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印尼移工母親Etty:疫情下,被迫食言的回家承諾

本篇文章透過整理來臺印尼移工Etty的口述,試着呈現她在疫情下身爲一名移工、一位母親的無奈、感傷的複雜情緒。她答應兒子會在2020年回印尼慶祝開齋節,但卻因爲疫情爆發而被迫取消。當中,Etty又是如何看待這個疫情下無法實現的承諾?圖非當事人,爲一名母親在母親節親吻她的孩子。 圖/路透社

整理:編輯慧儀

口述:Etty

編按:37歲的Etty來臺工作至今邁入第十年。當初,爲了家人的未來,她從印尼出發,待過新加坡和香港賺錢,最後返鄉結婚,生下兒子Andre。而在離婚之後,爲了Andre的未來,她再次出發,來到臺灣擔任看護,照顧行動不便、已經101歲的阿嬤。每一天除了例行工作,Etty趁着休假,攻讀碩士學位;熱愛寫作的她也利用休息時間記錄下自己的心情,並在疫情籠罩的這兩年間,以《疫情中的承諾》(印尼文:Janji Dimasa Pandemi)一文拿下2020年移民工文學獎優選獎與青少年評審獎。文章裡,Etty寫下她未能在疫情裡實現的承諾——她答應兒子要在2020年回印尼,一起過開齋節。

「沒能遵守的承諾,媽媽答應你,會在未來全部實現...」

我們家以前很窮,都會被人欺負,就算是我的阿姨也會這麼對我們。在弟弟妹妹還沒出生時,身爲家裡唯一的女兒,我每天都很開心。但是妹妹出生之後,我就覺得好生氣,擔心家裡是否真的可以再負擔小孩的費用。記得某一天夜晚,家裡的油燈已經沒有油了,家裡烏漆麻黑,爸爸又還在外工作。媽媽當時請我去跟阿姨借錢買油,但阿姨卻怕我們還不了錢,還對我說:「你去跟你媽媽說,沒有錢就不要一直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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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的嘲諷讓我又傷心又生氣,我對媽媽不滿,更抱怨自己的人生。我也恨阿拉,恨祂爲什麼要讓我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雖然那天晚上,爸爸把油買回來了,油燈又照亮了房間,但這件事我至今難以忘懷,所以我告訴自己要改變生活。高中畢業後,即便我拿到獎學金,爸媽也不讓我念大學,我就決定出國工作。但當時,我沒有任何夢想,只想當女傭趕緊賺錢。

我先去了新加坡和香港工作,現在來到了臺灣,一轉眼已經接近15年,也有了Andre。有時,很多人會問我:「爲什麼還不要回印尼?你已經錯過很多和小孩相處的時間。」但我怎麼會不明白這個道理?我已經錯過Andre的黃金成長期,我不能再錯過他的未來——我要確保他可以上大學,可以好好學習。因爲,我不要我的孩子像我一樣。

「沒能遵守的承諾,媽媽答應你,會在未來全部實現...。」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我先去了新加坡和香港工作,現在來到了臺灣,一轉眼已經接近15年,也有了Andre。有時,很多人會問我:「爲什麼還不要回印尼?你已經錯過很多和小孩相處的時間。」 圖/報系圖庫

平常,就算不在Andre身邊,但我希望他可以把我當朋友,不論大事小事、甚至是交女友也好,他也願意跟我分享。所以每一晚阿嬤入睡後,我都會抓緊時間和Andre視訊,問問他今天在學校過得怎麼樣,我想讓他知道即便我在國外工作,但會一直陪在他身邊。

現在,來臺灣工作邁入第10年,Andre也慢慢長大,還記得我在2017年第一次回去和他慶祝開齋節時,他才5歲;如今他已經12歲,正準備上中學,成爲一個小大人了。而就在我好幾年都沒回印尼之後,不出所料,他在2020年——也正是全球正要被疫情籠罩之際——也開始追問我,是否可以在那一年回家,一起過開齋節?

我當時那麼告訴他。

我剛來臺灣的時候,Andre才兩歲多,我也才20幾歲。當時我帶着他穿的Upin & Ipin藍色衣服來臺,至今一直放在我的枕頭下方,伴我入眠。Upin & Ipin爲一馬來西亞動畫連續劇,圖中的卡通小男孩正是Andre喜歡的Upin。 圖/路透社

▌疫情爆發了

我剛來臺灣的時候,Andre才兩歲多,我也才20幾歲。當時我帶着他穿的Upin & Ipin藍色衣服來臺,至今一直放在我的枕頭下方,伴我入眠(注:Upin & Ipin爲一馬來西亞動畫連續劇)。但如今,這套衣服他也穿不下去了。在家裡,阿嬤有一個孫子Ken和Andre年紀差不多,每次看到Ken,我都好喜歡他,他總會讓我想起Andre,有時真的忍不住就會想哭,洗碗洗一洗也會不小心哭出來。

2017年從印尼回來臺灣前,我曾告訴Andre我會安排在開齋節回去,到時候會牽着他的手去學校。但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我買好的機票終究還是因爲疫情,而被迫取消。

和我一樣,大家應該都經歷了類似的事情。疫情在2020年爆發,電視新聞和社交媒體上不斷播放着確診案例的新聞,我也開始需要到藥局排隊購買口罩和酒精,那時候我被規定哪裡都不能去,只能一直在家裡。阿嬤也一直嘮叨我不要跟隨便「不認識的人」說話,但我怎麼會隨便去搭訕其他人呢?疫情那麼嚴重,沒有人想要被傳染,我很小心防疫,我也擔心把病毒帶回去給阿嬤。

情況最嚴重的時候是2020年3月,那時候一名無證看護確診後,阿嬤甚至還對我說:「你離開!」當時臺灣對於移工很害怕,我那時候坐在臺北車站大廳外圍也被一名打掃阿姨趕走,而在我起身之後,阿姨還往我的椅子噴灑酒精。就算真的很生氣很委屈,我也覺得我有義務要保護穆斯林和印尼人的名譽,所以最終忍下來,沒跟阿姨吵架。

疫情期間,臺灣對於移工很害怕,我那時候坐在臺北車站大廳外圍被一名打掃阿姨趕走,而在我起身之後,阿姨還往我的椅子噴灑酒精。圖爲2020年5月,臺鐵擬評估永久禁止民衆在臺北車站大廳隨地而坐,引發熱議。 圖/報系圖庫

印尼的確診病例位居東南亞最高,我家鄉又是人與人接觸非常緊密的小村莊,歐巴桑會到處去講話,萬一我家人確診怎麼辦? 圖/路透社

我也擔心家人在印尼的狀況。印尼的確診病例位居東南亞最高,我家鄉又是人與人接觸非常緊密的小村莊,歐巴桑會到處去講話,萬一我家人確診怎麼辦?我們家有老有少,就算我一直叮嚀他們一定要戴口罩、還隔着手機螢幕教他們如何戴口罩、洗手、噴酒精,但我依然還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我的話。就像我媽說Andre都有戴口罩去學校,但誰知道他半路有沒有偷偷拿掉?

那陣子,有時我會覺得乾脆回家算了,但現實還終究還是把我拉回來——我的兩個弟弟因爲疫情失業,頓時間,我成了家裡最重要的經濟來源;而更讓我難過的是,我的父親和Andre也在騎車的路上受傷入院,身爲女兒和母親,我沒能盡到照顧他們的責任,唯一能做的事是隻能在遠方祈禱,希望他們儘快康復。

你知道嗎,我從來沒遇過這樣的挑戰,而且我在印尼的新家還蓋到一半,在所有的東西都需要錢的情況下,我怎麼回家?至少先留在臺灣賺錢,如果家裡真的不幸發生什麼事,我還有時間可以做準備。只是在當時,我不知道要怎麼把不回家的決定告訴Andre,我無法想像他會有多失望。

後來,我媽媽告訴我,螢幕那一邊的Andre在偷偷哭泣。

圖/法新社

開齋節是一家團聚的日子,圖爲印尼開齋節裡一位母親和她的孩子。 圖/路透社

過去我總會給自己設定很多目標,但在疫情間我沒有任何目標,我只在乎我的家人,只要我的家人沒事,我別無所求。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難以接受,難道我人生真的只有這一個選擇嗎——如果我想要爲家人、爲孩子帶來更好的生活,就非得出國不可嗎?

但或許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告訴自己,只要保持耐心,阿拉就會給我們最好的。就像過去我想要讀大學,阿拉不讓我去,但現在我可以用自己的薪水拿到學士學位、攻讀碩士;而且,我還能包紅包給當初嘲諷我的阿姨。最重要的是,我的爸爸媽媽也都健康地生活着,也把Andre照顧得很好。

過去的一切掙扎,阿拉現在都慢慢帶我走過來了。感謝阿拉,感謝自己。

「謝謝,爸、媽。願上帝賜予長壽還有健康,讓我有機會讓你們快樂。」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媽媽的承諾

回想這十幾年,當初我離婚的時候,我選擇離開父母,到其他地方租下一個小店鋪,獨自撫養Andre,因爲我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是誰、知道我的過去,也不想要聽到其他人的閒言閒語。所以,面對各種想要抒發、卻又難以說出口的情緒,最終我都把它寫下來。寫作成了我抒發情緒的最好方式。就像當我回不了家時,我寫下《疫情中的承諾》,過程中我哭了很多遍。在一字一句撰寫、一字一句編修的過程中,各種思念、悲傷、牽掛的情緒都會涌現,但哭過之後,心情也就好多了。

寫作是我的熱情所在,它改變了我的生活,甚至也帶我到很多我從未想過的地方,例如我贏得了移民工文學獎。所以在我正在蓋的新家裡面,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工作室,等我回到印尼之後,我可以靠寫作維生;而且在新家裡面,我可以跟家人小孩幸福快樂地生活。雖然這一切都要花很多錢,但這也是我感謝自己的方式,我想告訴自己:「這15年來,謝謝你爲自己的家一直都很努力地奮鬥着。」

當然,這還有一段路要走,所以這也正是我還需要、也繼續支撐着我留在臺灣的原因。我爲此也確實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這十年來,我隔着手機螢幕,看着父母一天天變老、孩子一天天長大,我錯過多了多少他們的生日,錯過了多少可以和他們相聚的父親節、母親節、開齋節?

所以我告訴自己:下次回家,我就要永遠回家。

我告訴Andre再給我兩年時間,等我回去跟他團聚,除此之外,我也不敢再多承諾什麼。尤其,在全球疫情仍未明朗的狀況之下,我唯一可以答應他的就是:「媽媽在蓋屋子給你,以後等媽媽回去,就可以開車載你上學。媽媽承諾,我會成爲讓你驕傲的媽媽。」

「上帝,這真是禰賜給我無價的禮物。爲了他的未來,我將以生命作爲賭注。」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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