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沖：我一輩子都是個局外人
時隔多月，63歲的陳沖結束了新片的拍攝，回到了位於舊金山的家中。
已是10月初，舊金山卻仍徘徊在暑氣的尾巴上。傍晚五點，她化了淡妝，頭髮梳成背頭，在書房接起了我打來的視頻電話。她背後是書籍滿目的書架，正對着一扇明亮窗戶，陽光很好，她那件白色真絲襯衫在發光，褶皺像波浪一樣起伏。
她眯着眼睛和我聊起剛剛殺青的新片《蒙特利爾，我的美人》。她飾演一個生活在蒙特利爾的中國移民，和丈夫有兩個快成年的女兒，在54歲之際面臨從小被壓抑的事實：她是個同性戀。陳沖，或者任何一個華人女演員，都很難有機會接觸一個這樣的角色，這讓她興奮，同時也陷入自我懷疑。
（圖/《蒙特利爾，我的美人》花絮）
“我已經許多年來沒有主演這樣重的一部戲了，我也有嚴重失眠，我就想：我是不是還能夠勝任這樣一個挑戰啊？”
陳沖的語速很慢，講述中會有停頓和反覆的訂正，彷彿是先在腦海裡寫成文章，試圖捕獲到最能準確描述感受的詞彙。這個緩慢深入自我的過程，聯合她的內心世界一同示人，即便她的感受是脆弱的、不“體面”的、和人們對她印象不符的。這在愈發封閉的公衆輿論場並不常見。
陳沖擅長在演員的工作中調用這種自我打開的能力。《末代皇帝》裡，陳沖飾演的婉容在和溥儀的婚姻裡瀕臨崩潰邊緣，她在長春僞滿皇宮溥儀的“登基大典”上，大口將蘭花塞到嘴裡咀嚼，留下了一個影史的經典畫面。而在本片拍攝期間，現實世界裡，陳沖的第一段婚姻也正陷入混亂，她在深夜的酒店走道上狂奔。
（圖/《末代皇帝》）
驚人坦誠的細節都被記錄在陳沖的自傳《貓魚》裡。一些演員可以在演戲時“說話”，在需要開口的時候木訥；但對於陳沖而言，使用語言和使用形體，似乎同樣得心應手。2018年，《末代皇帝》導演貝託魯奇去世，她在微博上發佈了一段悼念文字。作家金宇澄看完後說她寫得很好，應該寫書。疫情期間，在上海的隔離酒店裡，她開始爲《上海文學》寫每月一篇的專欄，這些文章後來結集，變成了《貓魚》。
日頭開始轉移，烈度卻沒有減弱的意思，屏幕那一頭，光斑從她的身體一點點爬到臉上。
“太陽刺得我夠嗆。”她說着，向後撤了一步，重新回到陰影裡，露出了滿足的笑容。我想起她在《貓魚》裡寫，光線的變化引起的心理變化很有意思，在黑暗中，人們會說出各自不會在亮光下吐露的心事。
《貓魚》，陳沖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4-6
採訪前，我準備了一份問題很“大”的提綱，關於“陳沖和時代的距離”。當你面對一位在70年代獲百花影后、80年代遠赴美國、長達半個世紀始終站在創作前線的女性，你總是忍不住去探究時代在她身上留下的刻痕。我試圖問了其中一些問題——中美之間電影工業的對比、亞裔女演員的困境、疫情三年如何影響了創作表達，問題本身都被輕輕滑過，她鮮少運用結構的、關照社會的視角，但能把人迅速地拽入那個時代裡她所處的情境，進而抵達私人的經驗和私人的感受。
說到美國的電影工業，她想起的是她的化妝師，50多歲，胖胖的，皺紋很多。有天化妝師帶來了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極其美麗。化妝師察覺到了陳沖的驚訝，說：“是啊，我曾經又年輕又漂亮。”頓了頓後，化妝師繼續說，“現在我只剩漂亮了。”
說到這裡，陳沖大笑起來：“這句話，我以後一定要用一用。”
在專欄裡寫到某一個年代的技術參數細節時，金宇澄常常鼓勵她展開寫寫，但陳沖的回覆通常是：已經不記得了，完全不記得了。金宇澄說，她對於“物”的描述興趣有限，沉浸在只屬於她的內心景象裡。
（圖/《愛出色》）
小女兒關心正義，會爲家政工的權益上街遊行，向聯合國遞交聲援信。有好幾次小女兒回到家，因力竭而失聲。女兒仍然相信自己的聲音可以改變世界，這是青春最美麗之處，但，陳沖說，她已經完全不相信了。
那麼如今的陳沖關心什麼？
夕陽還有最後的餘暉。“曬得我熱死了。”她忽然說，語氣卻不是在責怪。她此時起身，端起電腦，坐到了暗處的沙發前。我提及了她剛拿下的覃惠蘭事蹟的電影改編權。覃惠蘭當了40年的內科醫生，因爲穿了件兒子的大衣，在社交媒體上走紅，被邀請到巴黎時裝週的秀場走秀。她像聽到了一位老朋友的名字，左手撐在沙發上，扶住太陽穴，歪着頭，快活地大笑。
“她的人生，我有興趣發現它。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另外一個時空，是不是很年輕，她就可以當一個模特，還是必須要到了70歲？就跟愛情的發生一樣。”她的眼睛在陰影裡發亮，像發現了真正心愛的玩具，“我的確對人的命運有極其強烈的興趣。”
陳沖在覃惠蘭的故事裡看到了自己。1981年，她拋下聲名煊赫的演藝生涯，遠赴美國，從在中餐館端盤子做起。人們以爲她富有決心，但這或許是對她最大的誤解。陳沖說：“我有時候拳打腳踢地在努力，渾身傷疤地在努力，但也可能如果沒有花那麼大精力，這個也是我的，都是我命運的一部分。”
於是陳沖這樣回答我關於“和時代的距離”這個問題：
“我沒有整天想這件事情。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運走，每一天跟所有的人一樣，三餐飯、晚上睡覺，會有很多好奇，會有許多想學的東西，會有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都會有，但是這個不是我整天在想的事情。”
陳沖認爲自己一輩子都是局外人，但在家裡，她不是那個局外人。五年前，當她接受《十三邀》的採訪，被問到此刻最大的困惑，她的回答是“和孩子們的關係”。如今答案仍然相同。兩個女兒已經成年，母女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她總覺得自己不太瞭解她們，渴望更瞭解她們。
（圖/《十三邀》）
《貓魚》的結尾，是小女兒在家籌備一場和高中好友的新年派對。爲了不讓孩子們掃興，陳沖答應女兒待在自己的屋裡，假裝不在家。她半躺在牀上企圖看書。樓下越來越熱鬧，她聽到孩子們齊聲喊着：“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她擔心他們喝醉，想下去看看，最終忍住了，在新年潮溼的夜風裡，迷迷糊糊睡着了。
採訪接近尾聲，到了晚餐時間，陳沖的答覆開始變得簡短，中途看了兩三次手錶。我想起她說，在很多年的分離之後，大女兒最近回家了。太陽落下，現在，她要回到她的生活中去了。
我無法做一個享樂主義者
《新週刊》：我看最近你有連着幾部戲都是在北美拍攝。
陳沖：對，三個，其中兩部都是喜劇。其中一部Oh. What. Fun. 的導演做過很多喜劇。他在拍攝現場的監視器前看我表演時總是哈哈大笑，說：“我真的太高興了，我沒有想到你會這麼funny”。
我也挺欣慰的，年輕的時候沒有想到自己會去演喜劇。年輕的時候我是個特別嚴肅的人，我覺得悲劇是最高級的一種表達。到屬於我人生的冬季了，我的確是發現了喜劇。
人年輕的時候看到的悲劇比較多，反而年紀大了，在生活中，哪怕不是那麼好的情境下，仍然能夠發現其中的喜劇，能夠看到它的荒誕。
《新週刊》：這些年你一邊在美國的工業體系中參演電影，比如新版《喜宴》《弟弟》《蒙特利爾，我的美人》；也會有另一段時間在國內拍攝或者執導電影，比如《忠犬八公》《世間有她》。兩套電影工業體系對你而言是不是還是有很大不一樣？
陳沖：拍電影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當然跟我當年十幾歲的時候拍戲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在國內拍戲，跟我當年在國內拍戲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今天在國內拍戲或者在國外拍戲，相似的地方其實超過了不同的地方。
那種我書裡寫到的大篷車的感覺，或者說是馬戲團的感覺，也是相似的。拍電影的人，好像是特殊的一族人。
（圖/《弟弟》）
《新週刊》：這種大篷車的感覺，我記得你說，年輕的時候拍《小花》時會有，現在對你來說這種感覺還會強烈嗎？
陳沖：就沒有那麼強烈了，因爲自己有很安穩的一個家。那麼多年了，你遇見一羣人，開開心心在一起工作兩個月，完了以後，有可能這一輩子永遠都不再見到他們。
回想拍《末代皇帝》的時候，我們在一起半年時間，一些人都很熟悉了。電影結束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年輕的時候，每拍完一部戲會很傷感。我看見組裡的年輕人，有一些第一次拍戲，也有這樣的感受，但是對於我來說，這個就是家常便飯，這就是我的現實。
拍《弟弟》時我小女兒在劇組幫忙，拍完後她去參加了wrap party（殺青宴），我都沒有去。首先我不是一個party的人；其次，如果是你很年輕的時候，這樣你還有一次再見到他們的機會，可我已經那麼熟練，知道所有的相聚都意味着某一天的分手。
（圖/《弟弟》）
《新週刊》：聽起來跟感情也有點像，一段一段的感情，當時當下大家是很愉快的，但是分手之後，也不太有那麼經常的聯繫了。
陳沖：現在的人就是很少聯繫。年輕的時候，還會我和你交換一個電話號碼，交換一個地址，也許會通信。現在合作的人，可能連電話號碼都不會交換。拍攝的時候，你們每天有很多話可說，你的友誼其實是基於一個共同的目標——拍這個電影。但是，如果在咖啡店碰到他，如果在酒吧碰到他，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爲朋友？
我們都已經是這個年紀的人了，很清楚不可能成爲真正的好友。我不是一個很善於社交的人，我只有很少的朋友，但是這些朋友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會在任何情況下都忠誠於他們，是真正需要的，真正的朋友。像這樣的付出和得到，不可能同時給到100個人。
現在我們的朋友圈或者社交媒體的各種朋友，幾百個幾千個，“朋友”兩個字的意義已經變了。真正交心的，真正有精神交融的，真正互相需要的、互相給予的，不可能太多。
（圖/《弟弟》）
《新週刊》：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最近年輕人中比較流行的一個概念，叫作“situationship”。意思是，這是一種情境式的關係，當情境結束了，我們的關係也就結束了。現在很多年輕人更追求這樣的一種關係形態。
陳沖：反正攝製組肯定是這樣的。但是隻要是有過真誠交融的，仍然是個禮物。
《新週刊》：你在最近的採訪裡面把自己形容爲“影視罪犯”。還挺意外你會用這樣的詞來形容自己的。
陳沖：哦，我說了嗎？我的意思其實是，在那一堆娛樂垃圾當中，我也貢獻了自己的那幾桶。
《新週刊》：你覺得對自己有損耗嗎？
陳沖：我不覺得有太大的損耗，我只是覺得，大家那麼辛苦地工作，然後創造了一堆垃圾，是一件蠻荒誕的事情（笑）。但是工作的時候還是工作，大家都覺得會拍出一個好的東西來，都是在努力。拍一部壞電影跟拍一部好電影，一樣辛苦。
（圖/《忠犬八公》）
《新週刊》：當年和你一樣活躍的文藝工作者，很多都已經很久沒露面了。我也很好奇，是什麼驅動着你一直保持在創作一線？
陳沖：首先人各有志，有些人不在一線，也是他自己的選擇。於我來說，我需要創造。
我有一段時間跟我哥哥在一起做傢俱，也是非常非常幸福。一個沒有的東西，你會把它變成有。寫書也是這樣，一本不存在的書，現在存在了，你把它創造出來了。一個角色也是如此。有時候想好好做一個菜，把所有的佐料都買來了，嘗試一個新的做法，然後端出來了，你也是創造了某一種東西。我很難想象我的生命不再創造。
別人的好評或惡評也好，得獎或沒有得獎，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得獎的話，肯定就當接收到了一件禮物；得到了某一種惡評的時候，也許會反省一下，或者覺得受到了某種誤會，別人沒有理解。但都不是那麼重要的。真正讓我覺得充實，讓我覺得愉快的，給我一點滿足感的，就是創造的過程。所以我希望持續這個過程。
我也是活到那麼老，才堅定地認識了這一關鍵的、我的本性當中的一個東西。它使我快樂，所以我就一直在做。它給予我意義感。
一個人的時候，最像我自己
《新週刊》：你說過，相比在攝製組，寫作給你帶來的自由感是更強的。
陳沖：寫作的時候是獨處的時候，沉浸在記憶和想象當中，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這樣的表達，在生活當中，在人與人之間，我並無法做到。我平常生活中不太會說話，所以當我能夠一個人安靜下來的時候，也沒有任何表演感的時候，去回味、去想象、去期待，這是很美好的。
《新週刊》：你之前在《十三邀》裡講過，日常生活中跟人交往，每個人都會有表演感。在寫作中，你是更赤裸地在面對自己內心的感受嗎？
陳沖：就是很赤裸的，真的花時間跟自己在一起，也可以質問自己，企圖瞭解自己。一個人的時候，肯定是最像我自己的時候。
（圖/《十三邀》）
《新週刊》：那你在寫東西的過程當中，會考慮到你的讀者是誰，或者在對誰講話嗎？
陳沖：我當時只是寫給金宇澄一個人的，他永遠是我的第一個讀者。如果他更想知道某一件事情，我就再多想一想，我再看怎麼發揮一下。有個傾訴對象，這個傾訴對象就是金宇澄。如果沒有他，也不會有這本書。
《新週刊》：有好幾位朋友，因爲特別喜歡你的文字，訂閱了《上海文學》，爲了第一時間能看到完整的文章。
陳沖：因爲《上海文學》每個月有交稿的日子，有的時候會趕一些，我會覺得好像還不應該出爐的東西就出爐了。到後來出書之前，我就有機會又重新再過一遍，有機會再減少一些遺憾。
也像你說的，有一些讀者因此去訂閱《上海文學》。我記得去《上海文學》辦公室籤雜誌，簽了好幾百本。編輯跟我說，以前還真的沒有人來這樣做的，這些都給了我一些自信。我自己很想敘述的事情，或者對我來說情感上很重要的東西——以前我會猶豫，我會懷疑——別人也會想知道嗎？這些對我重要的事，對別人會重要嗎？
（圖/《上海文學》）
《新週刊》：你能舉一個例子嗎？
陳沖：有不少。比如我搜集到的祖輩的資料，比我現在寫出來的還要多。在《上海文學》連載的時候，因爲我寫了許多祖輩的事情，用的是原資料括弧裡的東西。《上海文學》的編輯，還有老金都跟我說，寫他們還是要寫跟我的關聯，有一些就放棄掉了。但也是從這些舊報紙的文字當中，我找到了他們的精神，那個結晶還在那裡。
如果我一個人閉門造車，可能會走錯一點路，通過連載我會和別人有一些商量，也是個學習的過程。我的確覺得自己是在學習。
《新週刊》：很多人會評價《貓魚》的寫作是很古典的。你在寫作的時候，會有意識拉開跟當下的距離嗎？
陳沖：沒有，我完全沒有考慮到怎麼樣拉開距離、怎麼樣拉近距離，我都沒有想過。我只想到說，就好像是在給金宇澄寫信。
《新週刊》：這種嵌套很有意思，因爲書裡也收錄了大量你當年和友人的通信，整本書你又是作爲信的方式去書寫、去講述。
陳沖：那個時候我寫了很多信，只有一個人40多年後還把信保留在那裡，這本身也讓我很驚訝，讓我一瞥原始的自己。他第一次說起的時候，我都忘記了我曾經給他寫那麼多的信。就像在一間黑洞洞的房間裡照亮了一點，點燃一支記憶的蠟燭。從這些信當中，找回了這個十幾歲的女孩子。
生命是一個偶然的事故
《新週刊》：你第一次看到40多年前自己寫的信，會覺得像看一個陌生人嗎？
陳沖：我能找到一些基因裡帶來的統一的東西，但是基本上在寫少年時代的時候，我的確感覺好像該用第三人稱，這個人已經離我很遙遠了。
《新週刊》：你剛開篇用“妹妹”來敘述自己，也是出於這個原因嗎？
陳沖：因爲有了這樣一個審美距離的話，我也有一種安全感。我仍然是那個女孩，但是我又完全不是她了。
《新週刊》：我記得你上《十三邀》的時候說過，如果回到當時，要對自己說一句話，你會說，不要緊，都會過去的。現在還是同樣的想法嗎？
陳沖：年輕人經歷的畢竟沒有老年人那麼多，有時候我女兒遇到了某些人和事，會覺得是一個天大的事情。有許多年輕人，如果高考失敗了，就覺得好像生命失敗了。但是你活過來以後回頭看，都不是天大的事情。
《新週刊》：所以你說這句話，也是在對自己女兒說。
陳沖：我會這樣安慰她，但是我覺得一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所有的彎路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切你都必須經歷過來，不可能用一個老人的經驗給予年輕人忠告。有時候你回頭會想，青春是被揮霍掉了。但是如果不是揮霍掉的，就不是青春。當我看見身邊的年輕人，或者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這樣的困境中，我也知道這是他必須自己過的一個坎兒。
我在書中也寫到過，一個人的理想死亡以後，愛情死亡以後，他都會有一個巨大的成長。並不是說死而復活以後的自己就沒有理想了，也還是有理想，但是是不同的規模了。
（圖/《弟弟》）
《新週刊》：你說到的“理想的死亡”“愛情的死亡”，有某一個具體的事件嗎？
陳沖：愛情肯定就是初戀的失敗，因爲你原來認爲真愛一生只有一次，很幼稚嘛。理想的話，我們是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出來的，從小是信仰過的。
《新週刊》：這兩個過程都發生在你非常年輕的時候，之後你還感受到觀念的反覆嗎？
陳沖：活了那麼久了，肯定是有某一種反覆。有對自己的肯定，對自己的否定，再對自己的肯定，再對自己的否定，肯定已經無數次了。越到老了，我就越相信去追求、想象某一種比政治更久遠的東西，相對永恆的東西，宇宙、星球、人、愛、生命本身。然後你就會發現，許許多多東西其實都是噪音，沒有太大的意義。
《新週刊》：對你來說，成熟的過程，也是去分辨哪些是噪音、哪些是內心真正的聲音。
陳沖：是的，因爲生命是這樣一個一個偶然的事故、偶然的奇蹟，也就是暫時從星塵借來的原子。是我現在這樣一個人，會度過這樣的一生，經歷了、看到了那麼多那麼美麗的東西、醜惡的東西，學會了怎麼樣去珍視生活本身。
怎麼平衡家庭和事業？
不可能的
《新週刊》：前幾年你會在採訪裡面提到，當時你最大的困惑是跟孩子們的關係，現在還有這樣的困惑嗎？
陳沖：還有。當然孩子們成熟了，不像以前那樣了，但是因爲小女兒在紐約，大女兒也纔回來，很多年都沒有生活在一起。所以總覺得，我好像不是太瞭解她們，總是渴望更瞭解她們，通過各種各樣的跡象去揣測她們的內心，因爲她們並不一定會把內心跟我訴說。
《新週刊》：你提到過，這一次參演《弟弟》，小女兒也在劇組幫忙，她反而通過這一段經歷，更多瞭解了你作爲演員的工作。
陳沖：因爲她自己也對錶演很有興趣，所以很多事情會跟我交流。最近她們學校紐約大學有一個戲劇節，她會演一個很好的角色，會跟我談論這些。比小時候可以說的話更多一些，但是真正想知道她內心深處，也不是那麼容易。
（圖/《弟弟》）
《新週刊》：你也飾演過很多次母親的角色，會把生活中身爲母親的情感經驗注入其中嗎？
陳沖：肯定是的，不然的話我根據什麼東西呢？肯定是根據我心目當中的母親去衡量，哪怕是跟我完全不一樣的母親。也是在情感上會基於我對孩子們的感覺、他們對我的感覺。
一切表演，哪怕是最離譜的角色，其實都會在生活當中去尋找到它。演員，或者任何藝術的表達者的幸運也在於此。一個人身上有天使也有魔鬼，我們可以全部當財富來保留。我不能想象一個搞藝術的人，演員也好，作家也好，（身上）是沒有魔鬼的。
搞創作的人的幸運就是，所有走過的彎路、受過的苦、經受的不可安慰的疼痛，都是財富。自身許許多多不見天日的東西，也是財富。我不一定要從理智和意識當中，去肯定或者否定它，我只需要留意它是存在的。當我想到它的時候，當我用到它的時候，我都是在安撫它。只有安撫了它，我在生活當中纔可能成爲一個稍微可愛點的人。
《新週刊》：你人生當中最長的一段停頓是什麼時候？
陳沖：在養育孩子的這一個階段。這一階段也讓我認識到，我還是需要工作。因爲我工作的特殊性，不是每天早上去上班、每天晚上回家，我去出外景會給孩子們帶來了某一種傷害。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完全不工作的話，也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妻子和母親，因爲我會是一個沒有充實感的人、很不快樂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矛盾的選擇，你必須要維持自己，與此同時，你要盡一切努力去愛你所愛的人。當人們問，你是怎麼平衡家庭和事業的？沒有這樣一件事情，不可能平衡的，哪裡有平衡？一天只有24個小時，你做了它就不能做另外的，都是有犧牲的。出外工作，你的家庭爲你做出了犧牲，你也犧牲了某一種天倫之樂。但這是你的選擇，你不工作的話，也犧牲了自己的這一份愉悅，這一份充實。
所以生命充滿了這樣的矛盾，和矛盾當中的選擇。
我就是在生活，
跟着自己的命運走
《新週刊》：你提到自己很多年都在飾演配角，這和要兼顧家庭有關。你會覺得和別的結構性原因也有關嗎？比如亞裔在美國的處境，中年女演員的機會不多，等等。
陳沖：跟你以上所說的都有一些關係。我對命運沒有什麼太多的抗拒和抗爭，是能夠隨遇而安的，是能夠被命運帶領着走的，從中去發現它究竟是什麼。
我沒有特別精心的計劃，或者想，演這部戲對我有好處、有壞處，我非常少想。有時候時間合適了，有時候工資合適了，就說，好啊，那就再做一部。在拍某一些質量不夠好的東西的時候，你會煩躁，你必須提醒自己說，這是一個工作。
演到有挑戰性的好角色，你會覺得，這個是工作嗎？這個怎麼叫工作呢？這是這麼開心的一件事兒。
（圖/《陳沖·上海：梅雨季節的城市穿行》）
《新週刊》：我還挺意外的，大家看你的經歷，會覺得你是特別富有主動性的，會傾向於覺得，你是會引導自己的命運的。
陳沖：這是我現在才認識到的。我有時候拳打腳踢地在努力，渾身傷疤地在努力，但也可能如果沒有花那麼大精力，這個也是我的，都是我命運的一部分。
包括努力。並不是說我隨遇而安了，就完全失去主動性了。我不可能不去努力，但是在沒有成果的時候，我不會覺得太沮喪，會認識到這是命運軌跡中不可避免的一段。所有的事情都是沒有經過精心策劃的，都是比較感性的。努力也是很感性的。
《新週刊》：你知不知道最近國內有一部熱映的電影，叫《出走的決心》？
陳沖：我不知道。你要給我解釋一下，這個“出走”是個什麼概念？
《新週刊》：是講一箇中年女性離開家庭、去找尋自己的故事。現在很多年輕人也會覺得，自己被什麼東西困住了。尤其是女性，想要衝破桎梏。我也注意到，很多人會提到你在80年代前往美國的經歷，不知道你覺得當年你的“出走”，和現在年輕人說的，是不是共享一套敘事？
陳沖：我是相對感性的一個人，很多決定也都是跟着感情走的。回頭看，我是需要自由的一個人，就像你剛纔說的，要掙脫桎梏，我不願意被套在裡面。
我也不是上班族，我就在想，如果我每天朝九晚五，恐怕天性會受到很大的抑制，也可能會跟那些出走的女孩子一樣，出走去找到自己的自由。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掙脫某一種圈套。
（圖/《出走的決心》）
《新週刊》：我看你拿下了覃惠蘭阿姨的事蹟改編權，這個故事是怎麼打動到你了？
陳沖：覃惠蘭雖然年歲比我大一些，但是我們是同代人，經歷過非常相似的歷史。那是很統一的一個年代，現在才比較多元化。
她的人生，我有興趣發現它。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另外一個時空，是不是很年輕，她就可以當一個模特，還是必須要到了70歲？就跟愛情的發生一樣。它必須在一個對的時間和一個對的地方，這兩個人遇見了，早兩年也不行，晚兩年也不行，換個地方也不行。
《新週刊》：你自己也是從一個很巨大的時代穿梭到了下一個，你會主動和現在的時代保持距離嗎？
陳沖：我沒有整天想這件事情。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運走，每一天跟所有的人一樣，三餐飯、晚上睡覺，會有很多好奇，會有許多想學的東西，會有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都會有，但是這個不是我整天在想的事情。
《新週刊》：你會在意自己身上“不夠進步”的部分嗎？
陳沖：那些部分如果我知道的話，我可能就會去學習了。也有些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自己封閉的地方。但是有的時候，我也需要這樣的封閉。我不是整天在刷抖音的人。我們生命不夠長，在這樣有限的一個階段當中，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潮流之中，我只能去關注自己認爲最有意思的東西。讓我有興趣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對時事都不是特別關心。生活在社會裡，你當然得關心一下，但是興趣不大。我關注的是更永恆一些的，更抽象一些的東西。
（圖/《陳沖·上海：梅雨季節的城市穿行》）
《新週刊》：在《貓魚》這本書中，你一直提到自己作爲局外人、隱形人的身份，在初到美國時尤爲強烈。這種感覺，現在在你生活中還存在嗎？
陳沖：我甚至覺得，我這一輩子其實都是一個局外人，這似乎也是我想要的。小的時候沒感覺，因爲在擁擠的條件下成長，大家混在一起。後來才發現，原來我不是一個能跟大家混在一起的人，總是需要找到一個局外人的位置才合適。
演戲的時候，我要從上影去上外讀書。當學生的時候，又返回去拍戲。拍着拍着又決定去美國留學。然後忍不住還是要去拍戲，現在來寫書。局外人的視角，可能是天性。
有時候我會羨慕別人，在一起閒聊、融入。在任何地方，我都像在看櫥窗裡的一個東西，不是真的跟櫥窗裡的人在一起。我有時甚至會靈魂出竅那樣，浮在天上看自己。
《新週刊》：你在《貓魚》裡說，只有平江路的老房子才能稱之爲家。後來你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家，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在家裡你還覺得自己是局外人嗎？
陳沖：我在家裡不是局外人。家在哪裡不重要，就是有家人、有親人。平江路的老房子是個夢，是一片失去的天堂。
作者 吳呈傑
編輯 鍾毅
校對 無降雨
運營 鹿子芮
排版 琳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