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的成人禮仍未完成？

◎餘小魚

電影《喬妍的心事》讓張悅然重回公衆視野，也許很多人已經遺忘，當年的她曾被認爲是80後作家的代名詞之一。本片改編自她的小說《大喬小喬》，也讓人想起那個久違的概念——“80後”文學，也許很多人同樣不記得，它當年在文壇中的定位是“青春文學”。這麼多年過去了，文學創作早已轉化爲文化生產，張悅然也已人到中年。但是，“80後”真長大了嗎？

成長，並非意味着一個人結婚生子，在所謂“家庭圓滿、事業有成”中完成自我滿足。一個年輕人真正的成長，是找到一代人甚至數代人的精神根基，是克服自我的困惑與迷茫（而不是迴避它們），是在生命的根部釐清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是勇敢進入社會這個大系統裡面鑄就自我。

如果用以上述標準來衡量《喬妍的心事》，我們不得不非常遺憾地承認，時至今日，“80後”仍未能完成早該完成的“成人禮”。

文學不成熟，因爲消費時代？

如果說“80後”是幸運的一代人，是因爲他們中的大多數基本沒有衣食之虞，有足夠的餘裕感受自己的內心，觀察、思考和表現各種超越於物質生存之上的問題，那麼問題來了，對於文藝創作而言，這未必是件好事。

“80後”的創作者大多沒有經歷過殘酷的現實規訓，沒有經歷很多痛苦的自我懷疑，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頭顱顯然不可能經受住真正的風雨兼程。他們信奉自我幻想中的現代性和個人主義，他們用玩世不恭的態度加入這場消費時代的遊戲，最後卻發現從一開始就是一場誤會。熱鬧之後，誰也沒能如實、深刻地描述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景。

這些創作者曾經試圖在新的文化空間裡，用激烈的反叛和“憤怒”來尋求思想的獨立與行動的自由。當年韓寒的《像少年啦飛馳》描寫了沒有方向也不接受規訓的青春；郭敬明的《夢裡花落知多少》更是憤怒於學校裡的高官子弟“一個比一個能揮霍”，並且把社會的基本結構歸納爲金錢與權力。對“不公平”的不滿，幾乎構成了“80後”青春文學的共同主題。

在電影《喬妍的心事》裡，我們又一次發現了這一主題的復現。趙麗穎扮演的大明星喬妍雖然不缺少名望與地位，仍然無可奈何地被“資本”和“權力”圍獵，在鬱總和沈皓明的眼中，她不過是個待價而沽的商品。更年輕的女演員在不知不覺間佔據了她的娛樂圈生態位，無疑是一種隱喻：喬妍們終究只能屈服於商業社會帶來的罪惡。至於片尾高潮戲中喬妍的奮起反抗，顯然容納了創作者對資本和權力壓抑不住的仇恨與蔑視。

問題在於，電影場景的過度戲劇化再次呈現出“青春文學”的老毛病：動不動就是身價以億萬計算的老總，動不動就是上市、融資，動不動就是用錢擺平一切。顯然，電影的改編團隊過度放大了情緒，將個人化的想象扭曲爲普遍性的經驗，將單原子的痛苦誤解爲社會性的痛苦。這也是爲什麼韓寒、郭敬明們的作品總離不開家庭變故、病痛、傷害、幻想和偏執性的青春情緒。因爲除此之外，他們知之甚少，儘管他們已經不再年輕。

改編空洞化，因爲缺乏現實經驗？

當辛芷蕾飾演的大喬第一次來北京時，鏡頭對準了城市中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顯然意在凸顯其“現代”“繁榮”。但在整部電影中，它又始終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未能與人物的性格、命運產生更多關聯。

小說中，許妍（小說中姐姐爲喬琳，妹妹爲許妍）想起大三的時候，自己得到了去電視臺實習的機會，後來被留下了。頻道主任告訴她，之所以選她，並不是認爲她具有主持天賦，而是“因爲你身上有股勁，想從人堆裡跳起來，夠到高處的東西”。這處描寫很重要，由此讀者讀懂了許妍一路走來的不易和艱辛，也能理解姐妹倆之間細微的情緒拉扯到底來自哪裡——許妍愛姐姐，卻又害怕她的到來會毀掉所有的奮鬥成果。

而在電影裡，這一切被高度簡化了，好像姐妹倆的不同命運只是因爲有沒有來大城市，沒有那張身份證，卻沒有看到現代城市中無數個“喬妍”的真實生活。不僅如此，和原作相比，電影改編還丟掉了許多耐人尋味的生活細節。比如小說在敘述中穿插了她們學生時代的往事——多年前，喬琳曾經是學校裡衆星捧月式的風雲人物。但現在的許妍望着她，“她容貌的改變令她感到驚訝。那些青春時的光彩消失了，這也許是必然的，可它們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平靜的描述下暗流涌動，令讀者的內心難以平靜。是生活的摧殘讓那個少女時代的大喬“消失”了，這何嘗不是衆多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呢？可見，《大喬小喬》的真正價值是對於女性的人文關懷，而不是電影中對“上流社會”的誇張想象。

改編團隊之所以未能抓住原作的精髓，恐怕還是因爲現實經驗匱乏導致的。當電影的故事離普通人切身的感受越來越遠，情節就會變得越來越離奇，人物的行爲邏輯也會越來越怪異。弱女子喬妍可以將高大的沈皓明打得頭破血流，武力值瞬間拉滿；同時，喬妍在年幼時意外“害死”父親，馬上就得到大喬的諒解和安慰，並且自己一直平安無事。或許正是巨星的人物設定，讓一切都變得神秘、模糊又荒唐。

有意思的是，這種情況並非個例。鄭執的兩部電影《被我弄丟的你》《刺蝟》中也出現了不少原作小說中沒有的時髦話題和心靈雞湯，試圖讓電影變得更加“大衆”“流行”，但和《喬妍的心事》一樣，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是，爲什麼如今越來越多的電影在改編過程中會不自覺地變得“圓滑世故”？

回到歷史，能否找到答案？

小說的結尾，許妍決定收養姐姐的孩子，她感到“有些改變正在她的身上發生，她的耐心比過去多了不少。也許，她想，現在她有機會做另外一個人了”。電影的結尾，喬妍則和大喬回到了緬甸，過上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看上去，兩者的精神內核是一致的：在時代與社會的變遷面前，“80後”可以相信或者說依賴的，仍然是骨肉親情。但如此解讀又會帶來新的困惑——這麼簡單的答案，值得兩位主角折騰整整兩個小時嗎？

問題的答案是，電影在有意無意間迴避、改寫了造成姐妹倆不同命運的根本原因。小說中寫得很清楚，因爲時代，妹妹才成了一個“本不該存在於世”的人。也就是說，許妍決定“做另外一個人”的可貴之處，並不僅僅在於她意識到了自己與姐姐之間的親情，而是她深刻地明白，自己不可能因爲來到陌生的城市就成功逃避歷史，忘卻自己從何而來。

或許，“80後”不得不承認自身的生活經驗遠比不上父輩，對時代、社會的觀察也無法像他們一樣深刻，這些創作者仍可以採取這樣一種策略——通過對歷史的溯源，發現它的複雜與壯闊，並以堅決的愛之姿去面對，甚至拯救。

雙雪濤、班宇、鄭執們已經用自己的作品證明，這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他們在文壇的異軍突起，不僅是因爲書寫了“東北”，還是因爲他們從父輩的生活中重新發現了歷史，也重新認識了自己。事實上，張悅然已經在自己的長篇作品《誓鳥》中有效地實現了突破，讓文本從虛幻抽象的想象世界走向了南洋海外華人生活的歷史時空。

如果說本片爲“80後”的文藝創作者帶來了什麼經驗和教訓，那就是沒有人可以在架空歷史和社會的情況下，在真空中去“創造”文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