蘇州活字印書史；加上書成衆手，見面不易，雖有數次線上交流，並經兩次統稿，全書文字風格仍不甚統一。

我們盡力把此書的編撰，視爲一種追蹤昔賢、超越功利的純學術之舉，但目前面世的本書，恐仍難免存在訛誤缺失，懇請讀者諸君不吝批評指正。我們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對全書作進一步的修訂。

本書初稿的部分基礎，源自蘇州圖書館2021年舉辦的“冊府千華——蘇州市國家珍貴古籍特展”相關文獻。參與書稿撰寫的各位作者，來自蘇州圖書館、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天一閣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教學科研機構。

全書九章，具體撰稿分工如下：緒論（陳正宏），第一章（孫中旺），第二章（金菊園），第三章（金菊園），第四章（李開升），第五章（黎雅諾），第六章第一節小說部分（文革紅）、第一節毛晉部分（卿朝暉）、第六章其餘部分（楊麗瑩），第七章（鄭幸），第八章第一節（卿朝暉）、第二節（楊麗瑩）、第三節（石祥），第九章第一節（黎雅諾）、第二第三節（陳正宏）。

在本書大綱商定、書稿撰寫和出版過程中，蘇州市委宣傳部黃錫明副部長、陳潔調研員和蘇州市新聞出版局齊向英副局長給予了鼎力支持和頗多具體指導；沈燮元、江澄波、陳先行三先生慨允擔任本書學術顧問，爲主編與作者擘畫方向，答疑解難；兩位副主編孫中旺、卿朝暉先生協助主編審稿，頗多是正；各位作者爲按時保質保量完成書稿，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金文京、丁克順、高橋智、王稼句、李際寧、韋力、住吉朋彥、樑穎、潘建國、郭立暄、羅鷺、林雅清、金菊園、李翔宇等先生和李載貞、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張穎、史楨英、宋佳憶等女士，或爲本課題提供稀見文獻資料，或向作者傳授蘇刻研究方法，或爲本書審讀文稿，或承擔聯繫書影拍攝、查找資料等具體瑣細工作；鳳凰出版社吳葆勤總編、郭馨馨主任和責編張沫女士，爲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諸多辛勞。

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圖書館、天一閣博物院、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宮內廳書陵部、奈良西大寺、大英圖書館、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巴黎法國印刷局等機構，爲本書插圖的拍攝和使用提供了諸多便利。值此書稿合成、行將付梓之際，謹向上述各位和各單位致以誠摯的謝意和由衷的敬意。

令人遺憾且傷感的是，三位學術顧問中最年長的沈燮元先生，已於今年3月以百歲之齡辭世，沒有看到本書的出版。“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謹以此書，獻給本貫蘇州、畢生癡迷於書、對本書有頗多期待的沈燮元先生，也獻給所有對蘇州刻書史及其研究作出過貢獻的古人和今人。

陳正宏

2023年5月29日於復旦雙寅樓

註釋：

[1] 沈燮元《明代江蘇刻書事業概述》，《學術月刊》1957年第9期。文中將明代江蘇的刻書事業，劃分爲洪武至弘治、正德至萬曆、天啓至崇禎三個時期。

[2] 葉瑞寶《蘇州書坊刻書考》。《江蘇出版史志》1992年第2期。

[3] 江澄波《江蘇刻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5] 封樹芬《汲古閣刻書研究》，南京大學2015年博士論文。

[6]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書局，2019年。又，有關蘇州刻書研究的更詳細情況，可參見周生傑《論江蘇古代藏書與刻書研究文獻成就與特徵》述論刻書的蘇州部分，文載《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7]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

[8] 爲條理清晰，從實際出發，本書第六章實際敘述的下限，延續到了清代中葉，與第七章在時間上有若干重合，但述論側重有明顯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