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秉泓／《少女離家記》：如何擁有自己的門窗

▲《少女離家記》劇照（圖／翻攝網路）

文／鄭秉泓

一間房子，父母雙亡的五個姊妹，照料她們的奶奶與叔父，接二連三的婚禮，以及一輛卡車，《少女離家記》是關於青春與死亡，愛情與親情，叛逆與出走的故事。

電影的開場，五姊妹中年紀最小的萊莉緊抱迪麗老師不讓她走，迪麗老師要她保持聯絡。話別之後，萊莉和姊姊們離開學校，來到海邊，背著書包、穿着制服的她們，和幾個男學生玩了起來。她們的長髮在金色陽光照耀下顯得閃閃發亮，雪白的襯衫因爲被海水打溼，健康稚嫩的胴體於是若隱若現，她們毫不在乎，甚至跨坐在男孩肩上玩起騎馬打仗的遊戲。如此肆無忌憚，如此揮霍青春，如此開闊自由，這是整部《少女離家記》最美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場戲。

遊樂時光結束以後，女孩們返家，遭到祖母與叔父的責罵，然後她們被軟禁無法外出，被逼迫終日學習縫紉和烹飪，與其說這一切都是爲了替她們找到好的歸宿，不如說大人們（無分男女）恐懼不及早「保護管束」這幾個少女的話，他日橫衝直撞必有後患，甚至會危及到大人們習以爲常的體制規範。

▲《少女離家記》劇照（圖／翻攝網路）

這部片代表法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併成功入圍前五強，同時還在象徵法國電影最高榮譽凱撒獎獲得最佳影片、導演、原創劇本共計九項提名（最後贏得最佳原着劇本、剪輯、首部作、原着音樂），卻是由土耳其裔的法國籍導演丹妮絲坎澤艾胡芬在土耳其所拍攝，講的也是土耳其的故事。

有個拍片花絮非常值得一提，導演在電影開拍前四周發現自己懷孕，製片竟發羣組信昭告天下並以此理由離開團隊，這位製片自己也是女性。幸好後來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替補的人選。這段發生在現實戲外的插曲，恰好和戲內五個少女所面臨的處境遙相呼應，同時更微妙地說明，何以《少女離家記》故事中多數的成年女性角色，除了只在片頭片尾現身、象徵進步思想的迪麗老師之外，其他包括祖母、阿姨、鄰居太太等人，無論是否對女孩們的遭遇表示同情、理解，無論是否認同國家、宗教、社會的價值觀對於女性的不平等待遇，無論對女孩們採取威脅利誘或是懇談勸導的態度，她們終究被動地選擇站在體制這邊，不願意起身反抗的理由。

《少女離家記》除了令人想起澳洲導演彼得威爾早在1975年完成的少女電影經典《懸巖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片中對於穆斯林女性困境的刻劃則類似伊朗導演賈法潘納金的《生命的圓圈》（The Circle）和《花漾足球少女》（oFFSIDE）。不過，它最最接近的，無疑是蘇菲亞柯波拉在1999年初執導筒、以空靈飄忽的絕美影像演繹故事背景設定在1970年代美國密西根州五名少女相繼自殺事件的《死亡日記》（The Virgin Suicides）。我想，丹妮絲坎澤艾胡芬之所以將這部少女電影編寫得與《死亡日記》如此相似，想必是爲了傳達永恆不變的女性困境——那是對於無路可出的青春的無盡悲鳴，也是對於死亡做爲唯一解決方式的病態憧憬。

▲《少女離家記》劇照（圖／翻攝網路）

幸而，《少女離家記》並沒有流於無病呻吟的自我耽溺。做爲首部劇情長片，丹妮絲坎澤艾胡芬對於少女情懷的詩意捕捉，對於女性身處封閉環境渴望出逃的內在轉折勾勒，以及那種介乎浪漫與危險、既朦朧又曖昧的情感和慾望流動的拿捏，成績令人驚豔的。歷經法國、土耳其大規模少女海選，五姊妹最後有四位是由素人演員出任，在丹妮絲坎澤艾胡芬的成功引導之下，她們的表演不僅深具說服力，那種極度自然、如詩般飛揚的青春氣息，更是《少女離家記》擄獲人心的關鍵所在。

丹妮絲坎澤艾胡芬以五姊妹中年紀最小的萊莉爲敘事觀點，是很聰明的策略，同時暗含批判。由這樣一個發育尚未完全的未成年女孩來看四個姊姊的遭遇——既然主動尋找真愛是一種反抗，自己決定何時何地如何破處是一種反抗，尋死也是一種反抗，那麼何不逃走呢？逃走不僅是反抗，還需要周延的計劃，以及臨機應變的膽識。只要有心，囚籠也可以被翻轉成爲保護自己的堡壘。整部《少女離家記》中各式各樣的囚籠符號，原來正是爲了成就囚籠被逆轉成爲對抗父權的堡壘，那個無比振奮人心的一刻！

▲《少女離家記》劇照（圖／翻攝網路）

《少女離家記》的英文片名Mustang，意指野馬。家，就像是圈禁野馬的牢籠。而野馬其實是屬於草原的，牠們想方設法，就是要衝出牢籠重獲自由。不過，丹妮絲坎澤艾胡芬並沒有天真到讓少女們的「離家記」等同於得到自由，電影結束於一個充滿希望但前途未卜的象徵性畫面，這樣的懸而未決，是來自創作者的誠心祝福，以及對於少女離家所需要的勇氣的肯定。

吳爾芙曾說，想要寫作，必須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在《少女離家記》那樣的封閉國度，有錢和自己的房間遠遠不夠，最好還要有決定自己門窗開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