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網》中美建交45年 李成談和平共存
李成現任教香港大學。 （李成供圖/中評網）
去年7月，美國知名華裔學者李成離開布魯金斯學會，到香港大學創辦新智庫的消息傳出，在中美外交學者圈產生了一定的反響。他當時在接受媒體採訪談旅美38年後來到香港的原因時說了一句，對美國整體對華裔氛圍「感到不舒服」，令許多華人學者感同身受。一年多過去了，李成的新事業創建得怎樣？在中美建交45週年，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之時，他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有何展望？中評社駐美記者餘東暉最近在香港對李成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獨家專訪。
現任「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的李成談到離美赴港的初衷時表示，與他38年前初來美國、17年前進入美國頂級智庫時相比，形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美國從當年的自信開放包容，變成今天對失去領導地位的擔驚受怕，華盛頓充滿了對中國非理性、非建設性的責難，華人學者身份在美國也從正資產變成了負資產。在此大環境下，儘管擔任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0年的李成並沒有遭遇個人挫折，但他覺得在美國已難有大的作爲。正在此時，香港大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支持他在港大創辦一家智庫。香港靠近內地又更具開放包容性的獨特優勢，吸引了李成。他於去年7月赴港，12月創建了「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一年多時間，已經形成80人的全球研究學者網絡，舉辦了一系列學術論壇對話，也開展了很多民間和「1.5軌道」交流活動。
李成表示，這一年多最大的收穫是，與中國內地學者展開了廣泛深入的交流，訪問了中國內地許多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由此對中國的發展模式轉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身居香港，李成自然也會思考由亂及治的香港未來的出路。他強調，香港既然實現了穩定，就應當有更大的信心保持開放，繼續發揮其國際化、多元化的優勢，在促進中美關係和東西方關係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他說：「我對香港是有信心的。如果沒有信心，我也不會來。」
長期觀察和研究中美關係，李成認爲，中美關係惡化，乃至「未來十年或十幾年都很難好轉」，可歸因於世界上的四個趨勢：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及最嚴重的兩極化--把世界定義爲「民主與威權之爭」，狹隘地、太過意識形態化地看待問題。其根源還在於，美國對失去優勢和領導地位感到恐懼；美國人宗教化的非黑即白的兩元視角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他認爲，美國兩黨對中國強硬有共識，要找共同的外部敵人也是事實。但如果認爲兩黨有共識要轉移美國的國內問題，要跟中國開戰那就言過其實了。目前美國國內的撕裂已經很難轉嫁爲外部危機，靠對外戰爭來化解黨派敵視與內部衝突不但不會凝聚美國社會，只會更撕裂美國社會。大多數美國有識之士對此是很謹慎的，儘管目前想把形勢推向美中對抗衝突的人不少。
李成相信，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成功，15年後中國將更具競爭力。美國在競爭過程中的「脫鉤斷鏈」、全力打壓不會成功，就連多年來以國家力量全面制裁華爲都無法將之摧毀，更遑論擊敗中國。屆時，試過所有的錯誤舉措後的美國終將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他指出，中美不一定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兩個最具實力的國家誰也打敗不了誰，終究只能和平共處。在人工智能時代只能合作，你不合作，就是互相毀滅。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最近也講到美中關係的終局目標是「和平共存」。但關鍵是，在今後十多年當中，中美能否真正的和平共存？臺海，南海，或朝鮮半島，會否有什麼導火索導致兩個大國終究還是走向了正面衝突？
李成表示，中美之間是有可能「和平共存」的。雙方都意識到，有意地因爲臺灣而發生軍事對抗是具有毀滅性的，任何一方不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是不可能贏的。這就是爲什麼在舊金山峰會上，兩國元首同意在人工智能時代維持人對核武器的絕對控制，就是意識到中美之間發生軍事對抗升級爲核戰爭的毀滅性。
李成認爲，在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概率並不大。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立場強硬，因爲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同時中國並不願意被人拉入臺海戰爭的陷阱，大陸方面也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概念。他近些年來一直說臺灣發生戰爭的概率比美國發生內戰的概率可能還要小。北京如果要給臺北或華盛頓一個警告，很可能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臺灣海峽。但最令人擔心的還是發生一連串的意外事件，導致兩國民粹主義達到高潮，兩軍被迫進入戰爭狀態。因此中美溝通極其重要，雙方形成由人而不是人工智能來控制武器的概念也極其重要。
針對美國學界有人渲染「中國經濟見頂論」，李成反駁，中國經濟遠未見頂，中國正在長遠規劃，強調科技創新，尋找新增長點，如果成功轉型，中國在15年後將更具競爭力。他表示，中美要想實現長期「和平共存」，從中國而言，首先，要換位思考，不要妖魔化美國，而要理解此時此刻美國人的焦慮感。其次，隨着中國產品在世界份額的快速擴大，面向全球南方國家和西方國家中產階級的包容性增長更顯必要。要不斷擴大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利益交匯點，尋求最大公約數。在此過程中，繼續保持中國的開放姿態，極其重要。
以下是中評社記者專訪李成的詳細內容：
中評社記者：李教授，很高興在香港見到您，您回來一年多了，選擇在港大，創辦這麼一箇中心。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爲什麼您在美國38年，會願意捨棄在美國的一切，回到香港從頭再來？這一年多，您覺得自己有什麼收穫，感覺如何？
李成：我離開美國，回到中國來創辦一個新的事業，是我職業生涯當中最重要的決定。畢竟我在美國生活過38年，而且在華盛頓生活了17年，擔任美國最主要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0年。這麼大變動的主要原因是，2007年我正式調到華盛頓智庫的時候，當時華人華裔學者身份在美國是一個正資產，當時美國跟中國有許多對話交流，中美之間的商業往來密不可分。但是17年過去了，華裔身份成了負資產，或者說成了累贅。華盛頓充斥着非理性、非建設性的責難中國的聲音。
儘管我本人在布魯金斯學會沒有碰到大的問題。而且布魯金斯學會對我一直比較好。而且當時那裡有我尊敬的貝德、李侃如、卜睿哲、歐漢倫、韋德寧等，以及我的同事何瑞恩、杜大偉、賀詩禮、杜如鬆、麥瑞恩、金沛雅等，我們曾經共事得很順利愉快。我對布魯金斯學會有很深的感情。但是，現在大環境變了，連趙小蘭、駱家輝等華裔前高官都受到了很多責難。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工作很難，難有更大作爲。所以我覺得有必要離開華府智庫，當然也可以回到美國大學裡找一個臨時工作。但我對整個美國外交學術界的量化傾向，中國研究愈發缺少對人文、歷史的更深入瞭解的現象，持保留意見。經濟學變成了數學，政治學變成了統計學，這在美國的大學裡面蔚然成風。
我希望離開美國，回到亞洲。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都給了職位。香港科技大學也希望我去該校。對我來講，回到亞洲的主要原因是爲了更多更好地瞭解中國、研究中國。現在美國研究中國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麥卡錫主義回潮、政治正確、教育文化脫鉤等。選擇香港的原因之一是，香港距離中國內地很近，交流方便。過去的一年當中，我最大的收穫是跟中國學者的交流，不斷地訪問中國的主要城市。更有意義和價值的是，我還訪問了許多中西部省份，比如四川、貴州、雲南等，也常去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河北和遼寧的農村。這些對我來講，都是極其寶貴的經驗。
選擇香港大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大學讓我從頭開始，建立一個研究中心。我得以很快開始招兵買馬，組建一個很好的團隊，並於去年12月成立了「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不到10個月時間裡，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初步建立了一個80人的研究者網絡，專家學者來自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美國、澳大利亞、歐洲、新加坡等。他們有着不同專業、不同職業、不同觀點，包括傑弗裡·雷蒙、李開復、馬凱碩、董雲裳、謝淑麗、裴宜理、蔡欣怡、毛學峰、薛瀾、賈慶國、楊大利、張文宏、馬駿等等。更不用說我們港大本身的一些多學科的世界著名學者。他們中約有三分之二積極參與我們中心組織的各種學術活動。
在我來到香港之後，2019年社會動盪的情況已經平息，香港維持了它的穩定，也保留了它特殊的自由度。雖然外界對香港維穩的做法有批評，但在香港的大學裡面，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獨立度。我們的團隊也非常國際化，非常有影響力。香港這幾年當然有人離開，但有更多的人回來。時代的變化給了我們很多新的機會。
我們的目標就是成爲橋樑，促進中美之間、東西方之間的相互理解。當前中美兩國政府之間有互信赤字，經商領域的「壓艙石」地位也受到衝擊。在此狀況下，香港更應發揮其獨特優勢。西方批評香港已經成爲中國一個普通城市，但北京並不這樣認爲，北京和香港的官員都一致認爲讓香港與內地城市等同，那是失敗而非成功；香港要保持特色和傳統，維護「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香港本身就是個國際化大都市，香港常住居民中，美國公民有8萬，加拿大、英國各30多萬，港大來自北美的留學生就有700多人。
我希望通過這個平臺能夠做很多事情，包括我們組織了追思貝德和杜大偉的活動，邀請了歐漢龍、戴傑、韋德寧、柯比、毛學峰等美國學者來開講座。今年還要組織一個大型的聚焦中國與東盟關係和發展的會議，進行1.5軌道對話。跟美國和歐洲方面也會有合作。我們的目的是希望成爲橋樑，幫助相互溝通理解，不要簡單化地來看中國，不要簡單化地來看香港。
中評社記者：我們在華盛頓天天聽到的說法是「香港已死」，您剛剛說北京官員表示還會堅持「一國兩制」。您自己在這兒幹了一年多，能否進一步談談對香港的看法？
李成：如果說香港已死的話，不是現在，而是幾年前，現在是死而復生。不管你的政治觀念和立場怎樣，客觀的講因爲當時曾經有個階段，這座城市有段時間幾乎是癱瘓的。沒有一個人希望在一個非常混亂的地方生活，沒有一個企業希望在混亂的地方做生意。現在回過頭來看，「美麗的風景線」的說法是多麼的諷刺。
目前的香港還處在一個艱難的時刻，對於香港實施的法律有各種不同的看法，這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對於安全的重視，沒有哪個國家不重視國家安全。與此同時，香港應該繼續保持開放。如果已經穩定了，應該有信心進行更多的開放，讓公民社會有更多的恢復。實際上這也在進行當中。舉一個例子，去年11月份香港是亞洲的第一個城市舉辦同樂運動會（Gay Games）。這對香港來講是難能可貴的，事實上也得到了來自北京的支持。但外界對此報導很少。
說香港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覺得更多的是指香港曾經有過的強項，包括服務業、奢侈品行業等，面臨內地的競爭，現在已經失去優勢。現在每到週末，大批港人就跑到內地消費，這當然一方面促進了兩地交流，但長此以往對香港也會產生新的問題。香港要重振服務業，首先要改變服務態度，擁抱新的變化和機會。
香港有很多關鍵優勢，比如其多元性和國際化，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前100的大學裡，有5個在香港，超過波士頓。香港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利於促進國際化的民間交流和對話。事實上，這些交流活動很頻繁，最近我接待了好幾個學生交流訪問團，一直忙不停。
香港的金融業遲早是會恢復的，最近已經出現一些新起色。西方有些人做不理性的事情，關掉香港的辦事處，我覺得這最終不是加強而是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和金融業，尤其是美元的實力。香港現在注重創新產業，這剛開始，給他們更多的時間，會有很大的變化。
我對香港是有信心的。如果沒有信心，我也不會來。但是並不是說我很天真，沒有看到香港存在的問題。我一再講，香港未來就是要更開放，如果你有穩定，你怕什麼？有了穩定之後，要有更大的信心去開放，保持它的多元性。
在這樣的環境中，香港有條件建設世界一流的智庫。我希望給我們的中心五年時間，能夠成爲一個在香港和內地，再到東南亞，延伸到全世界，有一定影響力的研究中國內政外交和國際關係的智庫。而不是像現在美國那種以意識形態化、概念化或者純量化來看中國，無法真正瞭解中國社會的多元性、立體性和複雜性。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很多西方的中國研究專家以香港爲據點，研究中國。現在又有很多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學者回到了香港，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韻腳。過去40年，中國翻譯出版了無數西方學者的著作，但是美國引進中國社會科學學者的書則幾乎沒有。全美近20年來衹有兩套相關譯作系列，一個是貝淡寧教授主編的，包含了閻學通、蔣慶等中國學者的著作；一個是我主編的，包含了俞可平、何懷宏、胡鞍鋼、李春玲等人的專着。現在我們兩個主編都落腳香港，任教香港大學，反映了社會科學領域時代的變化。美國學界當今中國研究的不景氣與美國作爲世界知識文化的大國的地位是格格不入的。
中評社記者：從香港的變化看中美關係，現在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認知和中國人對於美國的認知，這之間存在的差距是否越來越大了？
李成：當然是這樣。目前中國在美留學生有30多萬，美國在華留學生不到1000人。據統計，中國一直有1億人在學英語，美國現在大學裡面學中文的衹有約2.8萬人。這造成了美國知識界和社會對中國的孤陋寡聞，這對美國來說是很大的損失。
中評社記者：像您所說，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美國學者想方設法，以香港爲據點，冒着風險去探索中國。現在的中國比50年前的中國要開放寬鬆得多，爲何美國學者反而對中國望而卻步了呢？什麼造成中美關係這種狀況？
李成：有很多原因造成目前的狀況。我覺得目前世界上有四個趨勢：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及最嚴重的兩極化--把世界定義爲「民主與威權之爭」，狹隘地、太過意識形態化地看待問題。
布熱津斯基1997年在《大棋局》裡面講到，美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但是千萬不能夠自滿。有很多危險的情形，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俄羅斯、中國、伊朗走到一起，不是由於意識形態，也不是由於文化，而是被迫應對美國這樣一個共同的威脅，產生了共同的利益。布熱津斯基認爲要盡力避免這種情形，但現在美國正在面臨這種情形，而拜登政府可能認爲他們的政策很成功--把歐洲連在一起，讓日韓更積極參與軍備競賽。但這裡面是有代價的，難道要在東北亞發起新的戰爭嗎？你已經有兩場戰爭，你有沒有能力進行第三場？如果東北亞打仗了，你真的讓日本和韓國去打，美國自己不介入，這可能嗎？一些美國智庫建議叫臺灣人打巷戰，臺灣人會接受嗎？
美國兩黨對中國強硬是有共識的，但不能進一步認爲兩黨要共同通過找敵人，把中國作爲敵人，跟中國開戰。難道真有一個議題可以把美國團結起來嗎？俄烏戰爭、巴以戰爭都沒有把美國團結起來，跟中國打仗會把美國團結起來嗎？不會，我覺得會更撕裂。
很多美國有識之士在這個問題上是很謹慎的，但目前想把形勢推向那麼遠的人也不少。民主黨的執政者可能沒這麼想，共和黨一邊，沒有證據顯示特朗普本人想走向戰爭，但他旁邊有很多主張支持臺灣獨立的「反華鷹派」。
當前中美關係的主要問題是，美國對失去優勢感到恐懼。美國人宗教化的非黑即白的兩元視角，與中國文化中庸之道和模糊地帶是格格不入的。實際上這不符合我們今天社會的多元化，多極化。我們面臨的問題遠遠超出意識形態之爭，氣候變化、大流行病、核擴散、貧富差距等等。很遺憾，兩極化阻礙了應該有的合作。所以我覺得這個敘事方式必須要改變。
中評社記者：但是能改變嗎？您對中美關係是樂觀，悲觀，還是謹慎樂觀？
李成：中美關係在短的時間內不會好，十多年內不會好，但是十幾年以後，美國有一個代際的變化。這代際變化到底意味着什麼？現在並不是特別清楚。但是很多現在的做法，比如對華「脫鉤斷鏈」、科技上「卡脖子」最終都不可能成功。你如果連華爲都打不敗，你如何擊敗整個中國？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科技發展，就是準備高科技的競爭。中國領導人不是在看眼前，想馬上修補問題，而是着眼於長遠，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轉型。如果能夠做成，10年、15年以後，中國將處在一個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地位，改變以前靠出口引導、房地產拉動的發展模式，找到替代能源、數字經濟、「軟基礎」設施（教育、養老、福利、大健康）的發展、新型城鎮化等新增長點。當然這不會馬上看到結果，需要持續培育。
丘吉爾說得好：美國會做對的事情，但是在試了所有的錯的事情以後，碰壁了以後纔會改變。我覺得美國終將會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兩國和平共處。這裡又引出了基辛格的觀點：實際上中美兩國是在現代歷史上很罕見的旗鼓相當的國家，勢均力敵。中美不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兩個最具實力的國家誰也打敗不了誰，終究只能和平共處。在人工智能時代只能合作，你不合作，就是互相毀滅。
這個邏輯現在美國人難以接受，因爲現在美國處在非常恐懼的狀況，害怕失去領導地位。冷戰結束後曾經自信心滿滿的美國，如今擔驚受怕。這個心情中國人也必須瞭解。我今年出版《中美關係變局中的利益交匯點》這本書，目的就是幫助大家瞭解美國人的處境爲什麼會這樣。我在書中講，中美兩國都是偉大的國家，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但此時此刻美國政治精英正處於歷史上最焦慮的一個時期。
中美關係出現大問題，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現在很多東西是我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對許多中國家長還是以把孩子送到美國留學作爲唯一出路感到有點意外。我們那代人三、四十年前，去美國留學所得到的歡迎、禮遇和關照讓我們難以忘懷。但要知道目前在很多美國政客和媒體眼中，中國留學生都是中國政府的「武器」，是「偷盜」美國科技和知識產權的「間諜」，是影響美國的「統戰工具」。 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大氛圍啊。
中評社記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年，過去45年，像您說的，經歷了80年代、90年代美國的自信、強大、包容，到這些年發生的變化。今後十年中美之間還會繼續激烈競爭，但像您說的，美國終將接受中國能跟他平起平坐。拜登政府最近也講到美中關係的終局目標是「和平共存」。但關鍵是，在未來十年中，我們能否真正地和平共存？臺海，南海，或朝鮮半島，會否有什麼導火索導致兩個大國終究還是走向了衝突？
李成：我4月份跟美國前防長羅伯特·蓋茨參加摩根大通的一個論壇，並同臺討論。他在任上設立中美軍方的第一條電話熱線。我覺得中美之間是有可能「和平共存」的。我認爲，雙方都意識到了因爲臺灣問題而爆發軍事對抗將是毀滅性的，任何一方不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爲什麼在「舊金山峰會」上，兩國元首提到在人工智能時代維持人對核武器的絕對控制的重要性，因爲雙方都意識到了中美之間發生軍事對抗會升級爲核戰爭的可怕風險。
我認爲，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概率並不大。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立場強硬，因爲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同時中國並不願意被人拉入臺海戰爭的陷阱，大陸方面也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提法。三年前我就講過，臺灣發生戰爭的概率比美國發生內戰的概率還要小。北京如果要給臺北或華盛頓一個警告，很可能是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臺灣海峽，南海或菲律賓也許更有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代理人戰爭或者有限衝突， 但在臺海不太可能，因爲升級會非常快。最怕的是一連串的意外事件，導致兩國民粹主義達到高潮，兩軍被迫進入戰爭狀態。因此雙方的溝通極其重要，雙方形成由人而不是人工智能來控制武器的概念極其重要。
有人天天在談戰爭，但中美之間的戰爭一旦開打，怎麼打？沒人知道。我們談避免戰爭貌似高尚，但對戰爭的擔心是發自真心的。最強烈表達的是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董雲裳，她說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她的兩個女兒不受戰爭之害。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也說：中美因臺灣發生戰爭不應該是一個選項。的確如此。
中評社記者：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伴隨着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比如最近美國學界流行「中國經濟見頂論」。作爲中美競爭的另外一方，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表明其和平崛起的意圖，與美國實現和平共處？
李成：人們一直在說老大老二之爭，但是如果說中國試圖取代美國的地位，或者是重新建立一個國際秩序，我覺得都是誇大其詞。中國更多的只是想得到美國的尊重，而不是取代美國。中國並不是要改變這個國際秩序，更多的是要使中國有更多的話語權，得到更多的尊重，有更多的影響力，或者是坐在頭桌，不想被邊緣化、被孤立或被當成敵人。但是美國人不相信，他認爲你到了我這個地步的時候，你也會做這些事情。這可能是由於兩種文化不同所產生的錯誤判斷。
關於「見頂」，我覺得遠遠沒有。中國經濟儘管現在是5%增長或者是更低一點，但這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和世界地緣政治變化的反映。中國經濟實際上有很多活躍的地方，包括新能源、數字經濟、國內旅行消費等等。據測算，今年春節全國旅遊出遊近5億人次，相當於一個半的美國在移動。當然現在中國很多中產階級感到困惑，覺得自己的情況不好。很多敘事稱之爲消費降級，其本質是消費調整，你怎麼可能老是買房子？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消費降級有其誤導性的一面。國內旅遊也許對促進消費的意義是有限的， 但它反映了動態中國的活力不能低估。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最主要的是希望不是在產業鏈低端和中端，而是在高端上面跟美國競爭。不是看眼前，而是更多的看長遠，而且有具體實施計劃。如果實施對路的話，中國中小型的民營企業將會有海量的投資機會。現在還沒有發生，但我覺得遲早會發生。中國領導層還是非常積極主動的。
中國經濟並沒有見頂。鼓吹中國經濟見頂，我覺得很可笑。比如美國無法摧毀的華爲，現在已經開始轉型，進軍新能源等領域。中國的二線城市，比如合肥、貴陽、成都等，科技創新也進展很快。
因此，還在上升的中國，要想與美國實現長期和平共存，從中國的角度而言，首先要學會換位思考，不要妖魔化美國，理解此時此刻美國人內心中的焦慮感。中國產品在世界份額的快速擴大，其它國家肯定會反彈，現在新能源汽車已經體現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更多強調包容性增長。
中國的藍圖是不斷擴大中產階級，到2035年中國的中產將會加倍，從現在的4億增加到8億。由此引申的問題是，全球南方會怎樣？我很慶幸這次的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在繼續幫助非洲建設基礎設施。這是好事情，是作爲大國，必須秉持的能力和擔當。就像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說的，美國只是給非洲國家上一堂課，中國卻給他們造一個機場，一條公路，一條鐵路。這就看得出來當今中美博弈的諸多不同。
在西方國家中產階級不斷萎縮的情況下，包容式增長就顯得更爲重要了。如何讓西方不把中國的中產階級視爲威脅而是機遇呢？當然，首先還是要把蛋糕做大，考慮換位思考。如果這個不解決，只會沒完沒了地競爭對立，西方人就會越來越焦慮。在這個過程中，持續擴大利益交匯點，尋求最大公約數，這是有可能的，因爲我們之間很多東西依然是互補的。在中國自身迅速發展過程中，如何與其他國家實現互惠？這是下一步中國亟需考慮的，需要更有效地解釋：爲什麼中國對世界體系發揮的是積極的建設性作用，而不是霸權取代霸權。不能只講中國不打仗、不佔領他國，更多的要講怎麼把蛋糕做大，怎麼力所能及地承擔更多國際責任。過去中國中產的興起和增長獲益於西方中產的存在和壯大，爲什麼今天西方中產也能獲益於中國中產的存在和壯大呢？我的英文版和中文版《中產上海》就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最近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我對此深信不疑。對於當今中國，開放和國際化從來不是一個選項，而是必行之路。這條路衹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不斷提出新的考驗和要求。現在的問題是，美國要打壓中國，中國把重點放在了歐盟、東盟和中東。那麼如何借勢發揮大市場和產業鏈優勢，維持住與歐盟的經貿聯繫；在「一帶一路」新十年，鞏固在東盟、中東日益增長的海外利益，都需要中國不斷探索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包容性增長三者的有機結合。這將有助於中國形成更積極從容的心態，應對美方霸權衰落所引發的挑戰，並最終實現和平共存。當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一時無法解決。但假以時日，我覺得兩國關係是可以改變的。
（本文來源：中評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