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李政道“心通天宇，情繫華夏”的一生：根在哪裡，心就在哪裡

李政道逝世，我很難過。作爲老朋友，不禁又想起與他交往的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聽到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的名字，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早晨。那天早晨，新華社國際部當時的負責人拿着剛剛收到的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稿，興沖沖地走來請值班社長審發已經編好的關於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新聞。

值班社長邊看稿邊和國際部負責人議論着什麼叫“宇稱守恆”，什麼叫“宇稱不守恆”。李政道和楊振寧教授在大洋彼岸推翻宇稱守恆定律，並且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經由新華社播發後，傳遍了全中國。

過後，懷着一種敬慕和好奇的心情，我反覆研讀了1957年2月23日新華社發表的這條電訊：

我國留美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發現了原子核物理學中的一個重大問題。

1956年夏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教授李政道和普林斯頓研究院中國教授楊振寧在進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論研究的時候，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30多年來一直被認爲是微觀世界的一條基本物理定律——“宇稱守恆定律”，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之間以及基本粒子之間的弱相互作用下，是不適用的。這個定律只在強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下才是正確的，過去把它看作普遍的定律，把它推廣應用到弱相互作用下是錯誤的。

“李政道和楊振寧是誰？他們是怎樣做出這項重大成就的呢？有什麼機會能讓他們談談成功之路，談談他們的甘苦，談談他們的追求以及他們的生活經歷？”

自從聽說了他們的名字和他們在科學上的傑出貢獻後，我不禁萌發了上述念頭。然而，滄海茫茫，歲月悠悠。我希望見到大科學家的願望在過了22年之後，我作爲記者進入科技界採訪以後才如願以償。

言傳身教

那是1979年春季的一天，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採訪時，該研究院的負責人吳塘對我說：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在北京科學會堂剛開始的講學，得到了研究生院內外的熱烈反響，李政道爲這次講學做了認真準備。

“你來得正好，你能不能採訪一下李先生，寫一篇報道？”吳塘問我。

回到編輯部，我向有關負責同志彙報了上述情況，並表示我準備花些時間到北京科學會堂採訪，寫寫李政道這次講學的盛況。經編輯部同意後，我便天天到北京科學會堂旁聽李政道講學，休息時與到會聽講的科學家和教授們交談，通過看和聽，採訪到大量關於李政道教授的情況。在長達7個星期的時間裡，北京科學會堂的報告廳裡天天座無虛席，不少人乾脆挨近講臺席地而坐，後排座位上的人們則舉着望遠鏡邊聽邊看投影儀映在牆上的講義，在報告廳的地下室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人們圍着一臺臺轉播電視機認真聽講。聽講的人羣中，有李政道早年的老師、同學、好友，也有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新一代年輕物理學家。採訪中，聽衆們對李政道教授講學的評價是：學識高深、方法科學、治學嚴謹、誨人不倦。

“作爲一位教授，他和學生的心是相通的。他時時都在關注着聽講人的理解程度。”

採訪中，大家都認爲，李政道教授的講學博得一致好評不是偶然的。他每天講3個小時，可是備課要五六個小時，有時講得太累了，就手按着教鞭，把頭伏在上面歇一會兒，有時講得滿頭大汗，乾脆把外衣脫掉繼續講。在長達3個小時的時間裡，從強作用、弱作用的發展史，講到粒子物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課堂內外，聽衆們如醉如癡，進入到奧妙無窮的粒子世界。

採訪中，有人告訴我說，李政道在國外平均每年只講28-30小時，這兩門課一般要講兩三年。這次，他感到中國實現現代化急需科技人才，決定用兩個月時間講完幾年的課程，爲了搞好這次講學，早在一年前他就開始做準備工作，還給中國同行寄來了大量文獻和書籍。

外圍採訪進行得差不多時，我決定直接採訪李政道。不料，他卻把採訪安排在了課間休息的短暫時間。那天，李政道顯得很疲倦，他一面不停地往嘴裡塞潤喉片，一面用沙啞的聲音回答我的提問。在短短20分鐘的時間裡，他談了從1946年離開中國去美國，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著名物理學家費米的經過，還談了和楊振寧教授的合作，發現“宇稱不守恆定律”的經過。

與此同時，我還跟隨李政道參觀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瞭解到他對中國培養科技人才的關切。1979年5月17日，新華社播發了我採寫的這篇題爲《李政道教授在中國講臺上》的通訊稿，過後，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和世界各地的中文報紙均在顯著位置刊登。

CUSPEA 樹木成林

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曾多次參加李政道教授來中國的各項活動，也曾多次以新聞、通訊、報告文學的形式，記述並報道了他的講學、爲中國培養研究生、積極倡導並幫助中國建立博士後制度，以及幫助中國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等學術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李政道教授對祖國的一片深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復一年，李政道雖然遠在海外，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已經深深地紮在我們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79年回國後，他聽人說中國科技大學辦了少年班，非常高興。這一年的4月20日，他放棄了週末休息，專程從北京趕到安徽合肥，看望了少年班的孩子們。

在從事科學研究和教學的同時，多年來，李政道還堅持爲中國辦了兩件事：一件是幫助中國發展高能物理和同步輻射，另一件是給中國培養科技人才。

他說：“只要能給中國培養出高水平的人才，我個人犧牲些時間，甚至做些‘收發聯繫’一類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1979年他在北京講學的時候，就有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CUSPEA)的想法。

他對中國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說：“爲什麼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這樣做學生可以得到學位。如果同意派研究生，我可以幫助動員美國民間所有第一流的大學，讓他們接收中國學生，資助和培養他們。”

回到美國，他還在牽掛着這件事。當時，他雖然在美國教書、搞科研已有30多年，但始終沒有做過招生一類的行政工作。一天，他把他所在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主任Sachz教授請來說：“請你談談美國各大學招生的程序。”

聽完了介紹，李政道說：“噢、這麼複雜，我在美國教30年書，想不到招生手續竟然這麼複雜！”思索半晌，他拿來一張紙，一邊畫格子，一邊用英文寫道：“這樣吧，今天我爲中國物理學生創造一個新的招生辦法，不用考GRE、TOEFL，也不用先向招生處申請，這個辦法的名字就叫CUSPEA！”

在這之後，李政道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日夜張羅，自己花郵費、電話費，跟美國各大學的物理系聯繫，希望他們接納併爲中國代爲培訓科技人員。國內有關部門曾多次提出願意爲他支付有關的費用，李政道教授都堅決地拒絕了。他說：“這是我的一點心意，爲中國培養人才是有意義的！”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進行得很順利。各種手續辦妥之後，他又親自從紐約給正準備應考的同學們寄來了充滿熱切期望的信。他在信中，用工工整整的中文寫道：

親愛的同學們：

這次由於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各大學及研究院的負責人和教授們的大力支持，使CUSPEA的初步工作有了很好的結果，當然最主要的是你們自己的努力。

來美國後，請不必立刻定專業，除自己的興趣外，將來的用處、國家的需要，亦請多加考慮。大體而論，做實驗的應該遠比念理論的要多。請你們進研究院，不過是學習的初步，得博士學位亦僅是就業的開始，這次你們考試成績充分表現了中國的高等學院有很好的水準，而將來你們學成回國後可更快地提高各大學和研究院的質量，使之超過世界水平的科學基礎，工農業也可以隨之發展。

祝你們

前途光明！

李政道

1980年12月13日

李政道爲什麼如此熱心地傾力於爲中國培養人才呢？

1985年5月25日，在紐約，與中國研究生們相聚聯歡時，他曾講過這樣一番話：

今天我們有一切理由深深相信，中國科學家必然是將來的主要人物。因此，你們必須共同承擔起這個歷史責任，分享共同的目標和理想。這也是我們今天在此相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科學的將來，就是世界科學的將來。互相幫助，就是幫助自己和幫助你們整個一代。你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後的成功，則依靠你們這一代集體的努力。

我在採訪李政道教授的過程中，深切感到，爲了給中國培養科技人才，爲了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進步，他雖然人在大洋彼岸，但他的心卻始終記掛着中國的事情。

1984年5月裡的一天，李政道見了我。這時，經過幾年的交往，他對我已經沒有從前對新聞記者那樣的“戒心”了，他像老朋友一樣和我坦誠地交談。在這次話題廣泛的交談中，他向我介紹了在美國留學的研究生的狀況。

他說：“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當初，我答應辦6屆，總數共700人左右。現在，全中國規模的招生已經辦了4屆，在美國的已經有3屆，共362位。在已經選定專業的285人中，從事新型材料、激光、等離子體物理、大氣物理、生物物理、醫學物理、核物理以及半導體、磁性等有重大應用前景研究的有231位。其餘研究生選定的專業，都和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有關。”

“美國的科學家和教授們認爲這批中國研究生的水平如何？”我問李政道。

他臉上立即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培養研究生的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主要是由於中國青年優秀。”

“過去美國許多第一流大學的物理系中，都沒有中國研究生，這是因爲學校對中國學生的程度既不瞭解，也不信任。這幾年招收的中國研究生在美國的表現說明：第一，中國的青年是優秀的；第二，能訓練出這樣多高水平的學生，證明中國大學的水平是國際第一流的。現在，美國的大學對中國學生的優秀性已經沒有懷疑，建立起了信任。”李政道邊做手勢邊笑吟吟地說。他把這批將得到博士學位的青年比作苗木。但他認爲，要使這些“苗木”成才，還得花力氣。

談到這裡，李政道笑着對我說：“我已經向中國有關方面建議設立‘博士後’流動站。在全國選擇有優良條件的研究所和大學設立‘流動站’，每站有固定的人員名額，站員都是這些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在好幾個不同的（包括國內和國外）單位流動2-6年，使他們在不同的環境中接觸多方面的學者和多方面的工作，以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和經驗。然後，再通過國際水平的競爭，取得相對固定的職位。經過這樣嚴格考驗的人才，才能成爲新一代科學技術的帶頭人。”

曉陽輻射科學光

1988年的春天，李政道又風塵僕僕地歸來了。5月26日，我在北京西郊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即將建成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實驗大廳旁邊的一個房間裡，再次採訪了李政道。

李政道身穿藍色襯衫，興致勃勃地拿來一幅畫給我看。畫面上一個牧童席地而坐，聚精會神地凝視着遠方天空光芒四射的星雲。原來，這幅畫是著名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應李政道的要求，專門爲同步輻射應用國際討論會而創作的。我正在欣賞着畫面並讚不絕口時，李政道對我說：“中國是以農立國的，牧童就代表了現在年輕的科學家。”他指着畫面上的兩行字，笑吟吟地對我說：“請你念念，我寫了兩句詩。”

“牧童遙望求知切，曉陽輻射科學光。”我念完後，在場的人都高興地笑了起來。

李政道說：“藝術家們對中國年輕的科學家也寄託了很大希望，科學和藝術同樣重要，爲了中國同步輻射科學的發展，李可染先生在百忙中特地作畫寄意，這是很可稱頌的，我們已把這幅畫掛在今晚招待會主席臺的左邊，畫面上發光的星雲很可能是北宋時期發現的超新星，也可能是今後的同步輻射光。吳作人先生也爲另一個二維空間物理的討論會創作了一幅極精彩的畫，今晚將掛在主席臺的右邊，他的畫巧妙地借用了中國古代太極圖的構思，用藝術表達討論會的主題，充滿了高度科學動態的意境，對高溫超導尤其恰當。我爲他的畫也擬了兩句——太極古式成新形，陰陽二維解超導。”大家聽後又笑了起來。

李政道還告訴我說：“黃胄先生也爲今年8月將在南京召開的一次同樣組織的‘粒子和宇宙學’工作討論會作畫祝賀，他的畫將在8月份開會時展出。他的畫是氣勢磅礴的天馬行空圖，充分展示了祖國科學家的前途。會後，這三幅畫將在即將落成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大樓裡懸掛起來，作爲永久的紀念。”

在這之後，我又應邀參加了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舉辦的國際學術工作會議。這個中心由李政道任中心主任，每年選擇幾個世界科學最前沿的課題，分別邀請10位第一流的專家學者來華，在會上分別介紹各自領域取得的進展、存在的困難和發展前景，並和90位中國學者共同生活工作一段時間，爲的是使中國的專家和學者能夠迅速地站到研究領域的前沿，以便開展更多具有世界水平的工作。這一年的活動內容是：同步輻射應用和二維強關聯電子系統的國際討論會。

會議中間，李政道興奮地說：“從今天開始的爲期兩週的同步輻射應用國際討論會，和一般的國際會議不同，這個會是爲了提高中國科學家在尖端科學領域裡的水平和學術地位，爲青年科學家提供良好的學習機會而舉辦的。”

“什麼是同步輻射？”我問道。

思忖半晌，李政道介紹說，今天會上魏尼克(Winick)教授展示的一張蟹狀星雲的幻燈片，你看見了吧？早在中國北宋時期就有關於超新星的記載，也就是蟹狀星雲。北宋的天文學家每天記錄它的亮度。據記載，起初幾天空中突然出現一大如雞卵的奇星，之後亮度遞弱，一個月以後，仍然和金星一般明亮，共發光三百多天。這是全世界最完整的關於超新星的記錄。超新星所發的光，就是同步輻射。目前電子同步加速器產生的同步輻射光有非常廣闊的應用前景，世界上稱之爲“明日的激光”。可以說，它比激光的用途還要廣泛。由於它有強度大、準直性好等的優越條件，是凝聚態物理、醫學、生物學、材料科學等學科研究中極爲有力的研究工具。

李政道說，這次會議集中了全世界優秀的同步輻射專家。舉辦這次討論會的目的，是把世界各國在這個領域裡的專家請來，大家聚在一起發表學術論文，共同開展討論。知道人家做什麼，然後去做，這也有好處，否則只能永遠跟在人家的後面。更重要的是知道什麼是人家還做不出來的，從而找到正確的方向進行突破，而如果你能做出來，那你能走到人家的前面去了。

在這次會面中，李政道侃侃而談。他興致勃勃地說，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在建造的過程中，也帶動了中國高技術的發展。他還高興地對我說，現在，中國造的加速管已經遠銷到美國。去年，美國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爲了增加兩節加速管，在世界各國招標購買，最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標。今年已經交貨。

“這是高技術產品的外銷。因爲成品優良，這次討論會期間，美國布魯克海文實驗室表示還要在中國訂購8節加速管，估計在6月份可以簽訂合同，銷價共207萬美元，純利約60萬美元。今天早晨，斯坦福同步輻射實驗所的所長，也向我表示要訂購中國造的一些加速器的主體部件。用上海話說這是‘硬碰硬’，中國造的加速管如果質量不好，人家纔不買你的貨呢！”李政道笑着說道。

李政道還說：“中國人造的加速管已經達到國際最高水平，吸引世界各國前來購買，將來還會有更多的人來買。可以說，這件事大大增加了中國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僅如此，因爲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的需要，很多工廠也協助參加了工作，提高了中國的高技術工業水平，其他如真空、電源、高頻技術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全國工業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和世界水平比，還可以爭取更大的國外市場。”

在這次會面之前，李政道還對中國博士後工作的進展談了些意見。他對我說：“1984年鄧小平和我們一起討論了博士後制度的有關問題。鄧小平問：博士這名稱恐怕在漢朝時就有了，博士的知識顯然已經很‘博’了，爲什麼還要博士後呢？我解釋說，在大學的時候是老師給他出已經有解的題目，然後老師指導他解題。大學生按照在學校學習的課程，解了老師給他的題目，如果這個解是和老師知道的正確的解相吻合的，這學生就能完成大學學業，得到學士學位。在研究院，老師給學生出題目，可是老師並不知道怎麼去解。研究生按照所學的知識來解老師給他的題目，而這個解由老師自己及同行評判，認爲這個解是對的，就可以從研究院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可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發揮是要自己出題目，獨立進行研究。這個培養獨立工作的階段，就是博士後的過程，因此必須有博士後。”

李政道說：“1987年從國外回來的博士有120多位，其中不到一半做了博士後，我們來研究一下120多位從國外回來的這個數目。”

他說：“在國外，在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時間平均是6年，有些同學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再做一兩年的博士後。可見，他們是在國外求學了6-8年。今年是1988年，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年輕學者是指國內1980年到1982年派出去留學的。而那兩年國內主要派出去的是訪問學者，並不是學生。學生主要派出是1982年以後，因此國外回來120多位算是相當多的，就是說大部分出國的同學是要回來的。近年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我們第一批的博士(CUSPEA)學生收了5位中國同學，第二批收了3位，這8位中有4位已學成回國。中國派出了上萬名留學生，絕大多數是1982年之後出國的，再過一兩年後，回國的年輕學者會多起來的，對他們的安排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國內如何能積極創造條件，愛護回國的博士，對國內培養的博士和國外回來的博士同等看重；鼓勵其中優秀的在國內工作幾年後，可以再去國外進修；堅持開放交流，團結國外和國內的學者，共同發揮力量。這些工作都是很迫切的、應當注意的，做好這些工作，就會吸引更多的人回國。”

在這次採訪中，李政道還向我表示，他對年輕博士們的未來充滿信心：“不僅是我個人，國外許多學者，包括我的很多朋友都認爲，今後10年、20年世界科技領域絕大多數將是華裔的，是中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前四名幾乎每年都是我辦的CUSPEA中國學生。其他如哈佛、普林斯頓、耶魯也都是這樣。因此，今後10年、20年的科技領袖大部分將是華人，這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的競爭不光是在經濟上，也在科技發展上，不僅需要跟人家拉平，而且要領先。要領先就一定要有一支精銳的、有獨立創造性的、能夠突破的隊伍。”

他預言，今日的博士後人才，就是將來的這支隊伍。到那時，世界科技領域的局面就會大爲改觀。

（作者系新華社原高級記者。她關於鄧稼先、陳景潤、華羅庚、李政道、楊振寧等科學大家的報道，影響過幾代中國人。直到今天，中學生還能從語文教科書中讀到她寫鄧稼先和華羅庚的文字。出版《科學的春天》《與20位大科學家面對面》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