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天安門被秘密拆除重建,周總理:國徽必須與北京中軸線對齊

1970年春節前夕,在首都北京,每當夜幕降臨,一輛輛軍用卡車疾馳在寬闊的長安街上,忙碌地出入於天安門廣場。

次日拂曉,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這次期間,天安門城樓被高高的葦蓆圍擋給圍了起來。

這一切在當時羣衆看來,極不平常,但卻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直到近年來,塵封多年的檔案被陸續解密,人們才知道:當年,天安門被秘密拆除重建了。

天安門這座城樓經歷了六百多年風風雨雨,加上近代以來頻繁的戰亂、清末民初政府羸弱根本無力修繕,導致其主體結構已經嚴重損壞變形。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市政府雖然對天安門城樓展開多次加固維修,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1966年邢臺地震後,城樓損壞變形更加嚴重。最終,國務院決定在原址上重建天安門。

那麼,在當時技術條件如此落後的情況下,天安門城樓是如何被重建的?在此過程中,又發生了哪些鮮爲人知的故事?

一、年久失修重建勢在必行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貴賓及全國各界人士。

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悉數登上天安門城樓,向世界莊嚴宣佈了新中國成立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

影像中天安門城樓煥然一新,似乎與大家在晚清照片中看到的大相徑庭。

原來在開國大典舉行前夕,由於時間倉促,北平市政府快速地對天安門這一關鍵建築,進行了簡單的修繕。

這些修繕主要是表面上的翻新,比如拔除屋面及頂部的雜草、更換屋頂破損的琉璃瓦、清理積攢了許久的鴿糞鳥糞、修補破爛的門窗等。

三年之後,時局漸漸穩定,北京市政府終於有機會對天安門城樓,進行有條不紊細緻的修繕。

這次修繕較爲全面,更換了其中很多已經腐朽的木構件和破損的門窗,重新將精美的彩畫油飾繪製塗描。

然而,對這座擁有五百多年曆史的古老建築而言,這些小修小補卻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安全隱患。

天安門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當時完全仿造南京的承天門而建,後遭遇大火,城樓被完全焚燬,明憲宗期間重建。

李自成1644年率大順軍,攻入北京城。

在此期間,天安門城樓毀於戰火。隨後清兵入關,入主中原的清政府於次年重建天安門。

清末民初,民生凋敝、國力羸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的清政府及北洋政府根本無暇顧及這些日漸變形的古建築,也無力支撐耗費巨大的修繕工程。

自新中國成立後,這座已經有着五百多年曆史的天安門城樓,由於連年戰火、年久失修,使得建築內部結構產生了嚴重變形,主體部分已經發生嚴重下沉。

期間雖然多次修繕加固,均爲隔靴搔癢,未觸及根本,也未能徹底解決問題。

其實早在1952年,有關部門就曾提出:針對天安門城樓由於受到三百多年歲月侵襲損毀嚴重,建議大修。

但當時國內外局勢尚未完全穩定,所以並沒有得到上級部門的支持。

四年之後,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再次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上級部門反映:

天安門木結構早已變形嚴重,並要求對其實施全面修繕,仍舊沒有得到批准。

此後,距離北京僅三百多公里的河北邢臺,1966年不幸發生里氏6.8級大地震。

北京震感強烈,這使得原本就損毀嚴重的天安門城樓損情況更加糟糕。

直到1968年3月,爲了保證五一勞動節活動期間天安門城樓的建築安全,北京市政府專門召集了當時市建委等多家單位負責人,對此事進行開會研究。

經過大家的激烈討論,最終決定立即從各部門調集14名技術幹部及老幹部,組成天安門檢查小組。

在隨後的十幾天時間裡,對城樓主體結構的主要承重構架進行全面細緻的檢查。

經過近半個月的爬上爬下仔細查驗,結果讓檢察人員大爲震驚:城樓主體的木結構損壞程度,遠遠超出之前的預判。

其中最爲重要的城樓大廳內,承重的金柱已有兩根發生嚴重腐朽。

一根柱心已是通朽,另一根也已朽空過半。可以說,情況非常糟糕!

其實,早在1963年,林業研究所的專業人員已經對城樓木結構進行了逐一化驗。

他們發現,腐朽損壞情況較爲嚴重。

幾乎承載屋頂全部重量的八根五架樑,已有六根斷裂;壓在上面的三架樑也斷了一根,十六根雙步樑其中八根已經通體開裂,有的樑已經腐朽。

令大家更爲吃驚的是,作爲當時封建王朝皇家門面的天安門城樓,居然在建造時使用了劣質木材。

然而,當時每當遇到國慶閱兵等大型節日慶典,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都要登上城樓檢閱部隊。

慶典及會見活動期間,他也經常在這危險的大廳裡休息或與人交談。

然而,這些腐朽的大金柱及斷裂的房樑,已經嚴重威脅到毛主席等領導人的人身安全。

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立即向國務院報告了這些情況,而且還附上了許多現場拍攝的照片。

其中一張,是拍攝的是留在金柱上的20公分炮彈洞。

這是當年八國聯軍炮擊北京城時留下的。從這張照片可以明顯看出,金柱已發生扭動斷裂的情況,讓人不由得心生隱憂。

但是當時距離五一,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開展大型修繕已經來不及了。

爲了平安地度過當年的勞動節及國慶節,檢查小組提出了幾項十分可行的應急措施。

例如,爲了減少金柱的承重,用兩根大型槽鋼直頂大梁,這樣可以有效防止屋架發生坍塌。

然而,這些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也坦率地表示:這些應急手段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如果不發生較大地震,或許還能勉強維持現狀;一旦遭遇較大地震,後果就很難預測了。

二、重建工作井然有序

勞動節過後,北京市委立即向周總理報送了《關於翻修天安門城樓的請示報告》,並在其中明確指出“擬採用木結構進行翻修”。

報告呈遞上去之後,在周總理作出正式批示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就提出“確保安全抓緊施工準備工作”的意見。

在他的指示下,北京市委當即開始着手翻修籌建準備相關事宜。

與此同時,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提出了三種天安門具體翻修實施方案。

當時絕大多數技術人員更傾向於第一種方案:“保持原有古建體形,對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乾材進行徹底翻修”。

因爲他們認爲木結構具有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錢少、易於局部維護等諸多優點,比起鋼筋混凝土、鋼結構來說,確實更具優勢。

然而木結構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防火性能差。

專家還指出,堅決不可使用劣質木材。

對承載應力較大的構件,使用楠木等較爲堅硬的樹種;而像柱等主要受力構件,則必須使用力學性能較好的樹種,只有色皮、滿桑尼亞等樹種符合要求。

而第二種方案則爲保留紅牆座不動,只把現有的上部門樓拆除。

由於混泥土承重更大,所以在保留的紅牆座上鋪設鋼筋混凝土加固層。

第三種方案就是徹底將現存的門樓及紅牆座拆除,然後全部採用鋼筋混凝土在原地重建。

這樣一來,天安門城樓就成了完完全全的新建築。

然而這兩種方案缺點也是非常明顯:工期長,花錢多,費模板。

讓檢查小組很多人深感意外的是,經過慎重考慮,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決定採納第三種方案。

因爲這種方案,有其中兩個方案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在可以在重建的紅牆座中,預設人防工程。

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證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的安全。

碩大的天安門城樓,內部結構相當複雜,工藝難度也大,所以當時有人提出:請技術設備更爲先進的外國施工隊伍承建。

但是這些外國承包商在瞭解了具體的施工方案後,認爲最快也需要兩年時間。

隨後,周總理作出指示,不得盲目崇洋媚外。緊接着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牽頭下,成立了“天安門城樓重建領導小組”。

北京第五建築工程公司被委以建設重任。

爲了保證按照原定工期完工、嚴格落實相關質量標準、遵守保密要求,負責承建的北京第五建築工程公司是經過層層篩選、嚴格把關,才被選出的政治可靠、技術過硬的精兵強將組成施工團隊。

參考部隊的編制,這些施工人員被分成木工連、瓦工連、彩油連、架子工連和混合連5個施工隊。

其中,姚來泉被任命爲木工連的組長。

工人們都非常清楚:這項任務十分艱鉅!

出於保密、施工保溫要求,領導小組決定將整個天安門城樓罩起來。

然而,這個工程的難度確實很大,因爲城樓主體長66米、寬37米、高32米,儼然是一個龐然大物。

推算結果顯示,如果使用鋼管搭建棚架大概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然而當時工期短任務重,所以負責搭建棚架的工人只好另闢蹊徑。

他們找來多根杉篙,將他們綁在一起,然後一層一層連接起來,最後用葦蓆搭起一個天棚。

這樣,整個天安門城樓被包裹得嚴嚴實實,只留下了一條窄窄的運送貨料的馬道,其他什麼也不顯露。

在工人的努力下,搭建起這樣一個跨度如此之大的天棚,只用了短短8天時間。

隨後,他們又在附近的中山公園內,搭建起一座臨時鍋爐房,並將上下水管通向天安門城樓。

同時,他們在葦蓆周圍鋪設了幾層取暖管。

這樣一來,本來外面已是寒冬,但是裡面卻是溫暖如春。

當時國際形勢緊張,而偏居一隅的蔣介石當局反攻之心不死,可以說新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

爲了保密,當時的北京市民,甚至是天安門附近的中山公園、民族文化宮等場所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被葦蓆圍起來的天安門在被重建。

而根據規定,所有參與施工的人員一律要求嚴守這個秘密,不許跟任何人提起,就算是家人也不可以透露。

這被視爲極爲重要的政治任務。

爲了做到百分之百的還原,拆除城樓前要先進行精密測量。

能夠熟練使用經緯儀的姚來泉,被指派配合測量局的技術人員完成測量工作。

他和這些工作人員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城樓主體的每一個部件都仔細測量了一遍,並把測量數據直接送到毛主席那裡。

隨後,毛主席作出指示:原樣不動,尺寸不變。

相比磚混結構的紅牆底,更爲複雜的是城樓主體的木結構。拆除之前,需要斷掉電源。

姚來泉帶領兩人,通過杉篙綁的梯子,爬上了整個城樓的最高處——屋頂的脊瓦。

而此時姚來泉只是奉上級之命,尋找整個脊瓦的正中心,心裡卻不知道此舉的真正意圖。

他站在整個屋頂的大概中心位置,然後讓兩個工人分別從東西兩邊往中間數。

最後負責數脊瓦的兩人數到地43塊時,姚來泉腳下正好還剩5塊,於是他便在中間的那塊脊瓦上,做了個明顯的標誌。

下來後,他立即向指揮部的領導彙報了情況。

讓他感到意外的是,指揮部領導、專家及公安人員立馬趕到,領導指示姚來泉將中間的那片脊瓦敲碎。

這種脊瓦厚度能達到60公分,所以十分沉重。大家顫顫巍巍地站在屋頂上,根本沒辦法將瓦擡起來,只能想辦法砸碎。

只見脊瓦下面,有一個一尺見方的木盒。

因爲過了很長時間,所以已經變得很舊了,但是上面的圖案依舊清晰可見,雕刻的是二龍戲珠。

見此木盒,領導的臉色立即嚴肅了起來,他示意姚來泉將他打開。

作爲木工方面的專家,對木質研究極富經驗,他扣了扣木盒的表面說:這是金絲楠木的。

隨後,他拿出小小的撬棍輕輕一戳,木盒已經酥了。

領導便又示意他將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緊盯着姚來泉的手,只見他從木盒中拿出了一塊“銅疙瘩”。

由於年代已久遠,所以失去了原有的光澤。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這是個金元寶。

隨後,姚來泉又從盒子裡摸出一塊拇指大的紅寶石,還有一些硃砂。這可是百年真硃砂!

此外又陸續掏出了五種穀物,當然有些已經分辨不清了。

金絲楠木盒裡的所有東西,都是辟邪之物。

後來,根據上級指示,姚來泉在翻新後的天安門城樓原來放置木盒的地方,放了一塊漢白玉石。在漢白玉石上面刻着:1970年1月~3月重建。

三、重建工作細緻入微

沒有人能說清楚,整座城樓究竟用了多少塊木料。

各種結構相互咬合、上下壘疊、環環緊扣、嚴絲合縫,然而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居然沒用到一根釘子。

這麼複雜的工藝是如何做到的,連身爲八級木工的專家姚來泉都有些頭疼。

他命令工人,用塔吊先將城樓西南角這個吊起,然後用卡車拉到了不遠處的中山公園內。每拆下一根,就照原樣擺好。

但是拆完之後,工人卻很難擺出原樣。

大家琢磨了很久纔想明白,拆下來的各個部件雖然擺放次序沒問題,但是擺放的方向卻不對。

之後,他們把拆下來的每一個部件,都按照順序進行編號。

畫草圖、拍好照片後,標清楚方位……

他們通過多次試驗,終於弄明白了其中的奧秘。

隨後,他們將整個城樓都拆了下來,擺滿了天安門和端門之間的空場。

天安門城樓用到了六十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徑有一米多,最細的也有半米以上。每根都有12米長、重達七噸。

雖然當時在我國南方地區,找到了質地較好的原木,但因爲運輸問題,只能作罷。

最終,上級批示從東南亞進口類似紅木的木材。

這種木材質地堅硬,遇火不着,只會冒煙。

經驗豐富的姚來泉,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好的木材。

木頭運過來之後,卻遇到了新的難題。

當時我國吊車臂長只有25米,綁住前端後,下面拖着上不去。只能採用“斜溜”的辦法,兩個塔吊同時吊一根。

正脊兩端的大吻,原來是龍的形象。當時有人認爲是四舊,建議改成向陽花。

周總理知道此事後,堅持認爲可以繼續使用龍的形象。因爲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主體部分不能改變。

當時有人堅持,將房檐下的木結構斗拱改成玻璃鋼材質的。

周總理得知後,拍板:照原來的木斗拱製作,任何結構不得改動。

木工活幹完後,接下來的一道重要工序是油漆彩畫。所有的描繪過程,均經過複雜的工序。

爲了製作菱花格扇,大家爲此專門發明了菱花格扇加工機。效率比手工,提高了150倍。

最後一道工序是貼金箔,整個城樓要用黃金六公斤。

所用的金箔,需要切得非常薄。當時新中國沒有這樣的技術,全部從國外進口。

這麼薄的金箔很容易嵌進肉皮,根本沒法用手直接拿。

油工們只能用竹夾,小心翼翼地將金箔一張張夾起,然後將它們敷在沒有未乾的油漆上,再細心地用細毛筆一點點捋平。

根據施工方案,需要在底座安裝兩部電梯,直通城樓上。

動工時,工人們才發現:儘管整個底座都是磚混結構,但因爲當年是用糯米湯混合着黏土砌得磚,所以即使時間過去了五百多年依然堅固無比。

工人們刨出來的土滴上水後,居然在鞋底上粘了厚厚一層。

基於此,最終上級決定:只需要在底牆上部鋪設一層磚,牆外立面打了幾十釐米後的水泥。

最終全部工作完成後,重建的天安門城樓居然比原來高了87公分。

這並不是施工過程出現了偏差,而是因爲經歷了幾百年之後,天安門出現了下沉現象。

重建後的天安門,纔是史料記載的真正高度。

在主體結構完工後,由北京雕刻廠負責加工的巨型國徽也按時完成。

這個巨型國徽直徑達到了1.7米,需要由八個人擡。

周總理對懸掛國徽的事情,非常重視。

他解釋說,天安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馬列主義的大講臺,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看到我們連國徽都掛不正,必定會笑我們。

爲此,他特意指示領導小組,要派可靠認真的人把關。

最終,這個重任落到了姚來泉肩上。

在懸掛之前,他發現在國徽背後,有人用鉛筆寫下了擡國徽的八個人的名字及日期。

由於上級指示,國徽上不能有任何的痕跡,所以他細心地用砂紙輕輕打磨了好幾遍,並做了細緻檢查。

周總理要求:國徽必須懸掛在北京中軸線上,不可出現絲毫偏差。

懸掛過程中,姚來泉派人在國徽兩側分別安裝了一個滑輪,準確無誤地吊到既定位置。

在此期間,測量局的技術人員就站在紀念碑前的中軸線上。

他們用德國進口的高精度經緯儀,對準天安門城樓。這樣以確保經緯儀的線,和國徽的中心線完全重合。

姚來泉根據對方手中的黃旗指示,不斷微調國徽的位置。

最終,用了整整三個小時,才把國徽準確無誤地掛在了北京中軸線的位置。

全部工程完工後,有關部門對重修的天安門城樓進行了驗收,結果顯示:沒有任何不合格!

1970年3月11日下午3點,周總理第一個登上經過翻修的天安門城樓,對重建工作進行視察。

當年“五一”前夕,一座煥然一新、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城樓重新回到公衆視野。這讓很多羣衆駐足留戀。

而他們在爲這座偉大的建築所驚歎時,卻不知道這已是一個功能先進、裝備現代的全新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