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銀行殷劍峰：靠數字資本、新能源資本和人力資本，中國不可能得“日本病”

11月30日至12月1日，“2023搜狐財經年度論壇”在北京舉辦。

本屆論壇匯聚30餘位政、商、學界“大咖”，共同回顧與展望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探討中國經濟新動力與產業轉型新趨勢，聚焦劇變之下企業的破局重生之道。

在11月30日上午的會議中，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殷劍峰帶來了題爲《如何防治“日本病”》的主題演講。

殷劍峰表示，“日本病”就是少子化和老齡化導致經濟總需求萎縮、通貨緊縮，最終成爲低慾望、風險規避型社會。

但殷劍峰認爲，中國肯定不會得日本病，“日本得‘病’的時候人均GDP已經超過美國了，中國現在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美國的1/6，所以中國不可能得日本病。”

他表示，“防治日本病”，一是要靠數字資本，二是要靠新能源資本，三是要靠人力資本。

以下爲演講全文：

我是做經濟研究的，從2016年開始研究日本問題，什麼叫“日本病”呢？

日本病很簡單，就是長期低迷。這個詞是1939年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漢森在當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提出的，1939年大蕭條過去十年了，美國經濟規模還沒有回到1929年的水平。

什麼原因呢？漢森說，人口增長率的持續下滑會導致對住房耐用消費品、城市公共設施的需求下降，進而會帶來投資的下滑，而投資的下滑會引發失業的上升，經濟陷入停滯，沒有任何一種自然力量能夠將經濟增長從低谷中拉出來，這就是長期停滯。

日本病有什麼具體症狀呢？其一是總需求萎縮。在日本國民總支出的分項中，萎縮最厲害的是資本形成，若將其1995年的值記爲100，那麼2021年僅爲73，幾十年時間萎縮了27%；其二是絕對價格效應——通貨緊縮。通貨緊縮是物價水平的絕對下跌。一般可以認爲，核心CPI在1%以下就是通貨緊縮。可以看到日本在1991年以來的大部分年份，核心CPI都在1%以下，甚至是負的。日本的通貨緊縮和總需求萎縮是相對應的；其三，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個問題——除了絕對價格效應，還有相對價格效應。比較日本PPI中的分項，可以看到，投資品價格萎縮的速度比消費品快，耐用消費品價格萎縮的速度比非耐用消費品快。簡單來說，就是資本的相對價格在持續下跌。

爲什麼會如此？原因很簡單，生產函數中除了技術以外就是資本和勞動力，沒有勞動力，資本就會過剩，資本品價格就會下跌。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991年達峰，勞動人口總數在1995年達峰，總人口達峰是2006年。

那麼，在日本幾十年的停滯時間裡，他們是不是束手待斃了呢？不是，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位代表人物是1996年上任首相的喬本龍太郎，推行了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改革，要把東京建成和紐約、倫敦相媲美的國際金融中心，實際上沒有完成。2001年上臺的小泉純一郎又將供給側改革推到其它領域，包括官僚政治領域。小泉純一郎的標誌性口號是“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復甦”。那麼這十年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效果如何呢？這是日本相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相對中國和美國衰退最厲害的十年。

小泉純一郎以後，日本陷入走馬燈的換人狀態，直到2012年換上安倍晉三，開始推行“安倍經濟學”：超寬鬆貨幣政策、擴張的財政政策、結構改革。可以看到，廣義貨幣M2/GDP自2001年起持續上升，政府負債/GDP也在持續上升。但是，擴張了幾十年的財政貨幣政策也沒有把經濟從停滯中拉出來。

供給側不行，需求側也不行，日本的長期停滯看起來就是一個無法治癒的“白血病”。

爲什麼供求兩側的政策都不行呢？因爲日本病的病根子不是簡單的人口增長率下滑，而是少子化和老齡化。安倍晉三上臺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個政策，就是未來五十年要保持日本1億人口。但根據聯合國預測，本世紀中葉就會跌破1億，老年撫養比會上升到驚人的80%，差不多1個年輕人養1個老年人。

少子化和老齡化會帶來什麼問題呢？資本過剩。我們知道物質資本包含自然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住宅等，這幾類中最容易過剩的是什麼？住房，原因是沒人。

根據日本內務省的統計，除去東京和大阪，2018年全日本的住房空置率13.6%。我們2019年訪問了日本財政部、央行等，覺得東京還是很活躍的，氣氛很好，但離開東京的話，日本給我的印象就是安靜、乾淨、沒勁，因爲沒人了。

除了住房過剩以外，資本過剩還體現爲高的資本產出比，這是宏觀經濟學上衡量資本狀況和資本產出的指標，即資本/GDP。可以看到，日本在人口陸續達峰以後，資本產出比就持續上漲，說明資本太多了，回報就會很低。

資本過剩是少子化、老齡化趨勢下面臨的首要問題，會進一步導致勞動力過剩——工資下降、失業上升。少子化的過程中，大家會想當然地認爲，公司都缺人，所以年輕人都會有工作、工資都會很高，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以2019年爲例，日本名義工資差不多隻相當於1986年的水平，實際工資只相當於1973年的水平，也就是說年輕人的工資相當於他們父母輩、爺爺奶奶輩的水平。但是工資低還不是最壞的狀況，最壞的是失業。可以看到，日本15-24歲、25-34歲這兩個年齡段的失業率遠遠超過平均水平，所以要麼沒工作，要麼有工作但工資很低，這就是躺平的社會。

再來看日本病的機理究竟是如何：首先是少子化、人口負增長、資本過剩。很好理解，一臺機器需要一個工人，工人沒了，機器就過剩了。其次是投資萎縮。資本過剩了，企業就不投資了。企業都不投資了，還僱那麼多工人幹嘛呢？僱了人，工資也不可能上升，接下來就是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消費萎靡。投資萎縮、消費萎靡，就會導致總需求萎縮。供給一定的情況下，總需求萎縮，日本病的症狀就出來了——通貨緊縮。名義利率一定的情況下，通貨緊縮就導致實際利率上升。實際利率上升，企業借錢的真實成本上升，企業更不會投資。

這些就是人口負增長導致的經濟惡性循環，到現在還沒有完結，因爲人口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一定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總需求萎縮，經濟長期停滯，年輕人連自己都養不活，還生那麼多孩子？生育意願下降，人口負增長，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前面講的供給側結構改革與這個根本沒關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治不了這個問題。

爲什麼需求側政策失敗？按理說私人不消費不投資，政府增加支付可以把經濟拉回來。日本幾十年的停滯，幾十年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擴張，爲什麼？因爲總需求政策有效與否最終要看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決定了整個需求政策。

以2021年爲例，日本財政支出中43萬億日元是社保支出，其中，養老金福利12萬億，醫療福利12萬億，應對失業率下降的支出只有區區的3萬億。43萬億日元的社保支出，給年輕人生孩子的只有3萬億，年輕人還生什麼孩子？不生了。

日本財政支出中，長期居於第二位的是公共工程，就是基建。人口都負增長了，資本都過剩了，還建那麼多公共鐵路幹什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日本北海道的縣長就說過，北海道已經不需要那麼多的道路了，在建的道路全都是“歪門邪道”。

所以這種狀況，國外的學者說日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還是沒有覆蓋，負擔越來越嚴重，需求側政策失敗也和這個有關係。

有人說，沒有投資、沒有消費，可以創新。我見過一些很樂觀、很天真的技術派，他們說：“沒人沒關係，有機器人。”比方說，沒有人烤麪包可以讓機器人去烤，但機器人烤出來的麪包讓機器人吃嗎？

可是爲什麼沒有創新？沒人了，社會總體的創新能力必定會下降。老齡化的創新能力一定比年輕人弱。社會總體創新需求取決於人口和平均每個人對創新產品的購買能力。社會總體創新意願取決於人口和每個人的冒險精神。

日本已經成爲低慾望的、風險規避型社會，這一點從日本家庭部門和保險養老金的資產結構就可以看出來。日本家庭部門持有的資產總額中，存款及固收類資產佔比高達57%，日本的利率長期以來都是低的，甚至是負利率。在日本保險和養老金的資產結構中，持有的存款以及固收類資產佔比也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從日本的家庭和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風險規避型社會。風險規避型社會，怎麼會創新？

中國會得日本病嗎？肯定不會，日本得病的時候人均GDP已經超過美國了，中國現在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美國的1/6，所以中國不可能得日本病。

所以怎麼防治日本病呢？首先是Digital Capital，數字資本。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爲人類正在面臨第三次重大的經濟革命：第一次是公元前一千年的農業革命，第二次是1760年的工業革命，現在是數字經濟革命。數字經濟革命是誰領頭呢？美國，然後中國緊跟着，數字經濟革命的核心技術就是人工智能。

二是新能源資本，如果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還是緊跟着美國，那麼在新能源資本領域中，中國是第一，沒有第二。中國的新能源產量是排在後面的美國、巴西等加起來的總和還不止。1760年英國引領了工業革命，成爲全球的日不落國家，靠的一是核心技術蒸汽機，二是當時的化石能源煤炭，英國的煤炭產量最高可以達到全球的60%。所以在數字經濟革命時代，如果中國把人工智能掌握了，同時又有新的能源資本，那麼中國的前景遠非當年的日本可比。

三是人力資本，以美國作爲基準100，日本在人達峰以後人力資本指數是90左右，也就是說，日本退出生產函數的勞動力都具有較高的水平，每退出1個勞動力的產出損失都很大。而中國的人力資本指數在1970年只有40多，1980年只有50多，意味着中國勞動力退出生產函數的損失較低，這是人口負增長對中國影響沒有日本那麼大的原因。總人力資本指數等於總人口乘以人力資本，可以看到日本在2000年後總人力資本指數持續下降，因爲人力資本缺乏增長，同時總人口減少。如果按照聯合國中位數預測，中國直到2029年總人力資本指數都還是上升的，但是，如果人口問題不解決，還是會下降的。

未來怎麼辦？財政要補貼生育、養育、教育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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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來源：頂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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