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下課了，他是中國籃球的罪人嗎？
2019年籃球世界盃的慘案之後，有記者問誰應該爲這次失利負責，當時的姚明回答：“我。”
現在，隨着籃協官方確認，姚明真的下課了......
姚主席是中國籃球滑坡的罪人嗎？我們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但在這裡我們可以提供一些事實和分析，各位可以通過這些線索，拼湊出自己的回答。
首先，無可否認的一點是，中國籃球國家代表隊的成績在姚主席任職期間出現了巨大的下滑。
2016年，中國男籃的FIBA排名排在全球第14名。9年後下滑到了第30名。在姚主席任期內，中國男籃只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拿到過一次冠軍，其中2019年的世界盃失利和2023年世界盃和亞運會的慘案都引起了巨大的輿論爭議。
中國女籃在2022年拿到世界盃亞軍、2023年拿到亞洲盃和亞運會雙冠，原本是中國籃球在頂級賽場的最後一塊遮羞布，但也隨着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滑鐵盧被拆穿......
當然，國家隊的成績不好有很多複雜的原因，有宏觀層面疫情三年國際交流受限的影響，也有微觀層面籃球人才代際更迭和選人用人的問題。運氣不好也是一方面，2019年對陣波蘭的那場關鍵戰役，周琦的巨大失誤實在是產生了蝴蝶效應，改變了太多事情......
但這東西沒法細究，只能是唯結果論。而作爲中國籃協的最高領導，姚主席必須是扛下所有責任的，這無可厚非。
不過，姚主席有一句話也說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那就是國家隊成績不好不代表中國籃球不行，這其實也是在隱晦地表達，評價他的工作也不能只看國家隊如何。
那麼，我們可以來看姚主席在其他方面的工作成果。在2017年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的第三次會議中，新任籃協主席姚明作發言提出了四個工作目標，提煉出來就是“體教結合”、“聯賽職業化”、“增加基層賽事”、“增加和改善體育場地的利用”。其實這還可以總結成兩個大目標，一個是搞好本土職業聯賽，另一個是搞好基層籃球。
首先是聯賽職業化這件事，從效仿NBA，推動CBA球隊參股成立中籃聯體育公司，並將聯賽運營權和商務開發權利移交到CBA等等舉措，都能在過程中看到努力。但從體感上我們並沒有感受到CBA的影響力在這幾年所謂的職業化後得到太大發展，球隊的經營也沒有脫離原本過度依附於背後金主財力的模式。從一些在網上找到的關於CBA公司的財務數據來看（但準確性無法驗證），CBA公司的賺錢能力也並不理想......
而在搞好基層籃球這件事情上，我們是看得到姚主席所做的工作的。從體感上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不管是各年齡層的小籃球賽事，青少年級別的校園賽事，還是成年人的民間賽事，都是比以往更爲豐富且關注度更高的。而我接觸過的一些基層從業者，對於姚主席力推的小籃球對U12籃球的推動效果，是秉持積極的認可態度的。
去年10月，也許是巨大的輿論壓力不得不讓姚明主動出來回答一些疑問，而姚主席在採訪時談到一件事，就是當初在聘請喬爾傑維奇的時候，選擇他不止是爲了讓他執教國家隊，而是要求塞爾維亞人必須帶一個小團隊過來幫助中國籃球整體水平提高。
姚主席的原話是“把喬爾傑維奇當作中國籃球連接世界的橋樑”。在三年疫情無法進行足夠數量和足夠質量的國際交流後，通過喬爾傑維奇這個引子來評估我們的籃球水平，以及認清我們與國際之間的差距，再想辦法怎麼通過喬爾傑維奇這個世界名帥，去接觸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籃球，以此學習和反哺我們的籃球發展。
從訪談的很多細節中不難看出，姚主席作爲專業的籃球從業人員，在怎麼搞籃球這件事情上，絕對是具有高屋建瓴的國際視野和一針見血的洞察力的。所以這也是爲什麼在中國籃球嘗試走分工化、專業化的時間節點上，從廟堂之上到江湖之遠，都一致認爲應該把姚明推出來當領頭人。
但是，搞籃球，和當籃協主席，卻又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其實有很多人沒有對中國籃協或者籃協主席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知，在常規語境和正常的邏輯之下，中國籃協主席按理說應是中國籃球的一把手。
可實際上，情況要複雜的多。
首先中國籃協本質上是一個民間組織，並不是權力機構，只能說是規模較爲龐大的全國性大型民間組織。而根據資料顯示，籃管中心纔是貨真價實的體育總局下屬的廳局級事業單位。
在2017年“管辦分離”前，籃管和籃協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當時中國籃協主席的權力職能的來源是前者而不是後者。而這就決定了中國籃協單拎出來不具備真正的實際權力，所以單看籃協主席其實連編制都沒有，通俗點講，都不算是一個當官的......
雖然2017年“管辦分離”完成之後，中國籃球的大部分管理職能和資產都規劃給了籃協，不再是籃管中心。也有很多人認爲這是籃協開始具備真正實權的時間節點，但根據資料顯示，儘管籃管中心名存實亡，可是大部分的決策權其實是回收到了體育總局這一層，而籃協只是具備了籃球業務的運營權和管理層面的人事任命權。其主要職能也不過是推廣籃球運動，培養籃球人才，協助舉辦國際性賽事和全國各級別競賽和訓練。那麼這樣說來，“管辦分離”後的籃協主席，可能不一定有“管辦分離”前由籃管中心一把手兼任時來的的實權大......
2017年姚明初上任的時候，新華社就發表過一篇文章，大意爲“姚明懂籃球，但太年輕資歷淺”，這其實點破了很多問題。在姚明這個位置，很多問題也不只是單純從籃球層面考慮了，也要講政治。而姚明上任的標籤就是“改革”，改革就必然意味着激烈的鬥爭或者暗流涌動，不存在和平過渡的可能性，這就需要極強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資源，才能解決巨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如何分好蛋糕的問題。
姚明早就看出來所謂的改革是“系統性的大改造”，而他在2023年底則還在說，改革的調研也纔剛開始而已。而回望歷史，任何改革的初期都是困難重重，同時也都需要一個具備絕對權力和才能的政治人才，才能保持改革的精準度、政策的持續性，最後達到長期結果的有效性。
而姚主席是不是政治人才？這個只有內部人才能夠評估。但可以明確的是，在我國的社會環境裡，一個沒有編制的人在官場裡做工作，肯定是不容易的。從前可能有把姚明提拔上來的原體育局局長苟仲文幫他解決問題，但苟局長落馬之後，姚明這個籃協主席最後也只能是空殼一個。
而且，姚主席也沒有拿出相應的成績讓人願意幫他。在當時中國男籃無緣奧運會之後，苟局長也罕見地批評了姚明的工作，以及籃協後來一系列與原來出發點相悖的決策操作，這或許已經暗示了姚主席最後的結局。
談到這裡，我覺得好像很難對姚主席的評價做出一個準確的評價。或者說這整件事情就無法通過簡單的對或錯來進行蓋棺論定。
姚明是一個優秀的籃協主席嗎？從結果說可能不是。甚至說，姚明並不具備擔任一名籃協主席應有的政治能力。
姚明的上任，某種程度可以看作是中國籃球開始嘗試所謂“專業人做專業事”的實踐。可8年的時間不算短，而交出的答卷並不理想。而在此之後，高層決定走回原有的老路，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也不難理解，爲什麼接任姚主席的是籃管中心的黨委書記郭振明，而這就相當於否定了原先“管辦分離”的做法，做工作還是得找個有編制的來才行。
但無可否認的是，姚明是勇敢的。因爲在那個改革的時間節點裡，有且只有他最適合作爲代言人推動這股浪潮，縱然清楚自己不適合作爲籃協主席，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勇氣不是常人有之。
“姚主席爲了中國籃球，把自己的人脈和資源拿了出來，但結果是遺憾的。”這是一位記者的總結，大概也是姚主席任內的真實寫照。
最後，也許我們可以用一位上海故人喜歡的詩詞送給卸任的姚明：
“苟利國家生死以，
豈因禍福避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