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是穆斯林就挺巴勒斯坦？馬來西亞政壇對以巴衝突的分歧論戰

馬來西亞穆斯林社羣長年以來都支持巴勒斯坦，但隨着政治與社會風氣變化，支持的理由亦有分歧。圖爲一名戴頭巾的女性走過聲援巴勒斯坦海報旁。 圖／美聯社

本月初，以色列與哈瑪斯展開近十數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再次成爲全球的焦點。隨着以色列對加薩持續圍城、加薩人道危機加劇，全球輿論除了譴責哈瑪斯（Hamas）暴行外，也漸漸地更關注加薩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阿拉伯世界、甚至歐洲國家都出現不少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或是積極尋求緩解加薩人道危機的途徑。

其中，馬來西亞算是阿拉伯世界外，相當積極聲援巴勒斯坦的國家：國內先後舉辦多場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由外交部管理的巴勒斯坦人民人道主義信託基金（AAKRP）、伊斯蘭黨（PAS）各支部都爲巴勒斯坦人道救援募得相當可觀的款項；而首相安華近期訪問沙烏地阿拉伯的行程中也多次與沙烏地領袖、穆斯林世界聯盟領袖（Muslim World League）商討巴勒斯坦問題。

無獨有偶，馬來西亞也是少有仍在護照上列明「無法在以色列使用」的國家，且至今也仍未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值得一提的是，關於馬來西亞護照何時開始禁止在以色列使用，也沒有確切資料可供作證。一般印象會認爲馬來西亞作爲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官方立場上支持巴勒斯坦、拒絕承認以色列所致。由此觀之，馬來西亞「自然地」聲援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與錫安主義（Zionism）似乎是意料中事。

然而，若從近幾十年的歷史加以檢視，將發現一切並非理所當然。國家政府、各政黨、非政府組織間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態度，雖然更接近外交議題，但同樣深受上述各行爲者在國內政治場域的互動與張力所影響。特別是在馬來穆斯林政治中，巴勒斯坦問題似乎總是與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兩種意識型態——馬來民族主義（Malay nationalism）與伊斯蘭主義（Islamism）之間的消長形影不離。

▌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影響

1970年代，在全球伊斯蘭復興運動（Islamic revivalism/ Islamic resurgence）影響下，馬來西亞涌現許多穆斯林宣教（Dakwah）團體，包括澳爾根教團（Darul Arqam）、Tablighi Jamaat、伊斯蘭青年運動（ABIM）等。其中，伊斯蘭青年運動代表的是大專院校中穆斯林學生的組織，其影響力甚至擴及政治領域，現任首相安華即出身於此，亦曾是該組織領袖。

穆斯林學生運動在70、80年代領導了馬來穆斯林，無論是70年代在美國大使館前抗議美國支援以色列、或是80年代抵制美貨、抗議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都可以看到穆斯林學生組織的身影。除此之外，當時以安華爲代表的穆斯林學生領袖，與南亞、西亞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領袖和學者有密切的關係網，能夠與國際伊斯蘭主義運動對話。這些關係網，亦反映在去年底安華任相時，得到包含突尼西亞領袖加努希（Rached Gannouchi）、甚至哈瑪斯領袖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內多位穆斯林政要的祝賀。

由民間崛起的宣教運動，也爲當時執政的馬來穆斯林政黨巫統（UMNO）帶來不小的壓力。馬來穆斯林社羣對伊斯蘭愈發重視，也促使巫統必須迴應。1980年代開始，由時任首相馬哈迪領導的政府推出一系列涵蓋司法、金融、清真產業、教育等各個領域的伊斯蘭化政策。

前述伊斯蘭青年運動的安華亦是在此時期被「收編」入巫統陣營，成爲伊斯蘭化政策一大推手。馬哈迪時期對伊斯蘭化政策的追求，也擴及其外交舉措，並具體反映在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論述與介入上，如透過伊斯蘭合作組織（OIC）、聯合國等場域發聲、於1983年在吉隆坡舉辦巴勒斯坦問題國際會議、爲巴勒斯坦難民設立基金會、捐助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等。

事實上，自50年代馬來亞獨立、60年代馬來西亞成立以來，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變化不大，惟差別在於其論述內涵與背景。籠統地說，或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理由有所變化。

據Shanti Nair在其著作中分析馬來西亞外交政策中伊斯蘭的角色，在馬哈迪任相的時代以前，巫統主導下政府的立場相對是民族主義式的，即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決權，因此其給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下稱巴解）外交地位，視其爲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更在1984年、1990年兩度訪問馬來西亞。這也符合巫統一直以來強調的馬來民族主義、同時嘗試與更徹底的伊斯蘭主義保持距離的立場。

馬來西亞首相安華，24日在吉隆坡「馬來西亞與巴勒斯坦同在」聲援集會上發表演說。 圖／歐新社

▌馬來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張力

然而，隨着馬來西亞伊斯蘭復興、伊斯蘭化政策等政治變遷，官方支持巴勒斯坦的論述也發生變化。馬來穆斯林社羣對巴勒斯坦問題，特別是聖城耶路撒冷地位的關注，使議題增添了一層「同教情感」。因此，巫統除了強調從猶太殖民主義、西方帝國主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外，也需要回應上述的宗教關懷，以強化其作爲馬來穆斯林領導者、捍衛者的合法性。而其掌握伊斯蘭話語權的挑戰，也將來自馬來穆斯林政治場域中的「老對手」——伊斯蘭黨。

另一邊廂，在經歷了70年代低潮、與巫統短暫合作失敗的伊斯蘭黨，實際上也受到前述伊斯蘭復興運動潮流的衝擊。Farish Noor在其著作伊斯蘭黨黨史中提到，當時以城市中產階級學生爲主導的穆斯林學生運動，在國內伊斯蘭議程、馬來穆斯林草根的代表性上，幾乎取代伊黨。70年代末，隨着黨內宗教學者勢力的崛起，伊斯蘭黨也更活躍於國際伊斯蘭事務，進一步確立其作爲全球伊斯蘭主義運動一部分之地位。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伊斯蘭黨高調支持同具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傳承的哈瑪斯，與更偏向巴解的巫統分庭抗禮。流亡的巴解在80年代末漸漸脫離本土抗爭，加之積極參與90年代和平進程，被不少人抨擊爲腐敗、投降的作爲。在馬來西亞，伊斯蘭黨也據此支持唯有聖戰（Jihad）才能徹底解放巴勒斯坦人的主張，並將其與國內馬來穆斯林的處境聯繫在一起。巴勒斯坦問題、巴勒斯坦人的鬥爭，因而事關整個伊斯蘭「烏瑪」（ummah）的自由與主道之落實，是馬來穆斯林必須支持的事業。

馬來西亞自1960年代開始即力挺巴勒斯坦。2023年以色列-哈瑪斯衝突與加薩危機，許多民衆也在吉隆坡參加聲援巴勒斯坦遊行。 圖／歐新社

▌在民族與宗教之外——人道主義關懷的可能

本文至此簡單從馬來穆斯林政治的視角，梳理過去數十年間馬來西亞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嬗變，以及國內政治如何與國際議題相互影響。儘管族羣政治、宗教話語競爭的幽靈尚在，需強調的是，不管是巴勒斯坦問題本身，抑或是其在馬來西亞所衍生的現象，都無法簡化成是宗教問題，或只是馬來穆斯林的議題而已。

在族羣與宗教以外，仍有少數政黨、非政府組織以人道主義的立場發聲。如此次衝突中，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 Malaysia）即公開聲援巴勒斯坦的抗爭，譴責猶太復國主義的隔離政策；華團組織隆雪中華大會堂（KLSCAH）亦發文告譴責對平民造成傷害的軍事行爲，並呼籲各界對加薩施以人道救助。

前文述及由外交部管理、成立於2002年的「巴勒斯坦人民人道主義信託基金」，在其近期的移交儀式中，安華亦強調該基金僅用於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救助上；穆斯林非政府組織伊斯蘭友好協會（IKRAM）所舉辦的聲援巴勒斯坦集會，亦強調巴勒斯坦問題不僅僅關乎宗教信仰，更關乎巴勒斯坦的人權……。

這些現象某種程度上呼應了在馬來西亞的輿論中，除了族羣政治的空間外，巴勒斯坦問題仍有其他被看見、聽見、討論的可能。然而，持平而論，不少馬來西亞的華語輿論仍會將巴勒斯坦問題、以巴衝突視爲是「馬來人／穆斯林的問題」，因而忽視、甚至將對國內族羣政治、伊斯蘭議程的不滿轉嫁給認知上「同爲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這當然能夠牽扯出更深層的問題。

無論如何，馬來西亞公衆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思考，能否擺脫上述族羣／宗教的幽靈，採取更普世、更人道的角度，也無可避免地取決於族羣政治、媒體素養、公共空間等內部因素的影響。

馬來西亞政府官方立場長年支持巴勒斯坦，在這個大方向下，族羣政治、宗教、媒體素養等因素仍然暗自影響着以巴問題的討論視角。 圖／美聯社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