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ESG浪潮”下,中國企業如何獨善其身？

每經記者：舒冬妮 宋欽章 宋美璐 每經編輯：楊,夏

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ESG（環境、社會、治理）市場正面臨“冷熱交加”局面。一方面，隨着ISSB（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準則等國際ESG相關政策及指引的不斷升級，對於很多企業而言，ESG正在從“選擇題”變成“必答題”。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中，ESG也成爲許多企業難得的亮點。另一方面，投資市場對ESG的熱情似乎正在冷卻。在歐美市場，今年上半年，多個主要市場的ESG股票型基金遭遇資金撤出，顯示出投資者對ESG投資的興趣可能正在減弱。

圍繞上述話題，日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在2024年服貿會上採訪到澳洲會計師公會全球會長兼董事會主席戴賓圖（Dale Pinto），以及澳洲會計師公會中國華北區委員會副會長、安永亞太區工業與能源市場聯合主管合夥人朱亞明。澳洲會計師公會是全球最大的專業會計師團體之一。戴賓圖和朱亞明兩位在受訪中均提到，在西方“反ESG浪潮”和國內ESG披露規範加強的背景下，企業如何平衡ESG實踐與成本效益，以及如何將ESG披露轉化爲企業自驅力，成爲關鍵議題。

對ESG態度分化 國內進一步規範披露

NBD：“反ESG浪潮”愈演愈烈，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戴賓圖：“反ESG浪潮”反映了ESG這個新興領域，仍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以及各方對於該議題在認知上存在的差異性。同時，ESG相關的監管因爲全球法規和標準不同而日益變得複雜。這更加突顯了在ESG報告披露、監管和合規要求等方面加強財會人才能力提升與培養的重要性。

NBD：ESG在西方逐漸“變味”，是否說明ESG領域的監管有待加強？對中國的ESG監管有何啓示？

朱亞明：我們看到西方國家對待ESG的態度有一些反覆，特別是美國，SEC（美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在今年3月份發佈氣候披露新規以後，美國境內由共和黨執政的10個州聯合向巡迴上訴法院提起訴訟，指控（SEC）發佈的氣候披露新規超出委員會法律權限，並涉嫌違反憲法規定。原本計劃4月份生效的法案，至今生效時間無限期延遲。

與美國夾雜政治因素反對ESG不同，歐洲對ESG的批評主要源於其存在大量的“漂綠”行爲。俄烏戰爭導致歐洲能源價格飆升，一些老牌的石油、天然氣和化工公司迎來了利好。因此，不少歐洲名爲綠色可持續主題的基金，卻在暗地裡大量買入這些行業公司的股票。

歐盟不得不出臺《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淨零工業法案》《綠色聲明指令》等法案條例。大量法規的出臺是希望提高投資者對能源轉型、綠色環保、氣候行動等問題的認知，並儘可能地消除“漂綠”風險。這些法案也對在歐盟開展業務的國外企業提出了相關要求。

與歐美，特別是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國內ESG出現了蓬勃發展之勢。在國內更注重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前提下，“3060”雙碳目標等具有鮮明可持續發展特徵的新戰略助推了ESG在中國的落地。

監管層面，中國政府不斷出臺新的政策，今年上半年，財政部發布了《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徵求意見稿）》，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出臺了《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可持續發展報告（試行）》，這些準則和指引的出臺，進一步規範了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可持續信息披露行爲，爲企業落地執行ESG行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除了披露層面，政府還出臺了包括碳排放雙控、碳排放權交易等一系列政策及法律法規，這些政策及法律法規在有效推進地方政府及企業實施節能減排工作的同時，也可以幫助企業有效應對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盟，對於外國企業的ESG要求。

NBD：一邊是“冷熱不均”的歐美ESG市場，一邊是日益加強披露的A股ESG規範化，這是否會對中國境內企業吸引外資造成影響？

朱亞明：（這會）吸引外資包括企業直接獲得外國投資，以及外資企業的進入進一步激活相關產業鏈。

在吸引外資直接投資層面，我們看到ESG仍然是大多數大型境外投資機構在作出投資決策時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有很多國際的ESG評級機構會對中國企業的ESG表現進行評價，這些評價都會影響境外投資機構的決策。所以，我們認爲目前A股加強ESG披露的規範化是非常正確的決定，這將有助於上市公司更好地展示企業的ESG績效，迴應投資人、評級機構對於企業ESG的披露訴求。

在外資企業投資中國層面，我們看到各行業領先的外資企業，都在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ESG理念，同時，他們對整個產業鏈也有着非常高的ESG要求。

隨着中國不斷加強ESG監管，各個企業不斷踐行ESG工作，各個行業的產業鏈都已經與ESG理念深度融合，構建了合作共贏的ESG生態體系，並形成了中國本土化的ESG特色實踐。這些行動都有助於外資企業提升在華的ESG管理效能。

“漂綠”醜聞頻發 監管要求轉變爲“自驅力”

NBD：您認爲，怎樣促使ESG披露從監管的“強制要求”轉變爲企業行爲改善的“驅動力”？

戴賓圖：ESG強制披露的確正在成爲一個顯著的發展趨勢，儘管一些調研表明，某些企業在ESG披露方面仍抱有“止於合規”的心態，且部分企業曾因“漂綠”問題而面臨挑戰，但這一現狀有機會得到改變。

要將ESG披露從“監管要求”轉變爲“企業自驅力”，首先需要讓企業切身意識到可持續發展與綠色實踐有利於企業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國際法規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於全球化佈局的企業而言，遵守這些標準將能夠增強企業的市場準入和競爭力。

此外，企業應優先考慮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以及遵守他們對ESG發展的長期承諾。將企業定位爲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領導者和先行者，不僅能增強企業的投資者關係與客戶關係，促進利益持份者的信任，還能降低聲譽風險，從而助力企業實現長期發展目標。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企業在制定長期戰略時，應評估其業務活動對環境和氣候產生的影響。澳洲會計師公會2023年ESG調研顯示，亞太地區469名受訪的會計和金融專業人士中有85%表示：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將持續成爲未來十年最主要的ESG風險。此外，55%的受訪者認爲，氣候變化將顯著影響企業未來十年的戰略決策，受影響領域包括投資、運營和物流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難以測量和跟蹤ESG表現是企業有效推行ESG實踐的最大阻礙。

NBD：從中國境內企業已披露的ESG報告來看，部分企業的ESG披露更加重視“E”（環境）“S”（社會），而對“G”（治理）的披露相對不足，比如未披露分紅數據、女性員工佔比、員工薪酬等信息，您認爲這可能是什麼原因？以及您認爲中國企業在ESG披露方面還有哪些方面有待完善？

朱亞明：目前境內企業披露ESG報告的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主要是和企業實際開展ESG工作的能力相關。部分領先的企業已經建立了完善的ESG戰略、管理體系、治理架構，這些企業已經將ESG工作深度融入了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而且他們的ESG績效監控也非常完善，所以這些領先的企業可以完整地披露ESG工作成果。

但是，我們看到更多的企業，目前僅僅是披露了基礎的ESG報告，而並沒有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推進ESG工作，這些企業沒有建立ESG戰略、管理體系、治理架構，也沒有對日常的ESG績效有明確的職責分工和監控，所以他們也沒有能力做高質量的ESG披露。

我們認爲，披露只是ESG工作的結果，企業應該更加關注整體過程，打好基礎，搭建成熟的ESG工作推進機制，將ESG真正融入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這樣才能得到更好的ESG結果，自然而然的，這些企業的ESG披露水平也會得到提高。

企業面對更敏感的成本 要聚焦ESG關鍵領域

NBD：在全球當下經濟運行的大背景下，您認爲企業ESG轉型與實踐的積極性會受到多大影響？您那邊有感受到這個影響嗎？具體表現有哪些？是否會有地域差異？

朱亞明：安永在今年初做過一項針對CEO的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在制定ESG項目的時間表、優先度和投入選擇上變得更加謹慎和有針對性。但是，企業依然把可持續發展和ESG視爲核心戰略議題。所以，這意味着ESG可能不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而是已經成爲企業日常運營和戰略中的長期考量。

從地域上來說，實際上剛纔Dale（戴賓圖）也分享了，我們看到一個趨勢，就是標準的趨同，特別是在氣候相關的披露標準上。然而，全球也存在顯著的分化。例如，您剛纔提到的有反ESG的浪潮，在美國尤其嚴重，因爲它被政治化、標籤化，甚至一些ESG投資基金都紛紛改掉它的ESG標籤。但是我們認爲，這只是一個“換標籤”的行爲，它的核心，以及大趨勢沒有變，ESG的理念在本質上已融入可持續發展。

與此同時，歐盟將ESG作爲其核心競爭力，想在全球樹立標杆，尤其是在所謂“雙重重大性”這一方面引領全球。中國是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推動ESG發展的，因爲政府，特別是央企、國企，跟ESG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企業發展不能只考慮經濟利益，也必須要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社會效益。中國政府通過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標準來推動ESG發展，我們在交易所的ESG要求中也看到很多中國特色的內容。在中國政府的推動下，企業也有非常強的動力，而這些企業如果要出海競爭，必須要接軌國際標準。所以，在雙重因素影響下，我們觀察到，中國的ESG文化會有自己的特點。

NBD：在目前的經濟大環境下，企業對成本投入更加敏感。投入ESG實踐需要增加成本，企業在ESG實踐過程中該如何考慮和平衡成本問題？

戴賓圖：首先，企業應該將低碳和綠色轉型產生的成本視爲公司長期投資的一部分，這對企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大有裨益。其次，在目前的經濟大環境下，企業可以聚焦關鍵領域投放資源進行ESG實踐。比如製造業，可以重點關注企業供應鏈的可持續性，以及轉用潔淨和綠色能源的解決方案，以達到節能和提高企業運營效率的目標。

此外，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承諾能夠顯著提升企業形象，從而吸引更多投資者和潛在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