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掀起撤稿自查風暴的背後
2.28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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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張天祁
近日,教育部科學技術與信息化司發佈通知,要求各高校開展撤稿論文自查工作目前,河南省、陝西省、河北省、福建省等多地教育部門,均已印發開展撤稿論文自查的相關通知。
有學者評論,這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全國性撤稿自查”。[1]
大多數機構要求全面檢索中英文科技文獻數據庫,對過去3年來本單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科研論文被撤稿情況進行全面梳理,覈實論文撤稿的原因,並嚴懲學術不端行爲。
中國掀起論文自查風暴的背後,普遍被認爲和去年來自中國的論文被大規模撤稿相關。
根據Nature的報道,在2023年共有超10000篇研究論文被撤稿,這一數目打破了年度紀錄,創造了歷年撤稿數量之最。相比2022年 ,2023年的撤稿數量多了一倍左右[2]。
其中,Wiley子公司Hindawi旗下期刊就撤稿了8000多篇。撤稿的主要是特刊文章,特刊正常期數之外,由客座編輯負責的論文集。Hindawi旗下的特刊早就因質量低下以及發佈造假論文遭到批評,多家科研機構表示不會在Hindawi投稿。這次大規模撤稿後,Hindawi被Wiley的放棄,在2023年底,Wiley聲明將完全停止使用Hindawi品牌。
在這次史無前例的撤稿中,中國的論文佔比極高。美國恆祥諮詢(Healsan Consulting)整理自知名學術撤稿追蹤網站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的數據發現,中國去年撤稿的論文佔總撤稿的75%左右[3]。數據不可靠、同行評議造假、由論文工廠僞造和抄襲,是2023年中國學者SCI論文撤稿的四大主要原因。
由於2023撤稿的論文過多,撤稿觀察團隊還來不及完整更新數據庫,因此現在的數據庫中記錄的還不是2023年撤稿的全貌,數量也沒有達到10000篇。隨着數據庫完整,中國撤稿論文的總數和佔比也會發生變化[4]。
另外,根據Hindawi官網的數據,在Nature的報道之後Hindawi仍在大量撤稿。根據Nature做的統計,2023年Hindawi撤稿達到9600餘篇,其中有8200餘篇都有中國作者參與。進入2024年,Hindawi的大量撤稿仍然沒有結束,其中來自中國的論文仍有很高比例,撤稿的風暴還未停止[5]。
根據撤稿觀察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全球撤稿論文超過50000篇,中國作者的論文撤稿佔全球所有撤稿的46%左右,數量上是全球第一。從撤稿率上看。過去20年來,發表SCI論文超過 10 萬篇的國家中沙特阿拉伯的撤稿率最高,每1萬篇論文就有30篇撤稿,中國排在第四位。
此次Hindawi撤稿事件,使得2023年中國撤稿數量和在全球撤稿數量中的佔比都遠超平均水平。
早在2022年9月,就有“學術偵探”關注到了Hindawi期刊的學術不端問題,尤其是和中國、伊朗等國家的論文工廠的聯繫。在Hindawi檢討的白皮書中,也提到論文工廠對期刊的滲透,以及學術偵探們作出的貢獻。可以說,這次Hindawi撤稿事件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爲中國論文工廠而起,來自中國的論文大量撤稿也不奇怪[6]。
Hindawi大量論文的投稿郵箱後綴來自中國的某幾家大學,一些郵箱名還留着標號,很可能是論文工廠批量購買郵箱所致。一些中國和外國合作作者的論文,外國作者的名字完全是胡編亂造,比如來自法國的城市名或者印度的節日名。大量的論文題目和內容對不上,比如標題提到的是肺結節,論文裡卻在講艾滋病,編造水平十分低劣[7]。
論文工廠造假一直是中國論文撤稿的一個重要原因。基於撤稿觀察數據庫的一項研究發現,從2004年到2022年6月,因論文工廠造假被撤稿的論文中,中國作者參與的論文佔到絕大多數(96.8%)[8]。
由於現在的期刊撤稿主要是由一些熱心打假的研究人員推動的,他們的精力有限,因此暴露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還遠遠不是學術不端的全貌。撤稿觀察數據庫記錄的數據,也未必能夠完整體現撤稿中各類學術不端的變化趨勢,但現在擺在明面上的問題已經足夠嚴重。
需要注意的是,撤稿的文章不一定是當年發表的,存在一定的時滯。2023年世界和中國撤稿文章數量急劇增加,並不只是這一年的問題,而是過去的學術不端行爲被發現,導致了集中暴雷。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期刊中心主任王景周表示“撤稿是對存量問題的一個清理,並不是說這兩年問題才更嚴重。這個問題好像最近比較嚴重,但事實上它至少已經有10年左右的長時間的積累期了。”
王景周還認爲,不是所有的文章被撤稿都一定出於學術不端,最關鍵的是關注其中第三方代寫代投、造假等核心學術不端問題。
越來越猖獗的論文工廠
多位研究人員告訴《知識分子》,近年來論文工廠在國內越來越猖獗。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傳播系的徐奇智表示,過去的學術會議上,就經常會遇到論文工廠的中介人員來發名片,現在這些中介更是“進化”到混入學術會議聚餐環節的餐桌上,裝作和各位研究人員同屬一個圈子,和大家互換微信。要到聯繫方式後,中介就會大量發廣告。
“前幾年還好,只是說他手上有什麼期刊,大家可以找他代投。現在更離譜,直接把論文的題目都給出來了。比如現在有20個題目, 老師你只用把錢一付,其他的什麼都不用管了。”徐奇智說。
山東省東營市人民醫院主任藥師周小明提到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一位醫生曾經想要從中介那裡購買論文,但交了定金之後反悔不買了。結果中介公司直接把催款的電話打到了醫生的單位,表示“你們的人買了我們的論文,現在稿子已經投了,他的尾款還沒交。”
徐奇智之前對中國因圖像學術不端撤稿的論文作過分析,他發現中國圖像學術不端從2013年開始大規模出現,而且兩三年內迅速達到高峰,直到現在仍處在高峰期。而且圖像學術不端撤稿數據的增長和論文工廠大規模出現有着密切的關係。
中國的圖像學術不端的一大問題是圖片複製。徐奇智告訴《知識分子》,很多因爲圖片複製撤稿的論文,複製的都是同樣的圖像,儘管他們的作者之間都毫無聯繫,這暗示着背後很有可能存在有組織的造假。
“最合理的解釋應該就是論文工廠。”徐奇智說。“個別作者有可能截別人的圖片來用,但這麼大範圍的圖片重複解釋不通,不太可能這麼多人都抄同樣的圖片來用。找他們買論文,他們可能就是一套圖來回用,只是裁剪下或者調下亮度、對比度,局部塗改一下。”
《知識分子》曾在過去有關論文造假的報道中,介紹過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識別論文工廠的研究。論文工廠出產的論文從最早的每年幾篇,逐年增多,到2014年已到每年百篇以上,2018年後更是到了每年千篇以上。SCI論文中,醫院是發表論文工廠的論文重災區,佔67.5%。並且全球醫院發表的SCI 論文中,產自工廠論文幾乎全部來自中國的醫院[9]。
王景周表示,根據他的追蹤,論文代投代寫的問題從2010年以來就比較嚴重,中國、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家論文工廠的造假買賣也在那時開始出現。2012年後,因爲一些期刊的審稿平臺上線,投稿信息註冊信息可以回溯,這些學術不端由此被發現,引起了全球的重視。
國際上的大規模撤稿事件往往會引起國內的關注,但徐奇智認爲,相比信息公開的國際期刊,中文期刊可能潛藏了更多問題,論文工廠和中介也有更多運作的空間。一些論文中介會聲稱中文期刊編輯有着聯繫,連論文題目也已經定好,只需要付錢就可以發論文。如果論文中介不是在詐騙,可能就是期刊編輯參與了灰色產業。
“如果真要查這些論文是怎麼回事兒,我覺得撤稿的比例可能不見得會低於國外的期刊。”徐奇智說。
出版巨頭和論文工廠的共生
論文工廠的迅速生長,只是全球論文造假的其中一環。
學術出版商只考慮盈利,不考慮質量和學術道德濫出期刊;以及研究人員,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研究人員的發文需求。兩者的一拍即合,才促成了論文工廠這個中介成爲規模巨大的灰色產業。
出於盈利的需求,國際學術出版商旗下有大量幾乎給錢就發,同行評議形同虛設的“掠奪性期刊”。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的兩位研究者曾經分析過Scopus數據庫中各國在潛在的掠奪性期刊上發文的數量。從2011到2018年的數據可以看出,2011年以來,掠奪性期刊出版的論文數量顯着增加[10]。
這次Hindawi撤稿的特刊文章,從性質上就很接近掠奪性期刊。
Hindawi作爲出版商有大量出版論文賺取版面費的需求,而在固定的期數之外組織大量特刊,可以迅速增加出版論文的數量,這樣做的代價就是犧牲了質量。王景周表示,Hindawi大量撤稿與特刊關係密切,特刊發文量大,出版過程和同行評議受到系統性操縱,質量把控和監管都跟不上。
掠奪性期刊主要針對的用戶,就是來自亞洲、非洲發展中國家,年輕且缺乏經驗的研究人員。2011-2018 年期間,在掠奪性期刊出版論文數量最多的國家是印度和中國。其次是伊朗、馬來西亞、美國、韓國、俄羅斯、埃及、印度尼西亞、土耳其等國。
這一方面和出版巨頭受到的監管有關。徐奇智表示,學術出版巨頭都是歐美公司,它們學術倫理方面會受到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ethics)的監管,通過和研究機構的合作,COPE可以對學術出版中的逐利行爲進行約束。但出版歐美以外的論文,學術出版巨頭可能會更肆無忌憚。
另一方面,有需求才有市場。催生一些國家青年科學人員對於掠奪性期刊需求的,正是國家層面看重論文數量,把論文數量和大學職業晉升強行掛鉤的政策。
例如,俄羅斯曾在2012年後,計劃支持精選的 21 所大學,以期到 2020 年至少有 5 所大學進入國際大學排名前 100 名。這個計劃實施後數年,仍然只有莫斯科大學一所學校維持在一些國際大學榜單排名的前100名,但是所有參與計劃的大學在掠奪性期刊上的發文量都有明顯增加[11]。
哈薩克斯坦政府要求必須要有Scopus索引期刊上的論文才能拿到學位,這讓哈薩克斯坦在掠奪性期刊上的發文量大爲增長。
南非政府對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進行補貼,馬來西亞、印尼的“數論文”政策,同樣推動了這些國家在掠奪性期刊上發文量的增長。
在中國,論文還和醫生的職稱掛鉤,使得醫院的論文造假層出不窮,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
王景周曾對撤稿觀察數據庫的論文工廠論文類別進行過研究,他發現,截至2021年7月31日,含有Paper mill(論文工廠)標籤的撤稿和關注論文共有526篇,均有中國作者和單位參與,主要來自醫院,尤其是高校的附屬醫院[12]。
徐奇智解釋,很多省份的衛健委都規定評職稱需要論文,而且有很嚴格的計分的方式,不只是篇數的問題,還要考覈影響因子。近年來只有廣東等少數地區不再把論文作爲評職稱的必要條件。
“很多人斥責掠奪性期刊,但很多醫生沒有辦法,必須要發論文才能評職稱,所以甘心被掠奪。根本性的原因可能還是逼良爲娼的制度。”徐奇智說,“醫生天天做臨牀,爲什麼非要發論文才能評職稱?沒有那麼多時間或者沒有能力去發這些SCI的論文,逼着他去搞,他不就只能買嗎?買不就催生了這些論文工廠嗎?”
周小明也表示,很多醫院的條件其實是不能夠支持醫生髮論文的。比如一些基層的醫院,受到人才和設備的限制,能提供研究條件的不多。當醫生髮不了論文的時候,就會嘗試走捷徑。
“單位連個實驗室都沒有,非得讓他去做基礎研究,這不是逼着他們違規嗎?”周小明說。長此以往,對學術誠信的氛圍破壞也很嚴重。“很多醫生不認爲買論文是個多大的事,他們認爲花點錢買論文,就像吃飯喝水一樣正常,這纔要命。”
在學術出版巨頭、論文工廠、研究人員三方的合力下,造假的產業鏈還在進一步擴張。比如Hindawi出版的特刊,就把生意拓展到了更下沉的市場,比如社區學院和社區醫院。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員不僅沒有發表論文的能力,甚至對刊物的好壞也缺乏足夠的辨別能力。
其實國內早就對發表在特刊的論文進行了約束,比如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發佈的一系列文件規定,在特刊上發表的論文不能用於高校教師、博士和工程師的職稱評定。因此,本來Hindawi的特刊不應該如此“受歡迎”[13]。
但論文工廠會在這種時候發揮銷售渠道的作用,他們會利用泄露的個人數據,聯繫到潛在的客戶。並且向他們灌輸特刊比期刊更好之類的話術,騙客戶購買論文。另一方面,論文工廠也通過賄賂期刊編輯、在編輯中安插人員來確保論文100%接收,根據學術偵探們的調查,一些Hindawi特刊編輯在通過論文工廠的造假論文後,賬戶上多了一筆來自論文工廠的錢。[14]
從這點上來講,出版巨頭和論文工廠是共生或者甚至是合謀的關係。出版巨頭大量擴張版面卻幾乎不加審覈,甚至默許第三方中介爲他們打開市場,雙方共同賺錢。如果被曝光存在學術不端,出版巨頭會選擇棄車保帥,作出重視學術誠信的姿態,通過撤稿來保護自己的品牌,但期刊收取的版面費和論文工廠從中獲得的利潤依然不會受損。
治理難題
這幾年國內針對學術不端在高校進行了多次自查活動,但只憑自查和事後處理,還不能夠解決學術不端的問題。
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楊立英研究員表示,現在在處理造假行爲方面,基層的配合度並不高,因爲一旦落實就會影響上級部門對基層的評價結果。很多國際出版商反映,在回覆論文工廠質疑時,難以聯繫到中國科研人員與中國高校,郵件往往石沉大海,導致學術不端審查無法進行。
楊立英還表示,學術不端的產生與發展是循環鏈,涉及多方主體如科研人員、論文工廠、管理部門、出版界、第三方評估機構。發現一起治理一起比不治理強,但如果治理不能形成閉環,而且缺乏常態化、建制化的實效措施,即使有收效,但難以根治。
“國家的這種專項打擊是很有意義的,可以通過某一個典型的事件,推進整個的制度或者治理上的變化這樣一些變化。但從管理的角度來說,中國應該從整體入手,系統性地完善制度,如果說沒有一些系統性變化,那專項治理就像一陣風,過去了也就過去了。”王景周說。
“造假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管理問題。”王景周解釋,現在國內的學術造假問題嚴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制度建設和治理手段沒有跟上。
例如,第三方是學術造假特別重要的一個環節,在發達國家會受到嚴格的規制。但在中國往往是購買論文者受罰,製造論文者卻沒有受到制裁。儘管《科學技術進步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論文買賣、代寫、代投服務,但懲罰和執行的力度都相對較弱。
北京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顧問、法學院副教授印波在接受《科技日報》採訪時曾表示,現在國內在法律法規和國家管理層面,對買賣論文的社會中介組織、網站和個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規定由主管單位處理。
結果是,受到懲罰的往往是造假論文的買方,而作爲賣方的第三方中介機構、論文工廠卻逍遙法外。在刑事上,國內沒有直接針對論文代寫、代投犯罪的法律條文。而美國、英國、愛爾蘭等國家,都有將代寫論文列入刑法的嘗試[15]。
“把論文工廠打掉,可能它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去打擊科研人員的話,論文工廠的手段反而會越來越多樣化。對科研人員,我們可以從國家制度上做一些改變。”王景周說。
破五唯開始改革開始之後,國內的制度已經出現了改變。周小明提到,現在一些醫院改變了醫生評價的標準,開始納入更多維度的考覈。但不同地區和單位改革力度的差別很大。在職稱評審中,很多單位潛移默化中還在比較哪些醫生髮的高水平期刊多,分數高。
改革的步子不大,是因爲有現實的困難。周小明解釋,醫生考評按理說是應該按業務量來評價,但業務量不容易考覈。比如兩個醫生都看500個病人,就很難看出高低,還是要找其他的維度來評價。
2023年初,中央科技委成立。周小明希望能夠從國家層面來推動科研人員評價標準的改革,比如研究型和臨牀型醫生評價標準的區分,對學術不端進行事前的約束。
針對國外的出版集團,中國科學院2020年發佈了國際期刊預警清單,之後每年更新一次,提醒科研人員慎重選擇出版平臺。
具體來說,通過評估論文發表數量、退稿率、文章處理費、自引率、撤稿率等,指出具有風險特徵和潛在質量問題的學術期刊。預警系統分爲高、中三個級別。低,風險指數依次降低。自這份預警名單發佈以來,中國學者在這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有所下降[16]。
不過,周小明表示,中科院提供的國際期刊預警清單是一個指引,但是還不是一種官方的強制標準,只是行業內的行規。中國還沒有對標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RI)的國家級別的機構,各部門缺乏統一的行動,約束學術出版巨頭。
“中國已經發展到論文出版數量、引用量,包括高質量論文數量,都在全世界排在第一第二了,其實該做一些工作,在國家層面和這些出版集團約法三章,讓它們也盡到審覈的責任。”周小明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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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omentella, P. (2022, October 26).Papermill–your local partner for Special Issues in China. For Better Science.
[14]Joelving, F., & Retraction Watch (2024). Paper trail. Science (New York, N.Y.), 383(6680), 252–255.
[15]論文買賣生意“風生水起”代寫代投機構卻成法外之地-新華網. (2020).
[16]Xiao, Y., Chen, J., Wu, X. H., & Qiu, Q. M. (2022). High retraction rate of Chinese articles: 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 about academic misconduct. Postgraduate medical journal, 98(1163), 653-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