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 20年嬗變：潮涌起落，迴歸本源
在新的監管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四大AMC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它們通過剝離非核心資產、優化金融牌照結構等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核心業務領域。
文｜呂笑顏 石丹
ID | BMR2004
歷經25年的風風雨雨之後，以剝離、處置不良資產爲使命的四大AMC（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正在經歷一次深度的嬗變。
繼中國華融正式更名“中國中信金融資產”後，其餘三家資產管理公司AMC也在調整過程中。據新華財經報道，爲響應機構改革方案，中國信達、中國東方和中國長城三家AMC將於近期劃至中投公司。對此，中國信達內部人員對《商學院》記者表示：“目前沒落地，後面還會有更多的變化。”
自1999年誕生至今，AMC的崛起和發展可謂是中國金融市場不斷成熟和發展的一個縮影。AMC 行業伴隨着經濟週期和監管風向的變化，行業格局逐漸從最初的單一化、政策性主導向多主體、商業化運作轉型，構成了包括全國性、地方系、銀行系和外資系的多層次不良資產交易市場，大幅提高了我國經濟消化不良資產的能力。
在新的監管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四大AMC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它們通過剝離非核心資產、優化金融牌照結構等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核心業務領域。而這一過程中，四大AMC不僅要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還要在內部進行深度的戰略調整和組織變革。
01
管理模式升級？
在中國金融行業的發展歷程中，AMC實現了從嘗試探索到高速發展的轉變，其監管政策也從推動發展向嚴監管演變。
據《北京商報》援引知情人士稱，中國信達、中國長城和東方資產三大AMC劃轉至中投公司是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部分，與2023年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一脈相承。此前，中國華融已劃入中信集團，並於近期更名爲中國中信金融資產。
那麼，爲什麼將三家AMC劃至中投公司？冠苕諮詢創始人、金融監管政策專家周毅欽認爲，此舉意在將財政部的監管角色和股東角色分開，通過釐清職責使國有金融企業受到更好的約束，可以使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專注於防範和化解風險。他表示：“此舉主要是根據2023年的黨和國家金融改革方案，將中央金融管理部門管理的市場經營類機構剝離，相關國有金融資產劃入國有金融資本受託管理機構，由其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履行出資人職責。金融管理部門是裁判員，市場經營機構是運動員，如果在同一體系內，政企不分，市場效率較低。從中國華融的發展歷程來看，監管部門和市場化經營機構相互交織，企業定位不清，逐漸劍走偏鋒，最終造成重大風險。剝離的目的主要就是促進管辦分離、政企分開。對於三大AMC而言，市場化屬性更強，中投旗下也有金融資源，未來還可以有效整合。”
資料顯示，2023年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管機構變爲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同年，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出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爲釐清金融監管部門、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和國有金融機構之間的權責關係，推進管辦分離、政企分開，把中央金融管理部門管理的市場經營類機構剝離，相關國有金融資產劃入國有金融資本受託管理機構，由其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履行出資人職責，促進國有金融機構持續健康發展。
回首過去25年，在中國的金融發展歷程中，AMC的角色日益凸顯。它們不僅在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積極參與了風險化解和模式升級的過程。AMC實現了從嘗試探索到高速發展，其監管政策也從推動發展向嚴監管演變。
02
臨危受命，謀求商業化轉型
爲了及早解決國有銀行不良資產這頭“灰犀牛”，維持經濟穩健運行，讓四大行輕裝上陣，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運而生。
20世紀90年代，在改革開放和推進市場化經濟改革的雙重驅動下，中國經濟迎來了迅猛的發展，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四大行的貸款規模急劇增加，但其資產質量卻欠佳。爲此，四大AMC“臨危受命”，旨在解決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問題。
由於經濟體制轉軌、國有企業對外部環境的改革滯後、國內需求不足、亞洲金融危機等複雜原因，1997年前後，我國國有企業效益先是直線下滑，繼而整體虧損，成爲困擾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於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表與裡”的特殊關係，國有企業的風險必然向銀行轉移，體現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便是“壞賬經濟”的蔓延。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社會認識到系統性金融風險將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加之1999年中國加快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進度，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國內銀行業將面臨外資銀行的挑戰和競爭，揹負大量不良資產的四大行能否招架也不得而知。
爲了及早解決國有銀行不良資產這頭“灰犀牛”，維持經濟穩健運行，讓四大行輕裝上陣。1999年，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運而生，承擔起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歷史使命。信達、東方、長城、華融四家國有AMC相繼成立，並規定存續期爲10年，政策性接收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剝離的1.4萬億元政策性不良貸款。
這一階段不良資產收購資金來源爲央行和商業銀行本身，資產公司均以銀行資產賬面原值進行收購，不良資產處置的損失實際由AMC和財政承擔，彼時的AMC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屬性，主要目的是讓商業銀行輕裝上陣。
這階段，四家AMC主要通過債務清收和變賣抵押物的方法回收資金，但是處置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由於AMC行業尚處於探索階段，監管和激勵體系尚未成型，而且任務期限僅10年，因此處置過程中存在諸多虛假拍賣、關聯交易、隨意評估、行政干預等問題，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
爲配合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等國有大行業改制上市，四大AMC再一次對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進行大規模剝離，與第一輪剝離不同，本輪不良資產收購價格由四大AMC與商業銀行協商決定，政策性屬性降低。2004年3月以後，四家金融AMC開始嘗試向商業性市場化收購轉型，並逐步面向四大行之外的金融機構收購不良資產。信達於2004年以賬面價值50%的價格收購了中國銀行、建設銀行2787億元可疑類不良資產的批發商資格。不同於以往，AMC此次對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剝離未按照1:1進行對價收購，而是採取了商業化的折價收購模式，因此此次剝離被定位爲“商業性剝離”，四大AMC向商業化轉型“初有眉目”。
2004年至2005年，建設銀行向信達剝離了569億元損失類不良資產；交通銀行向信達剝離了650億元可疑類不良貸款；工商銀行將4500億元可疑類貸款分作35個資產包，按逐包報價原則向四大AMC進行出售，工商銀行同時將2460億元損失類貸款委託華融處置。
2006年，相關部門出臺文件，進一步明確了AMC向現代金融服務業轉型的基本原則、條件和方向。自此，資產管理公司開始了市場化轉型，被收購對象也由銀行不良資產拓展至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
中國東方於2006年末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入股江蘇銀行；中國信達於2006年和澳洲聯邦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康聯首域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信達澳亞基金管理公司（原爲信達澳銀基金）；中國長城於2007年開始涉足證券、銀行和中小企業融資領域；華融於2007年整合成立華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時，四大AMC在證券、銀行、信託、私募股權、保險、金融租賃等領域逐步開展子業務並取得相關牌照。
03
地方AMC登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諸多金融機構的經營難以爲繼，而這也直接爲四大AMC 涉足證券、信託、保險等領域提供了轉型之機。
2009年，AMC 10年之約到期，四大AMC邁入多元化經營發展階段。2010—2015年，全國性AMC持續探索綜合金融道路。
實際上，在此之前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諸多金融機構的經營難以爲繼，而這也直接爲四大AMC涉足證券、信託、保險等領域提供了轉型之機。
以信達爲例，2007年，信達通過收購重組的方式成立信達證券，通過發起設立幸福人壽的方式進入壽險領域，同時開始對金谷信託進行重組，並於2009年重組完畢。2010年6月，信達公司整體改製爲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13年12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開創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上市的先河。截至2015年底，信達率先集齊銀行、保險、券商、信託、期貨、公募基金和金融租賃七大主要牌照。
而華融則緊跟信達的步伐，於2012年9月改製爲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15年10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而東方和長城直到2016年才完成股改，至今仍未上市。四大AMC主要通過收購重組的方式擴張金融牌照版圖。
這時期，地方AMC的合法性得到確立。我國財政部與銀監會於2012年下發《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文件提出允許各省級人民政府設立或授權一家資產管理或經營公司參與本省（區、市）範圍內不良資產的批量轉讓任務，其購入的不良資產應採取債務重組的方式進行處置，不得對外轉讓。雖然地方AMC的合法地位得到確立，但其業務範圍有所限制。
04
四大AMC承壓
AMC行業格局由“4+1”演變爲“4+2+銀行系AIC”。
中誠信研報指出，“2014—2018年間，銀行不良貸款餘額走高且區域非金不良資產規模上升，銀監會鼓勵各省增設地方AMC且受讓主體不受地域限制，不良資產處置方式更加多樣化，政策的規範和支持使得地方AMC發展進入高峰，與此同時AMC也出現了脫離不良處置主業的趨勢，潛在風險上升。”
隨着我國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問題越發突出，2015年11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次提出，同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
對於全國AMC來說，彼時，其盈利開始下滑，經營承壓。同時，全國性AMC監管趨嚴。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四大AMC的總資產迅速擴張，其背後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即是持續攀升的資產負債率。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四大AMC的總資產和資產負債率平均值分別爲1.0萬億元和88.6%。
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中小商業銀行、非銀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規模迅速增加，非金不良也逐步增加，不良資產整體呈現零散化、碎片化。然而，自2012年非金不良業務開放試點後，以不良資產處置爲名，實則向不良企業放貸的行爲廣泛存在，全國性 AMC 逐漸演變爲“影子銀行”業務的重要載體。
過去類信貸業務繁榮時期，原本定位爲不良資產處置者、金融風險化解者的全國性 AMC，卻成爲銀行虛假出表不良資產的幫手，購買不良債權的AMC通過與銀行約定固定收益、向過橋銀行轉讓不良債權等方式幫助銀行掩蓋不良資產。
在2016年“去通道”背景下，AMC 通道業務成爲監管打擊對象。
在金融去槓桿的監管高壓下，隨着信貸門檻升高和資金價格提升，揹負高槓杆的四大 AMC 2018年歸母淨利潤均出現自2011年以來的首次下降。2014年至2018年，銀監會頒佈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以支持地方AMC發展。由於政策的逐步規範且AMC業務逐步市場化，加之此階段，各省允許增設地方AMC機構且受讓主體不受地域限制，同時轉讓處置方式更加多元化，地方AMC進入發展的高峰。
不過，地方AMC增量隨後便開始下降。2016年，允許各省設立2家地方AMC的1738號文發佈後，地方AMC成立熱情愈發高漲，2016年和2017年分別成立14 家和16家，地方AMC增至51家。與全國性AMC類似，許多地方AMC設立之初主要從事通道類業務和類信貸業務，變相提供融資、輸送非法利益、虛假出表不良資產等，因此隨着地方AMC名額趨於飽和，疊加壓降影子銀行規模的影響，2018年地方AMC成立數量銳減爲2家。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系AIC（金融資產投資公司）開始登場。由於以往AMC收購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時，雙方容易對資產的價值產生分歧，不利於銀行不良資產的消化。因此，監管部門於 2017 年明確規定銀行可以設立以債轉股業務爲主業的AIC，由其向銀行收購不良債權並轉爲股權進行管理。
2017年8月，銀監會發布《商業銀行新設債轉股實施機構管理辦法 （試行）》（徵求意見稿），提出商業銀行不得直接債轉股，而需要新設債轉股實施機構，即AIC，並且對於未能轉股的債權可進行重組、轉讓和處置等。同年，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五大行依次獲批成立全資子公司AIC開展債轉股業務，AMC行業格局進一步完善，AMC行業格局由“4+1”演變爲“4+2+銀行系AIC”。2018年6月，銀保監會印發了《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管理辦法》，AIC正式誕生。
05
行業監管趨嚴，業務迴歸本源
四大AMC持續收縮金融牌照版圖，轉而聚焦不良資產經營，專注提升困境企業紓困救助能力，積極探索“重組、重整、重構”業務模式，真正發揮逆週期穩定調節作用。
據中誠信研報介紹，2019年以來，監管機構明確提出AMC要專注本地金融不良主業，嚴控經營風險和融資槓桿，不良資產行業迎來嚴監管、規範發展時代，因而AMC也逐步調整結構，向不良資產主業迴歸。
2019年以來，金融業整改工作成效顯著。例如，影子銀行規模大幅降低，同時，自資管新規頒佈後，剛兌類、通道類產品規模持續壓降，金融體系內資金空轉、脫實向虛、監管套利等問題得以有效遏制，爲經濟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未來監管部門對於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嚴格監管仍將延續，類融資、假收購等違規業務的操作空間將持續受到擠壓，只有着力提升不良資產管理能力、做精做強主業的AMC公司纔不會被行業淘汰。
在此背景下，此前快速擴張的全國性AMC也在2018年集體盈利受挫後，紛紛走上瘦身提效、迴歸不良主業的道路。
四大AMC逐步出清諸如中原資產、華融崑崙、甘肅長達、寧夏資產等地方AMC的股權，同時信達於2020年轉讓長期虧損的幸福人壽全部股權，東方於2020年擬轉讓19家小額貸款公司股權未果，長城於2021年擬清倉虧損不止的長生人壽股權未果，華融於2022年清倉華融湘江銀行、華融證券和華融信託股權，四大AMC持續收縮金融牌照版圖，轉而聚焦不良資產經營，專注提升困境企業紓困救助能力，積極探索“重組、重整、重構”業務模式，真正發揮逆週期穩定調節作用。
同時，定位於證券業的中國第五家AMC誕生。債券市場高頻違約的現象迅速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2018年以來監管部門推出一系列政策規範違約債交易業務，各大交易所也紛紛組織開展違約債轉讓試點工作，而以處置不良資產起家的AMC行業也悄然醞釀着第五家全國性AMC。2020年3月16日，經銀保監會批准，地方AMC建投中信轉型爲全國性AMC，並更名爲中國銀河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於同年10月順利開業。
此外，外資獲得不良資產行業入場券。2020年2月，我國首家外資地方AMC——橡樹（北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註冊，同年3月，銀河資產也經銀保監會批覆成立，至此AMC行業格局升級爲“5+2+銀行系 AIC+外資系”。
多元格局已然形成，未來，AMC行業由競爭逐步走向均衡，呈現錯位競爭的態勢，即全國性AMC服務於跨區域性金融機構和企業，地方AMC服務於區域性中小金融機構和本地企業，銀行AIC則專注於銀行不良貸款的處理。不同地區不良資產的供給和市場發展程度存在着差異性，這對不良資產處置團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各AMC公司需深挖各區域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處置方案，同時也需要充分利用股東資源稟賦，探索多類服務聯動的業務模式。
在周毅欽看來，儘管近年來監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的監管新規，力促AMC迴歸本源，聚焦主業，但是AMC的市場發展潛力依然非常廣闊。
自2021年以來，房地產行業風險持續暴露，引起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央行、銀保監會等部門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AMC機構運用各種手段助力化解房地產行業風險的政策，尤其是進入2022年以後，相關政策出臺頻率明顯加快，導向明顯。
“當前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多領域出現了一些風險苗頭，在化解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方面AMC還是可以發揮其特有的作用。在換了‘東家’之後，AMC需要適應自己的新身份，積極拓展同各類金融機構、實體企業、地方政府、社會資本的各種合作關係。”周毅欽如是說。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複雜，而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AMC對實體經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新的發展階段AMC要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充分發揮自身的使命擔當，全方位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高質量發展，要處理好金融開放，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對此，周毅欽認爲：“AMC也要根據市場的變化和需求，優化自身的業務結構和佈局，突出不良資產主業。利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做好科技金融、數字金融兩篇大文章。”
重慶市原市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黃奇帆曾說，四大AMC對四大行進行1.4萬億元不良資產的剝離，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可謂功不可沒。將壞賬攬於自身，並揹負着巨大的包袱艱難地尋求轉型。從中國信達開創附重組業務開始到四大AMC通過政策性接收風險金融機構逐步擴建自己金控帝國，都是“摸着石頭過河”。進入2024年，AMC使命更加艱鉅，任務更加沉重，此時或是其改革的最好時機。
來源 | 《商學院》雜誌202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