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讀書會】龔書章:浮城是現實的想像,面對沉重要輕盈對待

如何藉助真實與想像所交織的關係,去捕捉藏匿於歷史、記憶、情感間的城市風景?現任國⽴陽明交通⼤學建築研究所教授的龔書章,不只專精建築設計,深入研究建築歷史理論,亦曾參與衆多城市改造計劃與展覽策劃。此次他受邀擔任2024年中央書局「週三讀書會」五月講者,以「浮城-現實的想像」爲題,於5月22日至6月12日登場,並藉由四種不同類型創作者視角下的非典型「城市」書單,打開讀者內在感官的多重想像。

做爲建築跟城市的設計者,龔書章認爲城市的想像其實也形成了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間的對照,他認爲自己如果沒有那種情懷、經驗與想像的話,很難針對現在這個城市做出更多的設計。 攝影|Kris Kang

從圖像思考理工男到長達30年文本閱讀之旅

傍晚起風的臺北,忽然就下起傾盆大雨。原先預計的城市即景轉瞬化爲地面淤積的水窪,一行人順着臺北鬆基公園內旋轉樓梯直下,棲身在臺北願景計劃工作室,卻意外呈現臺北盆地最日常的景況。

龔書章坦言自己從小就是標準的理工男,偏愛以圖像思考,對文字理解相對薄弱。最初對閱讀的興趣來自大四一堂由蔣勳教授的課程,但真正改變他的契機,是在東海建築畢業後,赴美攻讀哈佛碩士學位期間,因修習建築設計和歷史理論雙學位,而讓他對於不同藝術媒介與文字間的共通性,開始投以關注。

從30歲到如今60歲,整整30年,他開始以專業的歷史、美學、哲學理論爲線索,從電影裡的敘事,逐漸延伸至對小說文體的探索。「因爲電影既是敘事體,也會藉由不同導演的詮釋體現出特殊的表達;可以很內在,也能與外在環境、社會、城市產生反應;從奇士勞士基、阿莫多瓦、侯孝賢、楊德昌,到賈樟柯與李滄東,這些人基本上都具備了文學性。而我對既是小說家又是理論家的人則是特別感興趣,因爲他們的背後都存在一種特殊的思想脈絡。」

龔書章對小說文體的興趣,最初來自電影,因爲電影極爲強調敘事性,無論是第一人稱的眼睛,還是用第三人稱、旁觀者,都能跨越時間,既可以很內在,也能與外在環境、社會、城市有所反應。 攝影|Kris Kang

何謂浮城?一睹城市裡的詩意想像

此次龔書章以「浮城」爲題、「現實的想像」爲副標;只因他認爲城市不僅是個人體驗,也是衆人的集體記憶與共同情感,同時還橫跨了時間。「因此我想討論的,不是城市設計、空間、結構、地標等專業,而是城市裡的各種細節。因爲每個人認識的城市都跟他的成長背景與所處時代息息相關,而集結所有個人經驗的總和,即是城市,這也是我這次特別想表達的事。」

尤其城市也是一種投射,即便沒有親身體驗過某個地方,然而當你聽到他人所描述的經歷、感受與故事時,也會產生想像,這種聯想力也會形成個人與集體記憶的對照。

城市可以透過不同種方式去觀看,從文本、影像或身歷其境。此爲位於臺北願景計劃工作室裡的臺北盆地地景模型(1:2000)。 攝影|Kris Kang、場地提供:臺北願景計劃工作室

爲此龔書章挑選出兼具創作與文本,且能以獨特再現詮釋出兩者相同及差異的作者,同時又分屬電影、文字、圖像、建築四個影響他日常最爲深刻的類型,並透過聚焦作者個人心中重要且歷經過經濟、流行文化、地景轉變後的城市,提煉出每座城市的追憶錄。爲了這次週三讀書會,龔書章也重讀了這四本他心中原來想像或想像不到的城市,並將此閱讀經驗分享給所有讀者,讓人也能感受創作者詩意且具力量的文字。

【週三讀書會】龔書章:漫遊圖像與文本的建築設計人。 攝影|Kris Kang

以「輕盈」爲概念!走進一座城市的博物志

龔書章先以卡爾唯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提及的「輕盈」(Lightness)爲引,他認爲「面對沉重的事物要輕盈地對待,唯有輕盈纔有辦法克服沉重。」這也是貫穿此次選書的核心價值。

首周率先登場的是最具代表性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作品《純真博物館》。帕慕克以第一人稱講述他對一位鍾愛女性的情感,不只書寫了其內在對各種不同事物的迷戀,也包括他對城市的探索、想像、追憶,以及土耳其介於東方與西方間,在經濟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脈動。

「帕慕克藉由與一位女性間的情感,來描述他對伊斯坦堡的愛恨情仇,光明與黑暗面。不只突顯了伊斯坦堡看不見的地圖,與藏匿於巷弄、店家、文化跟政治裡的細節。」更直白地說,《純真博物館》其實就是一座城市的博物志,透過作者的戀物,來愛戀他所在的城市。「這是一本所有人都會有共感的書,極具詩意也富有強烈敘事關係,有時近,有時遠,有時很個人,有時又像旁觀者,非常有意思。」

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純真博物館》。 攝影|Kris Kang

重返以電影與詩集互文的山城故鄉

但如果帕慕克在談的是個人與伊斯坦堡的關係,《路邊野餐》(電影&詩集)就是畢贛與其故鄉貴州山城凱里間的親密跟疏離。

《路邊野餐》爲中國導演畢贛在他26歲時所拍攝的個人首部劇情長片,他在看似無所事事的瑣事裡,藉由各種超寫實的隱喻,如時鐘、鐘錶、火車,摩托車在蜿蜒山路遊走等,不只帶有濃厚自傳意味,亦以個人觀點下的感情跟親情,描述其與山城間的關係,讓觀者也能借此一窺時代所造就的山城轉變。

這是少數讓龔書章感覺既震撼又具詩意的作品。「他以一個看似夢境般毫無邏輯的敘事,提取出清晰的邏輯關係;那是父母親跟自己之間,兩個世代的情感輪迴。你幾乎跨越了你的幼時、成年、跟你想像中父母親老的時候。他跨越了不同時間的總和,產生了真實的想像,這個部分跟我所要談的『浮城』概念很相似。」

特別是,一直以來都有人在做城市志或地方誌,但多半以大歷史、大山景,或是從政治、社會、地理環境去描述城市最彰顯的部分,但《路邊野餐》卻是瞄準一個超小到名不見經傳的山城,因此龔書章認爲他是用個人觀點,以人和人之間細微的感情去描述與這個時代之間的關係。同時,畢贛在拍完電影后也出了詩集,即便他從一個幾乎沒有架構的狀態開始,但最後的電影與詩集卻充滿了各種相互輝映的架構。

中國導演畢贛《路邊野餐》(詩集)。  攝影|Kris Kang

以建築爲面具!「一旦面對庸俗就會失去創造力」

做爲龔書章在建築界最愛的建築師之一,John Hejduk其實是個紙上建築師,一輩子蓋不到兩棟房子,但龔書章認爲,「當他以手繪勾勒建築時,建築就已經被完成了。」在他的作品《梅杜莎面具》(Mask of Medusa)中,收錄了他在1947-1983年間的所有作品,他爲每個建築命名、敘述故事,並賦予角色,比如看守者之家、寡婦之家、死刑犯之家等,透過文本展現出各種人內在的情感。

此外,龔書章也提到《梅杜莎面具》中的「梅杜莎」,即是希臘神話中的女妖。當人們聽到梅杜莎的聲音,只要回頭對視就會被石化。「也就是說,一旦面對庸俗就會失去創造力。」因此,在神話中殺死梅杜莎的方法是一手持利劍,一手拿着如鏡般的圓盾,並經由反射才能砍殺女妖。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輕盈,因爲你不能正視凝重,而要輕盈地面對,要用reflection,這在創作裡我們稱之爲『再現』,因此不要直接描述它,而是再現它。」就像Hejduk在書中描述的柏林,是被希特勒大屠殺後的猶太人所共同擁有的哀苦、追憶和迷戀。因此,他以詩意的文字和圖像去描述心中不可逃避的重,並凝固於建築之上,而這個建築就是他最後賦予的面具。

這也像《看不見的城市》中的可汗聽到馬可波羅講述了許多城市後問道,你講了那麼多我們都沒去過的城市,爲何不講威尼斯?而馬可波羅回答他,我所講的一切都是威尼斯,因爲那些虛幻的城市,在威尼斯其實都能看得到。而對龔書章來說,這些也都可以在臺北、在我們所處的任何一座城市中感受到。因此他認爲所謂的「浮城」,其實就是在談論這件事。

美國建築師約翰‧黑達克(John Hejduk)著作《梅杜莎面具》(Mask of Medusa)。 攝影|Kris Kang

從各國城市出發,最後回到臺灣、回到臺北

最後,有別前三本書,《臺北上河圖》是一座衆人的城市,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寫照,由姚任祥策劃、葉子繪圖,分成上下兩冊,並取材自1887至2019年期間臺北重要的新聞。原稿長達200公尺,上冊呈現如長軸般的畫冊,以臺北基隆河跟淡水河爲起點,將臺北百年來的時間軸化爲空間軸,並透過連續立面畫作將把歲月凝練在一張城市街景中,不只盤點臺北一路走來的歷史,也形成一種時間的記錄。而下冊則由諸多作家如詹宏志等人撰寫,描述他們記憶中的臺北,並搭配查訪到的老照片,重新繪製而成,彙集加總成一部臺北發展史。

龔書章說:「閱讀這本書時,你會發現這個城市的所有景象,每個人對它的認識和想像都存在,卻又有所不同。特別是書裡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悲傷事件,比如大火、轟炸等,但作者卻用一種輕盈的筆觸,來描述所有沉重與轉變的事件。」因此儘管這本書的文體與前3本有所不同,但龔書章認爲它們都能讓我們去面對自己,「因此,我把它放到最後一講,就是因爲我們終究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城市,因此,當我們看到《臺北上河圖》從頭到尾的長軸立面,幾乎就像在梳理《看不見城市》裡出現的55個城市,也像是帕慕克《純真博物館》中所描述的細節、物件、圖像、歷史,與人的概念。」

龔書章透過此次的閱讀之旅分享給所有讀者,「每個人心裡所存在對某個城市的認識,應該幾乎是完全不同的風景,因爲那個風景來自個人對文本的共感及對藝術的經驗;但之於我,這4本著作都是非常詩意且具有力量的。」

《臺北上河圖》姚任祥編着、葉子繪圖。 攝影|Kris Kang

從圖像思考到躍入文本的海洋,龔書章始終在兩者之間找到建築設計與之對話的可能。 攝影|Kris Kang、場地提供:臺北願景計劃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