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喚醒童年的白日夢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在六一當天，票房突破了千萬。很多評論都說，這是一部拍給大人看的兒童片。電影的宣傳語：“裝大人累了？做一天小孩！”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
這部電影的監製饒曉志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最初的劇本特別“飛”，他感覺很難做成。經過導演/編劇王子川幾易其稿後終於有了拍攝可能。所幸，這部影片保持了“兒童視角”，沒有被改成一個大人眼中孩子的一天，或者大人回憶中的童年。王子川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這個電影沒有明確的核心事件和主題，不是可以歸類的類型電影，更像一個小學生一天的流水賬日記。“但我也不會有意識去輸出某一種主題，只是儘量把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審美趣味拼起來，裝成一個發射器，然後把它發射出去，期待有人能收到這些信號，產生一個共鳴。”
電影引起觀衆爭議的一點是：參加廣播操比賽的朱同真的開心嗎？很多人認爲，加入集體，像螺絲釘一樣表演的朱同不是真的開心，他將在越來越多這樣的經歷中失去童年。但本文作者認爲，正因爲影片以朱同的兒童視角展開，所以他無法先驗性地看出規則、規訓下的麻木和代價。被集體接納、被老師肯定，就是三年級的朱同感到開心的事情。大人看孩子的失落與悲哀，是不是一種一廂情願？
撰文｜一把青
王子川導演的首部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下稱《朱同》），於今年六一檔上映。去年，在FIRST影展、上海國際電影節和金雞獎亮相之際，它還叫作《漫漫長日》。不過，這部圍繞三年級小學生朱同（嶽昊飾）展開的作品，最初吸引我的，不是稍顯寡淡的前稱，也不是讓人不明所以的現名，而是一張電影海報：頭髮凌亂、似醒未醒的男孩跪在地上整理書包——那標誌性的紅黃藍配色，不是普通的書包，而是要吃肯德基兒童套餐才能獲贈、任誰背上當時都會被同學高看兩眼的身份象徵，1997年的奇奇（肯德基吉祥物）書包。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海報。
霎時，連同畫面中紅白相間的肥大校服、刷了半截綠漆的牆壁、1米乘1米的水磨石地磚，一個20世紀末小學生塵封的記憶紛至沓來。電影開場五分鐘，當朱同拿着36分的試卷企圖讓小賣部老闆代他家長簽字時，觀衆席中的我，竟在邁入三十歲後久違地想起，壯着膽子在作業本上模仿父母筆跡時，那驚魂未定又破釜沉舟的心情——說久違都不盡準確，因爲我確信，若非受情節的敲打，這些細微的情緒，早就被拋諸腦後，沉沒時光的湖底。於是也不得不認同弗洛伊德的經典心理分析，就算主觀上再想遺忘或壓抑童年時的痛苦經歷，它也會潛伏成無意識，在日後的情景重現時被喚醒。
《朱同》，就是這樣一部喚醒童年的電影。
三年級：不完美小孩圖鑑
雖以兒童喜劇爲外殼，《朱同》中讓80/90後“DNA動了”的暗號卻俯拾皆是，例如廣播操背景音樂《時代在召喚》、小浣熊乾脆面、班上種滿水培大蒜的植物角、牆上的流動紅旗等。
不過，在目標受衆是成年觀衆的前提下，電影卻完全是一個兒童“現在時”的故事。不僅甚少着墨對舊日光陰的緬懷，也沒有藉由雞娃重災區的小學題材，控訴應試教育。王子川談論創作初衷時表示，不想說教和上價值 ，只想讓大家笑一笑，再把細膩和溫柔做成“盲盒”，放在朱同生活的角落裡。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劇照。
鬆弛輕盈的基調，讓電影顯得“自由散漫”。跟隨朱同東張西望走走停停，公車的乘客、草地的花、天上的雲，瑣碎而無序的日常畫面，就像本雅明在《柏林童年》對兒時的追憶，“每塊石頭、每朵花蕾和捕捉到的每隻蝴蝶都是某個收藏的開始”。
至於小小少年自述中關關不易的千難萬險，以導演/觀衆的過來人視角看來，皆是可忽略不計的小事，“自由散漫”的奢侈，反而如愛麗絲漫遊仙境，瑰麗靈動，思無邪。
到新學校試讀的朱同，一天內發生了什麼？遲到、沒戴紅領巾、扔了沒簽字的試卷、作文零分、找不到課本、寫檢查、被小混混欺負、廣播操訓練，乍看連個核心事件也無，但小學三年級的他已然忙碌得應付不暇。
每次陷入難堪之際，朱同就會幻想出“超能力”救自己於水火。沒交作業被點名，他一邊裝模作樣地抖落書包找試卷，一邊召喚外星人“把老師帶走就好了”；被英語老師勒令一分鐘內把書取回，他分身三人教學樓跑上跑下，尋找借走他書的男同學……只不過，一廂情願的想象終究要臣服於進退維谷的現實。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劇照。
外星人一番電光火石還是被打敗；傳說中廁所坑渠裡的吃紙怪也沒讓老師的告家長書消失；被校長髮現上課時間不在教室，默唸“看不見我”的隱身術失效（他只能裝肚子疼，差點被校醫當成闌尾炎捱上一刀）；耍小聰明編造假名字假班級，沒想到直接被送到教室門口，當場“社會性死亡”。
朱同忙不迭的煞有介事和“超能力”的一次次落空，爲電影貢獻了笑點，也塑造了他令人頭疼的問題學生形象，讓人不免想起另一個經典“刺頭小孩”：方槍槍。在2006年張元導演的《看上去很美》中，方槍槍在“唯小紅花論”的幼兒園，一舉一動都被嚴格管教。影片中鮮明地表達出個人對集體主義的反抗。
電影《看上去很美》劇照。
但《朱同》並未採取這種諷刺寓言筆法，也沒有如侯孝賢在早期的《童年往事》《鼕鼕的假期》一樣，滿腔柔情地回望孩提，而是藉由朱同爲解決麻煩與老師、同學周旋的過程，展露了一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般的不完美小孩圖鑑。
心理學家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提出兒童道德發展三層次：第一是前習俗層次（pre-conventional level），從自身利益出發，爲避免懲罰得到讚賞而順服權威；第二是習俗層次（conventional level），考慮羣體和人際關係，以成人標準做判斷，尊崇“好孩子”守則；第三是後習俗層次（post-conventional），不再盲從規範，而是發展出自己的道德觀念。
在電影中，三重錯落不一的道德層次面貌同時在朱同周圍出現：有品學兼優、幫老師拿卷子又拿水杯，朱同心中小花一樣的班長劉詩瑤；有戴二道槓，被校長指派監督朱同受罰、耀武揚威的徐建立；有作文滿分、閱讀馬克·吐溫和卡達耶夫，喜歡翻同學東西，對代表學校參加廣播操比賽漠不關心的賀娜；還有被父親打出經驗、向朱同傳授寫檢討五步法，夢想“爸爸被老虎吃掉”的張秋。以及諸多一閃而過，彷彿都是從記憶中走出的形象：抽屜裡偷養金絲熊的人、傻乎乎吞筆帽的人、拽着同桌告老師的人、抄作文選得滿分的人……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劇照。
可貴的是，《朱同》的人物羣像，沒有被以優劣對錯評判或改造，他們都是閃亮而獨特的存在。他們與朱同的交往，更凸顯兒童間超脫成人價值標準的澄澈天真：賀娜教他不開心時在手心寫個“好”字，就能緩解情緒；在張秋指導下寫出洋洋灑灑的長篇檢討後，心頭大石落地，畫面飄出許多金燦燦的“好”字，朱同爲表感謝，由衷對這位患難之交說：“祝你爸爸早日被老虎吃掉”。
超能力：自得其樂的童年
導演對朱同及其校園生活的平視，在觀影體驗中也可見一斑。電影的重要一筆，是朱同在操場上以格格不入的誇張動作做廣播操時，被體育竇老師（導演本人飾演）拍了下屁股，調侃道“你是做操還是修仙”。
而在校長宣佈被老師拍到過的三年級生要加入高年級的比賽訓練後，習慣差生禮遇的朱同思忖再三陷入迷惑和動搖：“竇老師拍我了嗎？”電影中話音剛落，我前排一個小學女生高聲回答，“那當然是拍了呀”，有趣的是，下一秒，旁邊的家長立刻拍了下她，暗示觀影勿要喧譁。
有評論認爲，“加入到集體，露出假笑，那就是你喪失超能力的一天。”朱同從奇思妙想的男孩，到加入廣播操集體成爲面目模糊的一員，邊高喊“時代在召喚”的口號邊“露出假笑”，是“超能力”被閹割的轉折點，他不是真正的快樂。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劇照。
對此，我想搬出些個人經歷來唱唱反調。小時候有過朱同類似經歷的我，長大後當過一段中學班主任，就是電影中操場上每個班最後一排的模糊身影，負責面無表情地盯着像朱同一樣，把操做得像修仙的學生。那份教職我只做了一年，與親近的學生卻仍偶有聯絡，我已經不當老師許久，他們也長大踏入社會。
看《朱同》前恰好與其中幾位飯聚，席間，一位香港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研究生畢業的男孩，義憤填膺地詳細控訴起初二自習課管紀律時與女生班長的矛盾。“那麼在意啊？你不會現在午夜夢迴還想起這些吧？”我開玩笑地驚呼。“到高中都很氣，後來大學也沒空想這些了”，他一本正經，又故作老成地撇清。他是標準績優生，沒想到最在意的事竟無關學習，反而是這些不起眼的雞毛蒜皮，因爲攪動少年心事，所以耿耿於懷至今。
小學時的作者及其堂哥。（作者提供）
由此反觀朱同，他在意的是什麼呢？作爲一個板上釘釘的後進生，肯定不是考試、作文、罰站或檢討。竇老師對他的疑問不置可否，反問朱同“我拍你了嗎？”“拍了”，輕描淡寫的一問一答，陰錯陽差下的獲選，被他視爲“倒黴一天中的唯一好事”。這不只意味老師的信任、自己被需要、逆襲受表彰的轉機，“放學後大操場集合”的接納，更是排除萬難小心翼翼遵從的約定。
仔細想來，朱同神遊中出現的各位“怪獸”，從要參加集訓開始，就被廣播操比賽的奪冠想象取代，在這份憧憬的照耀下，他從漫想聯翩轉向腳踏實地，不能被欺負他的小混混“卸腿”，也不能被校長留下擦黑板錯過訓練。一連串令人發笑的舉動，其實都是對參加廣播操比賽這一頭等大事的守護。（儘管王子川在採訪中表示，體育老師這個角色其實並不是那種關心孩子的好老師，就是個混子，對選拔也無所謂。但朱同作爲一個小孩不會知道這些。）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劇照。
他做到了，這不值得由衷地高興嗎？僅僅斷章取義地將“做操”視作集體對個體的抹殺，強調所謂批判性的悲哀，流於俗套之餘，又何嘗不是成人法則對兒童世界的爲賦新詞強說愁呢？
另一個佐證，是電影末尾，朱同邊做操邊以旁白交代了自己的結局：學校和家長研究決定，兩小時上學路實在太遠，試讀中斷。媽媽爲此遺憾不已，姥姥卻告訴他，最重要知足常樂——除了朱同本人應該衆所周知，叫停試讀因肯定不是上學路遠。可真相對他來說重要嗎？想必回到原校，他的一天，仍是在小世界中自得其樂，天天無事忙，專注搗蛋和幻想。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成人和兒童的主要區別，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層面，包括種種奧秘、矛盾、衝突、悲劇，這些都被認爲不宜被兒童知道。
而在1997年就用上了“頂流”書包的朱同，也的確對此番“到此一遊”背後大人的煞費苦心一無所知。我們有理由相信，儘管不是個標準意義上的“好孩子”，他仍受到悉心保護，在愛中成長，是一張無憂無慮的白紙，畫滿想象中的奇珍異獸。
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劇照。
那麼朱同丟失的超能力，到底是什麼？或許這個追問本身就是源於成年人的刻板規訓。正如波茲曼對於“童年”的定義，它不同於嬰兒期，不屬於生物學的範疇，而是社會的產物—— 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只是表相，“餘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的感知，把匆忙一天過成漫漫長日的閒散，纔是童年可一不可再的獨特本領。
換言之，對社會化的大人來說，擁有做白日夢且樂在其中的特權，童年本身就是種已經丟失的超能力。無論有沒有加入集體，我們都只能在電影裡重溫那種超能力。
作者/一把青
編輯/荷花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