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漫卷 輝光日新
( 手繪長圖：蘇昊 )
南寶力皋吐遺址復原展示區航拍圖。
哈民遺址出土的小陶豬。
南寶力皋吐遺址出土的石熊首。
萬古江河，晝夜不止。 當日月星辰的倒影從河面數次劃過，當遠古文明的風從四面八方來回穿梭，西遼河靜靜地流淌着，見證着一幕幕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
回望千年，西遼河流域煥發的勃勃生機和遠古先民的創造力令人驚歎：榫卯結構、骨柄石刃刀、紡輪、雙環壕、人形陶罐、丫形陶器、麻點紋、雙耳壺、“鋦”的技術，還有骨冠這一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唯一被稱爲“冠”的飾物，更有代表着古人高度審美的“哈民小陶豬”和“南寶力皋吐石熊首”……
西遼河流域廣闊，地理位置優越，是各方交流的重要通衢，同時集聚了巨大的文化創造力，塑造出了一個具有旺盛生命力、不衰不斷的悠久文明，彰顯中華文明富有活力的一面。
革故鼎新 卓然獨秀
活水自流，吐故納新。
中華文明的創新，是主動式的變革創新。
生業方式的改變，是區分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誌，也是史前時期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
舊石器時代茹毛飲血，以原始採集、狩獵、漁撈等爲主。
新石器時代，人類的經濟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學會了磨製石器、製陶、農業種植和家畜飼養，自然經濟開始向生產經濟轉變。
說起這一“轉變”，就要講一講哈民聚落的故事。這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聚落，早已沐浴過文明之光，卻在一場災難面前塵封地下，懷抱着太多秘密沉睡千年。
哈民聚落，是一座規模宏大的中心性聚落，上百座規劃整齊的半地穴式茅草房屋掩映在綠野之間。
當茅草房上空飄出裊裊炊煙，哈民先民舀來湖水盛入陶罐之中，將種植的穀物和捕到的獸肉放到屋內的土竈上進行燒煮，不久便飄出陣陣香氣。
飽餐之後，氏族首領開始分工，大家開始了一天的辛勤勞作：有的拿起石斧、石耜去耕地；有的在石磨盤上研磨穀物，給黍粟去殼；有的在陶器作坊裡製作陶坯，燒製陶罐、陶壺；有的在森林裡用石棒、石鏃追逐獵物；有的在河中用蚌刀、魚骨鉤捕魚……一些婦女拿起骨針、骨錐縫製獸皮，用紡輪等工具紡線，製作禦寒蔽體的衣服。
日暮降臨，紅霞滿天，辛苦了一天的人們聚坐在一起，享受着一天豐厚的收穫，篝火上的陶罐咕嘟咕嘟作響，火光映紅了族人幸福的臉龐，老人用骨柄石刃刀將食物分成若干份，族人們領取自己的食物，美美地享用起晚餐。
夜深了，哈民人睡得如此安穩，一點也不擔心野獸的侵擾和陌生人的闖入，因爲聚落的周圍早已挖好了兩道又寬又深的環壕。
這一切美好並非無端猜測，故事中提到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真實的存在，這些遺存讓我們看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看到了新石器時代生業方式轉變帶來的技術革新，看到了創新的火花在四處迸發。
哈民先民在建築方面很擅長“規劃”，他們將房屋建設得整整齊齊，面朝東南抵禦西北的寒風。這樣的智慧還體現在房屋結構上，從清理出的房頂樑遺存來看，他們已經使用了榫卯結構。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吉平認爲，哈民遺址內發現的十幾座保存較爲完整的房屋木質構架，再現了新石器時代半地穴式房屋構築框架情況，這在我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史前聚落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
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國祥說：“哈民聚落房屋結構在中國史前文明中獨樹一幟，從遺產保護角度具有不可替代價值。”
最令人稱奇的還屬聚落周邊的雙層環壕，哈民遺址服務中心主任董哲說：“雙環壕能夠起到重要的防禦作用，是確認哈民聚落遺址的重要實證。”他表示，一般的聚落只是單層環壕，這樣的雙層環壕並不多見，哈民先民在安全方面展現出了創造天賦。
神秘的哈民遺址還出土了大量丫形陶器，整體呈“丫”形造型，但是用途是什麼仍是未解之謎，燒烤支架還是燒火工具？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
生產生活的需要，也促使南寶力皋吐先民不斷地進行技術革新，運用起骨器和石器遊刃有餘。這一點，從遺址出土的各式骨柄石刃刀上就能看出來。
複合型工具骨柄石刃刀的做法是將大型動物骨骼在一側或者兩側開槽，將石刃鑲嵌在骨槽裡，獸骨磨得圓潤，堅石磨得鋒利，組合起來剛好用來分割食物或獸皮。
史前時期生產生活工具的豐富令人驚歎。且不說石器，單是南寶力皋吐遺址出土的骨器就有很多，如骨匕、骨錐、骨鑿、骨鏢等，這些工具見證了當時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
經濟生活方式的變革總是帶有巨大的驅動力，這樣的學習和傳播過程是主動式的、自然而然的。在中華民族的文明長河裡，先民們始終保持着主動創新的精神魄力，創造出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
辯證取捨 久而無窮
恪守正道，萬象更新。
中華文明的創新，是辯證式的守正創新。
西遼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裡是一個交往交流交融的絕佳之地。不同氏族、部落引以爲傲的器物都會出現在這裡，西遼河先民在比較中辯證取捨，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
陶器的誕生是人類第一次改變物質材料特性的偉大創舉，從此踏上了人類發明生活器具的創造之路。
“南寶力皋吐遺址出土陶器多，最常見的陶器組合是筒形罐和壺或疊脣罐，個別組合出現了鉢或尊形器，其繁複而寫實的附加堆紋以及精緻對稱的複線幾何紋，無不折射出草原地帶先民們豐富多樣的生活景象和創造力。”吉平說。
南寶力皋吐先民的修復技術也很了得，在一些出土的陶盆和陶碗上，能夠發現裂痕兩側有一些小孔，有人猜測他們是用類似麻繩一樣的東西穿過孔隙，將破裂的器物固定起來使用，類似於“鋦”的技術。
相比玉器和金器，陶器更新換代更快，打碎了馬上就能做出新的，因此款式更加新穎，器型和紋飾的迭代演進更快。這也給西遼河先民提供了巨大的創作發揮空間，他們將自己的喜好繪製在這些器物上，寄託對生活的美好祝福。
先民們還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紋飾特點，比如哈民先民喜歡在陶器上使用麻點紋。“外表施有麻點紋的各類陶器，是哈民遺址最顯著的特徵。”劉國祥說。
等級的出現，貧富的差距，是文明演進過程的產物。
在南寶力皋吐遺址，出土了大量代表權威和身份象徵的器物，如珍貴的貝殼項飾品、磨製光滑的玉器，還有由狩獵用途逐漸變爲權力象徵的權杖。
骨冠——代表了南寶力皋吐先民獨特的審美，這是南寶力皋吐古墓羣中的新奇物件。出土時，骨冠緊密地套箍在遺骸的頭顱上，帽子的形狀十分明顯。發現骨冠的墓葬在墓羣的中心位置，隨葬品也十分豐富。有專家認爲，這些骨冠是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唯一被稱爲“冠”的飾物。
進入新石器時代，人類已經逐步掌握了製造皮革和紡織麻、編織等技能，南寶力皋吐先民用鋒利的石刀裁割獸皮做成衣服，紡輪、骨錐等工具的大量發現，也讓人們推測，南寶力皋吐先民可能已經進入了紡織製衣時代。
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一位南寶力皋吐部落的氏族首領，身穿精美的縫製衣物，頭戴配有動物毛皮和墜飾的骨冠，舉起手中的權杖，帶領族人狩獵征戰，是何等威風和氣派。
說到西遼河先民審美的“巔峰”，就不得不提到兩件模仿動物造型的“鎮館之寶”：哈民遺址的小陶豬和南寶力皋吐遺址的石熊首。
小陶豬是哈民遺址目前出土的陶器中唯一一件以動物爲主體的文物，雙眼皮、獠牙上翹、雙耳後背，是一頭被馴化前的小野豬形象，肚中可裝種子，象徵着財富和多子多福，有“中華史前第一美陶豬”的美譽。石熊首則是南寶力皋吐遺址博物館的“五寶”之一，圓耳扁嘴、打磨光滑，造型古樸、活靈活現。
遼寧省文物保護專家組組長、遼寧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郭大順先生感嘆：“古人真的很厲害，他們學習的媒介少，卻憑藉記憶力，抓住動物的特徵，讓器物栩栩如生。”
追求美，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在這條路上，歷朝歷代生活在西遼河附近的“居民”創造出了很多兼具美感和實用性的器物。比如，爲了在馬背上使用方便設計成一面扁一面圓的遼代灰陶穿帶扁壺、用於軍隊傳遞信號使用的元代靴形樂器、作爲法器使用的清代海螺刻花號等等。
中華民族對於審美的不懈追求體現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每一個節點，中華美學精神在日積月累中逐漸形成。
凡益之道 與時偕行
博採衆長，新益求新。
中華文明的創新，是開放式的融合創新。
中華民族自古就崇尚創新、變通趨時，總能作出適於時代需要的判斷與選擇，以創新精神不斷進行物質文明創造、精神文明創新和政治文明創建，展示出蔚爲大觀的文明成就。
西遼河流域在距今8000年左右就已經出現了著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時期，先民們創造了獨特的東山嘴祭壇、牛河梁女神廟、積石冢羣，即爲“壇廟冢”，還有人們熟知的“玉龍鳳”，這6個字所代表的豐富內涵，被認爲是紅山文化的獨特象徵。
而在位於通遼市庫倫旗的四家子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神秘”的祭祀遺址，發掘跡象表明，這是一處紅山文化晚期祭祀遺存，與牛河梁女神廟東坡筒形器羣遺存有諸多相似之處，文明的火花也曾在這裡被點燃過。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皆未能承續，唯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這與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密不可分。
在中華文明構成的各個區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徵，蘇秉琦先生曾有“華山玫瑰燕山龍”的說法。
在西遼河文明區域發現的一件彩陶罐上，我們看到了代表中原文化特徵的花卉紋、代表紅山文化特徵的龍鱗紋，甚至還有來源於西亞的幾何紋，這些紋樣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件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文化的融合創新在這件器物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文化的碰撞、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得西遼河流域多種經濟形式並存，漁獵、牧業、農業、手工業等各業並舉，在相互學習、互相補充中，加速了文明的進程。
南寶力皋吐遺址博物館館長劉志強介紹：“在南寶力皋吐遺址，專家從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遺址的諸多特徵中分析，發現了6種以上考古學文化元素，這些文化元素在這裡融合創新，構成了富有地域色彩的新文化面貌——南寶力皋吐文化。”
每一種文明都延續着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更需要與時俱進、勇於創新。西遼河文明既是吸收者，也是創造者，更是傳承者。
在制度創新方面，生活在西遼河流域的契丹人建立的遼王朝推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可謂典範。南北面官制度體現了“因俗而治”理念，北面官主要管理契丹族和其他遊牧民族的事務，南面官則管理漢人和渤海人的事務。
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南北面官制度的實施不僅在遼朝內部取得了成功，而且對其後朝代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元朝和明朝在西南地區實行的土司制度，清朝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視爲遼朝南北面官制度的延續。
創新，是中華文明的力量之基，動力之源。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這些創新、立新的理念，因時而變、與時俱進的創新思想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
回顧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流，那是中華民族共同締造的輝煌印記；矚望壯闊無垠的前景，定能創造出一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記者 徐躍 薛一羣)
(內蒙古日報社、中共通遼市委宣傳部聯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