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柴契爾與蔡英文
在民進黨內初選前，Mitter Chiang提及1980年，柴契爾執政一年後，壓力排山倒海，36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改變政策。但是柴契爾依舊故我，堅持政策不轉彎。
新自由主義風潮源自柴契爾夫人，後來由雷根接棒，才傳遍世界，成爲今日左翼的首要敵人。柴契爾之前，凱因斯主義是西方國家的主流，國家介入與主導經濟活動被視爲理所當然，爲了與共產主義競爭，歐洲國家紛紛張開社會福利保護傘，即使大西洋對岸的美國，雖然工會力量遠不如歐洲，但是自羅斯福新政起改變的大政府思維，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思想，新自由主義不過是芝加哥等大學學術界一小撮激進份子的主張。
如同Karl Polanyi 於1944年在《大轉型》中所說，他雖然贊同某些自由經濟的基本原則，但是也強調徹底地實行市場制度，會導致社會的瓦解。
但是柴契爾與雷根之後，世界思潮爲之逆轉，自由放任纔是主流，凱因斯主義喪失魅力，蘇聯瓦解之後，新自由主義更是沛然莫之能御，人們思考問題的標準（reference point）改變了，福利國家不再是政策思考的原點，而是市場機制，偏離市場與國家介入都需要足夠的正當性才能爲之，人類對公共事務的思考被徹底的改變了。
柴契爾能夠引領風潮有幾個原因，從中也可窺見蔡英文乃至臺灣當下政治人物值得借鏡之處：
第一，時局大亂、人心求變
1977年的夏天，歐美國家經歷停滯性膨脹，經濟成長一蹶不振，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卻居高不下，英國政府公營事業大行其道，工會力量奇大無比，工黨無力治理，英國正從大英帝國的榮光急速向二流國家傾斜，柴契爾夫人掌握局勢，提供英國民衆解方，開展前所未有之政局。
第二，思想武器
很多人注意到《鐵娘子》電影中所引的一段話：
「思想會化成語言，語言會化成行動，行動會變成習慣，習慣會變成個性，而個性會決定命運，我們怎麼想，決定自己成爲什麼樣的人。」
來解釋柴契爾對於自己思想堅定不渝的信仰，成爲其施政力量的來源，但事實上，這段話描述的不僅是柴契爾，更重要的是柴契爾如何改造英國乃至世人。
新自由主義後來之所以縱橫四海，部分要歸功於學術界提供的思想武器，使得柴契爾與雷根得以大力推動，華爾街的助力，加上以寇式兄弟爲主的一羣實業家推動傳統基金會等智庫，共同改造思想的結果（最後一部分可以參照《美國金權》一書）。
正因爲奉行多年的凱因斯主義與福利國家無力解決停滯性通貨膨脹，柴契爾與雷根才得以順利將新自由主義的解方搬上臺面，並且有一系列明確的施政方針：私有化、解除管制、降稅、縮小政府規模、貨幣政策降低通膨、供給面經濟學等等，沒有思想武器的彈藥庫，柴契爾與雷根的思想運動不可能會如此成功，威力持續至今。
第三，行動堅定、有爲有守
柴契爾上任後，施政成效未見，又遇到能源危機，政權岌岌可危，但是她依舊堅定推動英國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政策，因爲她的行事具有長期一致性，依舊獲得部分英國人的信任。早在她擔任教育部長取消免費午餐，而引起軒然大波時，他便說：｢我不是一個講求共識的政治人物，我是個講求信念的政治人物｣。她的勇氣也爲英國人津津樂道，即使住宅發生炸彈爆炸，依舊不改其色。
但是不要認爲她只守不攻，事實上迅速瓦解工會的力量是他能夠順利施政與獲得保守黨人士支持的重要原因。她的堅定也成爲風雨飄搖中英國人的中流砥柱，在國會中力戰羣雄毫不遜色，一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辯得對手無招架之力，並且善用時勢，在與阿根廷的福克蘭羣島戰爭中，不僅讓英國人避免成爲二流國家的擔憂，並重拾失去的光榮感，也挽救其低支持度，成爲英國二十世紀執政最久的首相。
如同以薩・柏林所說，偉大經常是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選擇的結果，柴契爾當時將目光從同樣缺乏彈性與陷入泥沼的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移開，望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與雷根共同開創了新世紀。
新自由主義雖然帶領英國脫離當時的困境，但是也帶來貧富不均的後果，但是無論如何，柴契爾與雷根已經根本改變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了。
蔡英文在LSE求學時，正是柴契爾改變英國與世界的時刻，之後1992年柴契爾也曾應外交部邀請訪臺，1996年又爲了香港迴歸來臺訪問，蔡英文對她應該相當熟悉，即使今日哲人已遠，相信仍有值得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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