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長崎之行與張謇的立憲思想
邵雍
1903年5月，張謇接到日本駐南京領事天野恭太郎發來的在大阪舉行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邀請書，欣然成行。
張謇訪日成行的動因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根據張謇自己的說法，“自丙戌(1886年)會試報罷，即謂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在士大夫，因先事農桑，竭八年辯論，抵持爭進之力，僅成一海門蠶業。甲午後，乃有以實業與教育迭相爲用之思。經畫紡廠，又五年後而著效，比時即擬東遊考察。會世多故，讒言高張，懼不勝其描畫而止。”
1901年他在訪日未果的情況下，用“實業與教育迭相爲用”的思想規劃企業的發展。例如《通海墾牧公司集股章程啓》就明確說明集股的用途之一是“儲通海小學堂、農學堂經費”；在建設規劃方面也明確“興工築堤之始，即擇千畝之地立農學堂，延日本農科教習，採日本農會章程，斟酌試辦”；同時覈定通海小學堂佔地100頃、農學堂佔地50頃。所以此次他想利用參觀博覽會的機會，考察日本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職業教育也順理成章。四月十五日 (農曆，下同)，張謇定下了“東遊考察農工及市町村小學校之計”。
考察長崎
1903年，張謇從上海出發，訪問日本，長崎是第一站。訪日結束，他又經長崎返回上海。他此次訪日目的明確，準備充分，而且非常講究實際。抵達日本後，他在回答接待者問他“東來調查宗旨”時說：“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村者。經驗不請詢已完全時者，請詢未完全時者。經濟不請詢政府及地方官優給補助者，請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
在製鹽技術方面，他不願貿然引進先進的美國生產方法，寧可退而求其次，學習日本簡易的改良工具。所有這些均體現了張謇從中國、從南通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學習外國先進經驗時首先考慮自身的實力與接受、消化能力，講究實效，決不追求浮華新奇，圖虛名得實禍。而這正是張謇作爲一個企業家創業成功之處。
張謇此次赴日乘坐的是“博愛丸”。他了解到“博愛丸”與另外一艘“宏濟丸”都是日本紅十字會在甲午戰爭後用100萬日元製造的，“無事則租與郵船株式會社，歲徵租金五萬元，分二十年歸其造本，常時修理之費，則郵船會社任之”。張謇認爲如此“有事則配炮，無事則經商，國家省平日養船之費，兵商有聯爲團體之思”，實爲“良法”。
五月二十八日晚上7時“博愛丸”駛抵長崎時，天“已曛黑，但入口處島嶼參錯，海色映空，樹影森森，可辨而已。下碇後望見南岸山市燈火，上下成列，北岸略稀”。夜色籠罩下的長崎給張謇留下了初步的朦朧的印象。而次日黎明長崎海關、檢疫部門對入境人員的檢查則給張謇留下了明確的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記中寫道，“關人來驗病，二、三等艙皆查脈”，坐在上等艙的張謇自然受到優待，“上等立視客而數之，符客單之數即去”，沒有絲毫麻煩與留難。張謇繼續乘輪赴馬關時“海僅微風，……斜日掩映林木間，濃倉茜翠，下澈波底”。
此時此刻他觸景生情，感慨萬分，認爲“日人治國若治圃，又若點綴盆供，寸石點苔，皆有佈置。老子曰： 治大國若烹小鮮。 日人知烹小鮮之精意矣”。於是詩興大發，賦詩一首：“長崎羣島碧巉巉，最好中穹角力巖。斷靄流雲封不住，夕陽透影上漁帆。”二十九日這天張謇走訪長崎東明山寺，“寺門在山麓，頗似杭州靈隱，……寺門內有福建曾氏墓碑而無墓。……寺殿內有明唐王隆武元年太師招討使黃斌卿提榜”。順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時，黃斌卿奉屯兵舟山。張謇認爲“必其乞援時事也”。兩年以後，威虜侯黃斌卿海師策應浙東義師和農民軍反攻未果，舟山隨後陷落。儘管張謇在日記中只是客觀回顧了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並沒有闡發反清復明的宏論，但在詩詞中還是流露出不勝感慨：“朱明隆武紀弘光，絕域求援事可傷。破觖金甌誰摯汝，更堪乞佛拜東方。”
張謇走訪長崎東明山寺的主要目的是實地考察山門內的私立鶴鳴女子學校，這一學校的選定完全符合當初他對日方接待者提出的幾條參訪標準。在該校教室，張謇看到“女子二十餘人席地而坐”，正在聽老師講解黑板上抄錄的一首日本七絕。“旁一室二十餘人列坐據矮几，臨毛筆畫花卉。”內又一室爲特別裁縫教室，“十餘女子事針黹”。張謇經過仔細觀察，發現該校教室 “室皆不大，……因地而遷就爲之者。市町村小學似此正多”，有一定的代表性。
接着，他興致勃勃地考察了前一年剛落成的伊良林尋常小學校。只見“校舍皆樓，……容童子六百餘，十教員教之。……教員俸金自每月十二元至三十元。……授業科少者，月十五錢，不足則取資於地方稅之補助”。“校長一瀨秀太郎，兼訓導。……校長見客處一人供茗盞，餘無一人”。
張謇見日方辦事效率之高，絕無人浮於事之現象，馬上聯想到“中國興學之難，在學生食宿費多，仍由於學校少，而從學者多去其鄉也。觀此益有徵”。張謇原還打算參觀附近的師範學校，但因開船在即，時間緊迫，只能忍痛割愛，取消了這一項目。由於在長崎停留短暫，他在當地考察只能擇要擇需而行。
閏五月初四上午8時，張謇在大阪參觀了勸業博覽會各館並訪問了30個農、工、商業單位和35處教育機構後，帶着對日本興起的強烈感受再次抵達長崎。
訪日歸來
張謇在訪日之行即將結束的日記中“就所知者評其次第，則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農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學業程度言之”。他認爲政治、教育和實業三者是有密切聯繫的：“政虛而業實，政因而業果，學兼虛實爲用，而通因果爲權。”就中國國情而言，“救亡圖存，舍教育無由，而非廣興實業，何所取資以爲挹注，是尤士大夫所當僅僅者矣”。
不過，張謇對於日本教育的評價絕非全盤肯定。他的好友羅叔蘊在上海借錢給日本人森村要，後在長崎查知此人狹邪底細，索錢遭拒。張謇就此事發表評論說：“日人謀教育三十年，春間教科書獄發，牽連校長、教諭等近百人。今查其工商業中私德之腐潰又如此，以是見教育真實普及之難。”他認爲：“以不信不義之國人，而冀商業前途之發達，是則大車無挽，小車無軏之行矣。”這爲我們理解張謇所說日本“商最下”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六月六日清晨五時，張謇乘輪由長崎抵達上海，“是日順風乘潮，故速”。其大生“紗廠賬房已移十六埠南碼頭太平馬頭弄內”。在此之前張謇多次到過上海，這時上海已經有了他自己的產業，就是在訪問日本時，他也沒有忘記上海。他五月初五的日記上有“寄上海訊”字樣。閏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第一句話就是“寄三兄及上海訊”。同月十日他從上海東歸故鄉時，過狼山遇雨，有感而發，賦詩一首：“萬里歸來旅思清，八旬涼燠數歸程。洪濤軒涌岸都失，驟雨飛過山忽明。時爲近鄉詢旱燎，不堪聽客數科名。年來寇盜真充斥，此日江干甫角聲。”興致勃勃東遊歸來的張謇還沒有回到家鄉，滿耳聽到的是天災人禍、羣起造反的消息。看來以日爲師，在家鄉大力振興教育和實業，比在長崎甚至在上海要困難得多、艱辛得多。
1903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年，在辛亥革命史上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從五月二十八日(6月23日)張謇乘輪抵達長崎到六月六日(7月29日)回到上海，這段時間正值拒俄運動如火如荼蓬勃開展之際。這場運動的主體是上海等地和旅居日本的青年學生。6月底7月初上海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蘇報》案。然而所有的這一切，張謇的東遊日記裡都無隻字提及。他在日本期間走訪一些留日學生，賓主雙方閉口不談拒俄運動，更不要說是反清革命了。在留學東京和上海的學生相繼組織軍國民教育會，使教育更多地與軍事乃至於革命聯繫起來的時候，張謇仍在大談小學教育、職業教育，看上去多少有點令人費解。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張謇的身份、他和清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他的政治主張，所有這一切又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1903年張謇對日本的訪問畢竟促使他的思想發生極大的變化。雖然他的考察項目中將“經濟不請詢政府及地方官優給補助者”排除在外，願意多看看“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不過對於日本政府對本國大資本集團實行有力的扶助政策還是心生羨慕。他認識到實業離不開政治，想要抉除“昏惰者”徒佔權位的病根，首先必須健全立法與改行政黨政治。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張謇看到小小日本居然敢於向橫跨歐亞大陸的沙俄帝國叫板，而且宣戰伊始就拔得頭籌，佔了上風，於是感慨萬千：“日本全國略與兩江總督轄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管轄範圍)則倍之矣。一則致力於實業、教育，三十年而興，遂抗大國而拒強國。一則昏若處甕，瑟縮若被縶。非必生人知覺之異也，一行專制，一行憲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無人能舉以爲聖主告也。可痛!可恨！”
從此，張謇就以立憲派的面貌活躍於政治舞臺，他長袖善舞，力謀在政治體制上以君主立憲取代封建專制，從而保護並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1903年張謇訪日符合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日方邀請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