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的省思

（本報系資料照片）

中正紀念堂是在1980年春竣工開放，我那時候念大三，剛好經歷中壢事件、中美斷交，及美麗島事件，人心惶惶、風聲鶴唳。當時參加異議社團「大學論壇社」，有一天，學弟光頭出現在臺大學生活動中心二樓的社辦，十分悲憤。後來才知道，他跑去後來被稱爲「臭頭仔廟」的地方，拒絕鞠躬行禮，被憲兵或便衣拉到暗處揍了一頓，剃頭以示抗議。這位社友是芋頭蕃薯，相當「各馝」（詼諧精靈而有創意），也就是日後的臺聯黨主席劉一德。

在1990年代中，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內戰不已，學校邀請指導教授Chadwick F. Alger來臺訪問，介紹和平研究這門跨領域的學科。當時，師母指定要去看中正紀念堂，我笑了笑說這是「Chiang’s Temple」（蔣廟），人沒有陪着進去。有19年之久，我受命跟同學編了一本英文的《國際和平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由臺灣編輯印刷發行，直到老師過世爲止，浸淫和平建構的理論及實務。

在1998年，英國、愛爾蘭及北愛爾蘭簽訂和平協定，結束北愛長期的流血，眼見愛爾蘭修憲同意讓步北愛領土，感觸良多。東歐共黨政權民主化，國際上開始有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及和解（reconciliation）的課題，大致上有南非模式（真相）、西班牙模式（去銅像）及東歐模式（洗滌），各有千秋。具體而言，真相委員會是道歉了事，去威權則是鋸箭法，而洗滌纔是通盤的化解衝突之道；可惜，蔡英文政府上臺，被簡化爲南廠、西廠及東廠。

臺灣究竟要採取何種轉型正義方式，見仁見智，除了真相的調查公佈及受害者的平反補償，治絲益棼的是加害者、幫兇、受益者、甚至於旁觀者的責任。一般而言，失憶、漠視、除罪，或報復是不可取的，前三者不能撫慰冤屈，後者於事無補。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總統，政府的作法不外道歉補償，畢竟已經無法追究元兇陳儀及蔣介石；蔡英文上臺敲鑼打鼓成立促轉會，似乎忘了轉型正義的初衷是爲了社會的和解。

不談中國內戰或國共鬥爭，蔣介石在臺灣的定位必須有歷史縱深。戰後，臺灣人（本省人）興高采烈重回祖國懷抱，不瞭解唐山政治生態的複雜，所以，當三民主義青年團來臺灣發展，不只左翼分子，地方仕紳欣然加入，譬如嘉義的許世賢、臺南的吳新榮及花蓮的張七郎。終究，臺灣人莫名其妙捲入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包括陳儀、蔣經國、中統及軍統，盡入彀中、一筆爛帳。如果把所有的罪都推給已經過世的人，那是便宜行事。

當年，不少外省人是隨着國民黨避秦來臺，迄今，蔣介石相當程度是被當作摩西一般；佛朗哥在西班牙內戰殺人無數，難以比擬。誠然，功過未必可以相抵，而族羣和解也不是口號，至若於促轉會打算移除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說是要「反省威權歷史」，難道不擔心族羣齟齬進一步撕裂？

祖父生前與東京醫專後輩（學弟）吳新榮有來往，不過，可能受到三舅林獻堂的影響，阿罩霧（霧峰）頂厝的人不涉政治，所以，應該是沒有加入三青團。祖父過世後，幾乎所有的文件都被放火燒光光；好多年後，父親有一天淡淡地說，祖父有國民黨的黨證，相當不可思議。究竟那是扭曲，還是無奈？（作者爲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