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學家趙志軍：追尋“三星堆人吃什麼？”，萬年農業起源“浮”出｜訪談
文博時空/文 文博時空 作者 安富建
如果給你寄一本書，我不會寄給你詩歌
我要給你一本關於植物，關於莊稼的
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
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掉膽的
春天
——餘秀華《我愛你》
植物，是生命力的象徵。稻子和稗子，詩人可以信手拈來，寄託愛情。
對稻子和稗子格外感興趣的，還有植物考古學家，他們甚至能區別深埋地下數千年的植物是什麼。一片腐葉會讓他們驚喜，那裡有時光流逝的刻痕、文明變遷的足跡……
植物考古聽起來“冷門”，卻可能是當下考古界“最火”的領域。
文博、研學正熱，專業考古機構人才缺口巨大。據國家文物局公開數據，全國71家考古機構編制較 2021 年增加約 1500 個，但新招聘人員僅 322 個（截至 2022 年 9 月），而植物考古界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做植物考古的已經開始趨於飽和了”，中國考古學會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趙志軍說，“我擔任多個與考古相關學術刊物的編委。近些年因植物考古投的稿子太多了，有些刊物的編輯已經開始向我抱怨。”
本世紀初，在中國考古學界做植物考古的學者一隻手數得過來，只有 5 個人。如今已有二三百人，增長數十倍，“恐怕還沒有見過哪一個學科，有如此之快的發展速度”，趙志軍說。
北大女生鍾芳蓉在央視《中國考古大會》上講“浮選法”
曾因高考志願填報考古專業獲“偶像”樊錦詩回信而受熱議
植物考古爲何這麼火？“浮選法”引進功不可沒。
浮選法原理簡單：將埋有植物遺存的土塊，放入裝水的容器裡。密度比水更低的炭化植物會浮出水面，進而篩選出。
1999 年 3 月，趙志軍從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畢業後，回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開始向國內介紹浮選法。經過一番波折，趙志軍改良後推出更適合中國考古遺址特徵、具備本土化可操作性的浮選法，讓考古界“一夜暴富”。
浮選法在考古學的應用，如同念動一句簡單咒語“芝麻開門”，隨即打開了阿里巴巴的寶藏。
大量因燒灼而炭化的植物遺存出土，幾乎每個考古遺址都有發現。浮選法，已經成爲主流的植物考古手段，是植物大遺存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良渚人的食譜（動植物），攝於良渚博物院
浮選法普及之後，趙志軍的研究重心也轉到農業起源，研究一粒米、一顆粟，從何而來。
自 2014 年 9 月，考古界最高學術機構中國考古學會下轄的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成立至今，趙志軍已經連續十年擔任負責人，目睹中國植物考古的成長過程。
中國考古學會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趙志軍
文博時空邀請中國最資深植物考古學家之一、“浮選法”引入者趙志軍教授分享二十餘年來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圍繞水稻、小麥、小米、大豆等主要農作物，繪製一張“中國農業起源圖譜”：
從長江下游的河姆渡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從最東端山東跨越至西端的新疆。由水稻萬年起源史說起，直至中華大地“五穀”飄香。
在探究起源時，本文將涉及如下話題：
“三星堆人吃什麼？”
“小麥爲什麼曾經只有‘下等人’才吃？”
“古代東北人爲什麼沒有秸稈焚燒焦慮症？”
“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修都江堰治水，有什麼不爲人知的特別之處？”
（本文對中國植物考古學領軍人物趙志軍先生，和上一篇刊發的對中國動物考古學領軍人物袁靖先生的專訪《動物考古學家袁靖：入“坑”三十年，細講那些精彩瞬間｜訪談》，“雙璧”合併爲中國動植物考古學家訪談“姊妹篇”而推出。）
01
從河姆渡、良渚到上山遺址
揭開“萬年水稻”起源史
浙江的嘉興糉子、湖北的襄陽米酒、廣東的腸粉、雲南的過橋米線、陝西的秦鎮米皮、新疆手抓飯……在各地中國人餐桌上，有千百種水稻的吃法。
水稻，在我國種植總面積和產量最多，也是世界上食用人口最多的糧食作物。
現代水稻種植業分佈示意圖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發佈的《2022 年世界糧食及農業統計年鑑》，2020 年全球農作物總產量爲 93 億噸，其中，各種農作物產量佔比如下：穀物（包括水稻、小麥、玉米、高粱等）佔 32 %，糖類作物（包括甘蔗、甜菜）佔 23 %，蔬菜佔 12 %，油料作物（包括大豆等）佔 12 %，水果佔 10 %，薯類作物（包括甘薯、馬鈴薯等）佔 9 %。
聯合國糧農組織所列的世界五大谷物，即糧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麥、大麥、高梁），只有水稻起源於中國。
四大農業起源中心區 圖源：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概述》
1973 年，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界尋找水稻起源地的濫觴。河姆渡被寫進人教版《中國歷史》教科書，曾被視爲長江流域文明最高峰的代名詞，直到良渚遺址的大規模發掘。
河姆渡遺址發掘現場 資料圖
得益於低窪溼地環境下的飽水隔氧保存條件，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稻穀遺存。這些水稻，最後測定距今 6000～7000 年，成爲當時發現的“最早水稻”。
河姆渡文化時期的“炭化米” 攝於浙江博物館之江館區
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水稻籽粒 圖源：《無字史記：基因裡隱藏的祖先秘史》
河姆渡文化時期的“農具”，攝於浙江博物館之江館區
“國際學術界已經公認，中國是水稻的起源地。自河姆渡遺址發掘起，中國考古學真正介入到農業起源問題。植物考古興起，取代了此前以農學爲主導的狀況。農學背景出身的研究者主要依靠文獻探索水稻起源”，趙志軍說。
河姆渡文化時期的“稻穀和稻葉” 攝於浙江博物館之江館區
在尋找水稻起源之初，考古學家的主要研究對象叫“植硅體”。植硅體如“結石”永遠遺留在植物體內，甚至深埋地下成千上萬年。
水稻是植硅體的高產植物。
“由野生稻到栽培稻”，攝於良渚博物院
本世紀初，國內考古界只有五位做植物考古的學者，顧海濱（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雲飛（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靳桂雲（今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呂烈丹（原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已故）、趙志軍（今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
起初，五位植物考古學家全部是做植硅體的。顧海濱、鄭雲飛都曾赴日留學進修。最早的植硅體譯名“植物硅酸體”來自日本。趙志軍在美國學習期間的博士導師和博士後導師也都主攻植硅體。
上山遺址的“魚鱗狀紋飾扇形植硅體”
近些年，東北地區大範圍種植水稻，哈爾濱產的“五常大米”暢銷全國，伴隨出現的大量秸稈焚燒難題，正是東北廣泛種植水稻纔出現的新情況。相比大豆、高梁稈，牛羊並不喜歡吃水稻秸稈。因爲水稻裡的植硅體如“石頭”，不容易咀嚼，無法作飼料，所以出現了水稻秸稈的焚燒。
河姆渡之後，上世紀 80 年代，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出土的陶器中發現了摻雜的水稻殼，距今約 8000 年。
此後，湖南八十壋遺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以及上世紀 90 年代發現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小黃山遺址等，一批距今 8000 年前後的水稻遺存出土。
早期的遠古稻穀的遺存 趙志軍供圖
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出土的“古栽培稻” ，攝於湖南省博物館
本世紀初，趙志軍的引進“浮選法”逐漸成爲考古發掘工作的標配。在植硅體之外，開闢出植物大遺存研究的疆域，加速了農業探源步伐。
“浮選法”操作現場 趙志軍供圖
萬年仙人洞/吊桶環地層堆積（仙人洞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距今 2 萬年） ，攝於江西省博物館
玉蟾巖遺址出土的陶器（舊石器時期），攝於湖南省博物館
“到了今天，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吊桶環遺址（植硅體分析方法發現）、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從鈣化板中發現稻遺存）、浙江浦江上山遺址出土的水稻遺存（浮選法發現），將‘最早水稻’出現追溯至 10000 年前”，趙志軍說。
02
水稻考古遺址
迄今爲止發現了多少？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呂厚遠曾統計，到 2020 年，我國有明確測年層位、公開發表的早於一萬年的水稻考古遺址只有兩處，一處是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洞穴遺址，一處是浙江省浦江縣上山文化曠野遺址；早於八千年前的水稻考古遺址有12處；早於兩千年的水稻考古遺址有 568 處（《文匯講堂｜呂厚遠：氣候環境和農耕文化奠定中華文明未斷基礎》）。
“國內八千年前稻穀及稻田遺蹟”，攝於湖南省博物館
判斷一個稻穀是否從“野生稻”馴化爲“栽培稻”，通過對小穗軸落粒形態等，查看是否容易落粒。如果成熟後不容易落粒，人類可以收穫，則爲栽培稻。
水稻的“小穗軸”和“基盤”趙志軍供圖
幾種“小穗軸” 圖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山遺址還發現了最早的陶器，帶有稻殼印痕的陶質大口盆，可能用於盛放米粒；附着稻植硅體的石刀、石磨盤和石磨球，可能當作收割、去殼的加工工具。
上山遺址的陶罐 圖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山遺址的出土的破碎陶片中 90 %都羼有碎稻殼。
上山遺址陶片（含稻穀） 趙志軍供圖
上山遺址“磨盤與磨棒” 圖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山遺址“收割石器” 圖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這些水稻栽培、收割、脫殼加工、食用的證據，也是人類走向定居的表現。
上山遺址“萬年一粒米” 趙志軍供圖
良渚文化時期水田土壤篩選出的水稻穎殼、小穗軸和雜草種子
圖源：《無字史記：基因裡隱藏的祖先秘史》
浙江長興江家山遺址的“早期分體石犁”
圖源：《考古中國—15位考古學家說上下五千年》
從考古中，我們可以追溯稻穀“萬年起源”：
大約 10000 年前，古代先民開始嘗試耕種野生稻；
距今 8000 年前後稻作農耕生產活動出現；
距今 7000～6000 年間的河姆渡文化時期，稻作農業成爲重要的生存資料來源，但仍需要通過採集活動獲取食物補充；
距今 5000 年前後的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最終取代採集狩獵成爲社會經濟的主體。
03
“西進”、“北上”
稻香飄向四方
發源於東南沿海一帶、長江中下游的水稻，有“西傳”和“北傳”兩條傳播路線，最終挺進東亞大陸腹心地帶。
向西，水稻來到長江上游，紮根成都平原。
在水稻之前，小米先一步來到了成都平原。“桂圓橋遺址”（位於今四川什邡）出土的最早小米（黍、粟），距今約 5000 年前後。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甘青地區古代人羣南下，這個過程至少持續 1000 多年，他們也將北方作物（粟、黍）帶到成都平原。
在桂圓橋文化（距今約 5100～4600 年）之後，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時代經過了寶墩文化（距今約 4600～4000 年）、三星堆文化（距今約 4000～3000 年）。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距今 4500 年前後的寶墩文化時期，水稻、粟、黍三種農作物同出，而水稻已經佔據了當地人羣口糧的主要地位，但仍然是形成期。至三星堆文化時期，才基本定型。
也就是說，三星堆人已經吃上了米飯。
四川廣漢聯合遺址出土的龍鳳紋陶盤，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至今以水稻爲食。
一個重要的變化：向西傳播到成都平原的“水稻”成爲主要口糧，取代了早先甘青傳來的“小米”。
趙志軍說，“水稻取代小米，因爲這裡更適合種植水田作物。戰國時期，蜀郡太守李冰修築都江堰治水的故事，傳誦很廣，少有人知的是，李冰治水主要功勞在‘排水’，而不是農業生產常見的修築堤壩來‘蓄水’。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澤國，只有把水排出去才能變良田。早先，有不少以‘墩’命名的地名，包括寶墩遺址。爲免於水患，人必須生活在‘墩’的高臺上”。
水稻的“北傳”，比“西傳”早了幾千年。
南北方相接的南陽平原，成爲水稻最早進入華北的可能通道。南陽平原上後來的襄陽城，扼守南北要道，南宋一度抵擋了蒙古大軍南下的鐵蹄。
曾作爲南北走廊之一的南陽平原（1917年中國地勢圖） 圖源：中國古舊地圖開放協作整理計劃
水稻首先接觸的是包括今山東省大部在內的海岱地區。
海岱地區最早發現的水稻，距今 8000 年前後（相比長江中下游有萬年水稻史）。
在海岱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後李文化”時期的“月莊遺址”浮選出了 28 粒炭化稻米；而在位於海岱地區的濟南市郊張馬屯遺址，曾發現過距今 9000 年的小米（黍、粟）。
8000 年前後，水稻和小米（粟、黍）在這裡相會了。
趙志軍說，“到了大汶口中晚期（距今約 6500～4500 年），水田作物水稻與旱地作物小米不同農作物組合的農業生產特點逐漸形成。一些遺址顯示，水稻的比重甚至超過了兩種小米（粟、黍）之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海岱地區的龍山時代（距今 4000 多年前）。”
水稻產量遠高於粟、黍，但是水稻生長需要大量的水，在北方地區歷來難以大範圍種植，除非少部分水源充足地區。實際上，北方地區水稻的種植面積，在任何時期可能都不會超過其他旱地作物。今天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作物組合是以小麥、大豆和棉花爲主。
而引水灌溉種稻，讓水稻北上到達西北。南北朝時期，史書記載西域可以出產水稻。
“澧陽平原稻作傳播路線推測”，攝於湖南博物館
水稻的傳播，也爲探討早期文化交流提供新可能。
“位於中華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中原地區的二里頭遺址，曾出土了不少水稻，但是遺址周圍水稻的種植區稀少。怎麼解釋這一現象？作爲一箇中心聚落，更南邊的小聚落如果有水稻種植，會爲中央政權貢賦，例如從南陽平原送交過來”，趙志軍說。
04
唯一“外來口糧”小麥
如何“空降”山東？
今天，晉陝等地北方地區生活的人家，可能頓頓吃麪。小麥做出了各式花樣的麪食。
但是小麥在中國普及的過程，至今仍然有疑題。
迄今爲止，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小麥”距今 5200 年左右，出土於新疆阿勒泰地區的通天洞遺址。
世界上最早的小麥出現在 10500～9500 年間的西亞“肥沃新月”地帶，大約距今 7000 年前後，傳入中亞並緩慢擴散。新疆通天洞遺址，極有可能被波及。
在這個遺址未發現前，“最早小麥”的稱號一直由來自山東膠州趙家莊遺址佔有，年代判斷在距今 4500 年。
一東一西的兩地，相隔約五千公里，相差約 700 年。這是一個漫長的空白期。
中國地圖（1∶740萬）上，通天洞遺址與趙家莊遺址位置關係
圖源：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
那麼，小麥如何從中國最西端“空降”最東端？
小麥進入中國，存在可能的四條傳播路線：
小麥在中國“四條傳播路線” 趙志軍供圖
一是最北方的“歐亞草原通道”。
小麥傳入中國最可能的途徑。在橫貫東西方的平坦草原之路上，後來被草原民族把持，西夏修建的黑水城，曾成爲連接四方的交通要衝。
“草原通道”示意 趙志軍供圖
二是“綠洲通道”，張騫通西域前，這條路線或許已開始連通東西交流。
不過，在西北地區出土早期小麥的遺址基本集中在青海東部、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東部，距今 4000～3500 年之間——都沒有超過東端的山東膠州趙家莊。
三是經西南滇緬一帶北上，進入中原。
四是沿海路而來。這裡有早期大量遠洋而來的海貝出現。
因缺乏新考古材料，這四條“虛”線仍然無法變“實”。
趙志軍認爲，“小麥傳入之路，是經文化接力完成，比如商貿、戰爭等，而不是隨着人羣的遷徙”，這和甘青地區小米（粟、黍）伴隨人羣南遷不同。
進入中國之後，又過了幾百年，至距今 4000 年前後，小麥才廣泛地分佈在今中國北方地區以及西南地區。
但是，小麥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超過小米（粟、黍）。
至漢代，河南、山東等地區都已開始較大規模地種植小麥。
到東漢末年的普及，小麥大規模傳入中國此時已經過去了 2000 年。
面前擺着餃子的“庖廚傭”（三國時期 220-280 年），重慶市忠縣塗井崖墓出土，攝於四川博物院
“小麥因產量高，能夠養活更多軍隊，漢室朝廷反覆在推廣。從漢武帝到王莽都有相關命令發佈”，趙志軍說，“直到東漢末年，小麥才真正超過小米（粟、黍），成爲北方主要的穀物來源”。
東漢以後，麥、麪食逐漸多見於文獻中。
《三國志·袁術傳》裴松之注引《吳書》有一段記載：
“術既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嘆息良久，乃大吒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鬥餘而死。”
袁術臨死前，想吃一頓蜜漿，廚子告訴他：只有“麥屑”（指磨碎的麥子）三十斛了。聽完，袁術感慨：我袁術怎麼都混到了這個份上？！之後，吐血而亡。
即便此時，“上等人”也是嫌棄小麥的，小米纔是心頭好。“膏粱（品質上佳的小米）子弟”，也成了紈絝富家子弟的代名詞。
幹粗活的底層勞動人民偏愛小麥，更管飽。
唐代的顏師古給西漢《急就篇》“餅餌麥飯甘豆羹”作注時稱：“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也……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
不止在西漢，到了唐朝，小麥在中國飲食界的地位都偏低。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古代先人們都不知道怎麼吃小麥。不愛吃小麥”，趙志軍解釋，小麥由於種皮堅硬，如果不磨製的話，摻雜了大量的麩皮和雜質，口感粗糙，而且不好消化。
西漢稻穀和粟（馬王堆漢墓出土），攝於湖南省博物館
加速小麥融入當地的是轉磨技術。發明於戰國晚期的轉磨技術，第一波擴散正是在西漢中期至東漢晚期，逐漸從山東南部的徐州地區向周邊區域擴散。
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實用轉磨，出土於秦漢櫟陽城遺址
圖源：《中國轉磨起源與傳播諸問題初探》傅文彬
此外，飲食習慣一旦固定下來，作爲一種傳統難以更改，就像北方人去南方上大學，饅頭面條仍不離口。
以萬年水稻種植史爲時間尺度來衡量，“南稻北麥”格局奠定至今，不過 2000 年。
05
“五穀”齊聚中原
助推中華文明核心區形成
行筆至此，終於可以談談小米了。
城市生活的人接觸小米，可能只有小米粥了。黃河流經的黃土地上生長的黃色小米，對中華文明演進，有過獨特貢獻。
世界上主要的古代文明，包括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古代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後來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都以小麥爲主要糧食作物。
只有華夏文明例外。
“黃河流域以粟作爲主的旱地農業和長江流域以稻作爲主的水田農業體系的緊密結合與充分發展，纔出現了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古代東方文明。”，考古學家嚴文明如此評價小米的重要性（《稻作農業和東方文明》）。
古詩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
粟（sù），也就是稷、小米、黏米。黍（shǔ），也就是黃米、糜（méi）子、黃小米。如果說粟是早期北方先民糧食的“主角”，黍則爲“配角”。因它們籽粒小、外形類似，故統稱爲小米。
黍子地裡頭摻雜了兩個穀子（粟），拍於赤峰 趙志軍供圖
趙志軍在黍子地 趙志軍供圖
“在北方地區，幾乎只要經過浮選，都能夠發現炭化小米粒（粟、黍）”，趙志軍指出，“小米抗旱、耐瘠、耐鹽鹼，在比較惡劣的環境下也能生長，而小麥需要春天雨水的澆灌”。
粟（稷），也是《詩經》裡最多被提到的植物；商朝人喝的酒，即用黍或粟釀造。
被西來的小麥取代，小米（粟、黍）產量低是原因之一。
歷史學者周國林做過保守估算，漢代的一畝農田，稻穀可產 129 斤，小麥可產 120 斤，小米可產 116 斤。
至 1949 年，河南糧食畝產仍停留在 110 斤左右，和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糧食畝產水平差別不大。一旦水肥條件得到改善，產量差異也會明顯拉大。今天小米的畝產幾百斤，小麥畝產能到 1500～2000 斤。
上世紀 70 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的小米（含黍和粟兩種），最早引發國內外學術界關注。後來，在北京門頭溝的“東胡林遺址”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小米籽粒，年代在距今 9000～10000 年。
發現粟、黍穀物早期遺存的遺址 趙志軍供圖
磁山遺址出土的黍、粟標本 圖源：武安文旅
磁山遺址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 圖源：武安文旅
在“東胡林遺址”之前，2001 年對內蒙古赤峰市“興隆溝遺址”的考古發掘，曾出土大量小米。興隆溝遺址，也是內蒙古及東北地區時代較早、保存最好的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
在東北地區，以 C 型龍、玉豬龍等典型出土玉器爲代表的紅山文化（距今 6500～5000 年）鼎鼎有名。
令人意外的是，紅山時期並未出現與之匹配的“高階”農業社會，仍然以採集狩獵和農耕（種植小米）並重。直到夏家店下層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當地的社會發展才完全進入農業社會階段。這與良渚文化不同。
古成語有“不辨菽粟”，菽指大豆，即形容一個人愚笨，分不清小米和大豆。
大豆是今天東三省的典型穀物。今日油料作物大豆，在古代作爲富含高蛋白的食物，經煮熟食用。
世界上最早的栽培大豆出土於河南舞陽的賈湖遺址，距今 8000 年。
賈湖遺址出土的炭化大豆（共 581 粒） 圖源：漯河發佈
經過馴化，距今 4000 年前後，大豆形狀和現在基本沒有差別了。
“所有豆科植物成熟以後都有一個特點，爲了繁殖豆莢會爆裂，豆子四處崩散。一旦爆了，不利於人類的收穫。所以，區別野生和栽培大豆，主要看成熟後豆莢是否爆裂。野生稻與栽培稻的區別是成熟後落粒還是不落粒。大豆和水稻，都在朝着有利於人類收穫的方向進化。關於大豆如何鑑定的問題，我和山東大學陳雪香教授的團隊各自找到了一套鑑定標準，下一步就是實施推廣了”，趙志軍說。
至此，4000 年前後，水稻、小麥、兩種小米（粟、黍）、大豆——“五穀”在中國集合完成。
文獻記載的“五穀”，經過植物考古學家研究，並非是虛指，而是確有其實。
稻米、粟（穀子）、黍（糜子）
小麥、大豆
炭化稻米、炭化粟粒（穀子）、炭化黍粒（糜子）
炭化大豆粒、炭化小麥粒，趙志軍供圖
五穀，是農作物出現多元化種植特徵的象徵。
北方“五穀”多元化穀物格局，相比南方單一水稻，更具有糧食安全穩定性。
“若某種糧食受災了，其他的還能補充上。良渚的衰落，可能與過分依賴單一農作物即水稻有密切關係”，趙志軍認爲，“這種糧食安全的意識早在採摘時期已經有了，據上山遺址相關研究顯示，當水稻成爲當地居民食物時，樹上的橡子作爲補充食物出現”。
炭化的橡子 趙志軍供圖
河姆渡文化時期的“橡子” 攝於浙江博物館之江館區
“植物遺存”展示，攝於浙江博物館之江館區
實際上，在一二十年前，中國農村仍然普遍種植多種作物。一個農民家庭同時種植小麥、玉米、大豆、高梁，以自給自足。
人類對植物的馴化，包括平整土地、播種、除草、灌溉等耕作行爲在內，只是爲了“提高植物的產量”最終無意間促進了植物進化（方向與速度），這有別於科學家在實驗室裡擇優而選的過程。
在趙志軍看來，“中國農業自 10000 年前後起源，先民們開始嘗試種植野生植物，由此導致農作物的馴化，之後以 2000 年爲一個梯度躍進：8000 年農耕生產活動出現，仍然需要以採集補充；6000 年農業社會初步形成，農業生產成爲社會經濟的主體；距今 4000 年前，中國農業再次出現了一次騰飛，小麥傳入，各種新的農業生產工具和今天相差無幾，總體上完整進入了農業社會”。
繼浮選法以“集團軍”身份出場獲廣泛應用之後，植硅體分析、澱粉粒分析、同位素分析、有機殘留物分析、古DNA分析等多種新科技手段如“特種兵”陸續出現，讓植物考古迎來新一波成果迭出的浪潮。
中國幅員遼闊，農業起源、傳播的脈絡繪製出一副恢弘圖卷。只有弄懂了這個漫長更迭的過程，才能深入探究中華文明不間斷綿延至今的謎題。
參考資料：
趙志軍：《農業起源研究的生物進化論視角——以稻作農業起源爲例》，《考古》，2003
趙志軍：《傳說還是史實: 有關“五穀”的考古發現》，《光明日報》，2021.7.19
一席：《南方人吃不慣麪食，我們祖先也是|趙志軍》，2018
趙志軍：《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中國農史》，2020
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概述》，《遺產與保護》，2019
趙志軍：《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特點》 ，《考古學研究》，2011
趙志軍：《小米起源的研究》，《赤峰學院學報》，2012
趙志軍：《關於夏商周文明形成時期農業經濟特點的一些思考》，《華夏考古》，2005
張光直：《中國文化中的飲食》，2023
波音：《無字史記：基因裡隱藏的祖先秘史》，2021
圖片 | 趙志軍、杜廣磊
排版 | 小謝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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