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文庫 陪伴無數臺灣人走過青春歲月

張清吉紀念文集：漁夫‧三輪車伕‧出版家‧文化人（允晨文化）

前言：在《自由中國》查禁停刊，雷震被捕，《文星雜誌》印行將近百期，文星書店歇業落幕的六○到八○年代，知識界再度面臨空前滯悶的困境。這個關鍵時刻，黨外運動行將展開的年代，有一家專門出版、翻譯西方經典的「新潮文庫」，書類包括文學、哲學、禪學、傳記、電影、美術，這套後來出版近五○○號的書籍，不但打響了「新潮文庫」的名號，而且迄今仍爲全國藝文界所懷念、肯定。

問：張先生，您能告訴我們您的出身和學歷嗎？

答：我是日據時代1927年出生於苗栗縣後龍鎮。我在苗栗外埔公學校就讀（其中有一年轉到臺南），五年級時轉回外埔公學校（現爲外埔國小）並在該校畢業。

問：請問啓蒙您喜歡課外讀物的是哪些書籍？

答：我就讀小學四年級時，父親因爲家計負擔太重，全家遷到臺南鹽水並在糖廠任職一年；我因此有機會在糖廠附設圖書室裡，讀到一套日本出版社爲青少年編寫的青少年版讀物，諸如《少年俱樂部》、《講談俱樂部》等書就成了我的啓蒙書籍。這一套完整的刊物打開了我的視野，讓我看到浩瀚的知識國度，也養成我一生手不釋卷的閱讀習慣。

問：誰是影響您一生最重要的人？

答：搬回故鄉外埔公學校時的日籍導師大藏先生是我的恩師，他教我們五、六年級。全班男女同學合計44名，他發現我的成績經常保持第一，時常鼓勵並指導我；他當時單身，我畢業後，太平洋戰爭風雲日益險惡，學校的男教員開始被徵調上戰場。離開學校後我與恩師完全失去聯絡，不久我也被徵召到高雄岡山航空場報到，經過一番嚴酷無比的魔鬼訓練，之後被分發到飛機場第一線工作，這種組裝複雜的發動機和裝砲任務，相當繁重又有危險性，我心想不久自己也會被送往南洋當砲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才得以解甲還鄉。

問：戰爭結束，您上臺北謀生以前，在故鄉做過哪些工作？

答：我當過農夫，種過稻米、地瓜、西瓜、花生，也當過漁夫，早上三、四點使用竹筏摸黑出海捕魚。當時沒有氣象預報，有時海面突然掀起狂風巨浪，把竹筏衝上一個半樓層高。這時漁夫四人各據竹筏一角，中間由另一人掌舵判斷各種情況，看來真是驚險萬狀，與《老人與海》、《冰島漁夫》的情節不相上下（二書均收入新潮文庫）。

問：張先生，您爲什麼會動念離開故鄉北上謀生？那一年您幾歲？

答：我是26歲時，帶着新婚四年的妻子北上謀生。那時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已經發生，從此臺灣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成家後我在故鄉當了四年農夫、漁夫，知道在偏遠的鄉下不會有發展和出路，所以決定北上另謀生計。

到了臺北，找工作不容易，開始做一些零工，也當過三輪車伕。同業看我一有空就跑書攤找書、買書，勸我自己開書店。1963年我在臨沂街口開了第一家「長榮書店」，書店分成兩個部門，一半出租各類書籍，一半做舊書交易買賣，業務就這樣開始。

後來的歲月中，妻子幫忙每天接電話、包書、送書、在店面賣書，處理許多繁雜瑣碎的業務。我自己則全省一、二百家書店親自推銷書籍、收帳，每天忙到清晨一、二點的艱苦歲月，哪裡有時間看書。多年後雖請了業務員，終年還是像陀螺轉個不停。等到女兒政大中文系畢業可以分擔一點編輯工作時，她竟十分猶豫是不是要從事這麼辛苦的出版事業。1975年結束了三家「長榮書店」門市部，我們全家搬來天母直到現在。

經營長榮書店不久，這時來買書的第一批客人，出現了李敖、林衡哲、陳鼓應，以及當時尚就讀成功中學初中部的秦賢次。更重要的是其中林衡哲（當時是臺大醫學系四年級學生），就成爲我後來踏上出版事業的催生者。

問：請問您爲什麼會創立新潮文庫？

答：這就要歸功於我遇到的大貴人林衡哲先生。這位臺大醫學生看到志文出版社出版一些學習英語的漫畫書，和一些消遣性的幽默小品，他當面對我說了兩次：「張先生，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你出版這種書無益社會人心啊！有一流的文化，纔有一流的國家。」這時他已經在「文星叢刊」出版了第一本翻譯書籍《當代智慧人物一夕談》。不久《自由中國》、《文星雜誌》、《歐洲雜誌》相繼停刊，雷震判刑十年定讞，文星書店關門。臺灣文化界進入一個氣氛肅殺的沉悶時代，這時林醫師翻譯的《羅素回憶集》、《羅素傳》成爲這套文庫的奠基石。

問：這套新潮文庫，加上五十多冊精裝本的「新潮世界名著」以及後來開拓的企管、勵志、偵探、推理以及新潮少年文庫，數量已經多達一千多冊。五十年來，這些書全面影響了二年級生到七年級生的讀者羣。這些忠實的粉絲，很想有機會向您說一聲「謝謝」，您知道嗎？

答：記得有一次我從日本回來，在機場通關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負責人檢查我帶回來的書籍和資料後，他看到我的名片，立刻面帶笑容，立正向我行舉手禮。我猜想他要表達的是：「我知道您是誰。我是喝新潮文庫奶水長大的……」

問：常常有讀者反應，稱讚新潮文庫在選書、導讀、編排十分用心，有如一位高明的導遊，帶領讀者一步一步進入書中的堂奧。「新潮文庫」的出版品爲什麼具有這樣的特色？

答：因爲30歲到70歲這段歲月，我每年都要到日本買書，蒐集資料。我發現日本巖波文庫、講談社、白水社、河出社、福音書房都有自己着力的書類，而且各具特色。我想我借鏡最多的是「巖波文庫」，它的歷史已逾一百多年，幾乎與明治維新同步出發，巖波文庫也是帶動日本全面走向「文化維新」的原動力，它刊行的「教養文庫」成爲日本現代國民必讀之書，我們心雖嚮往，但力有未逮。現在臺灣繼起的出版社，已有好幾家朝着更高的目標邁進，這是我們欣見的一種新氣象。

問：現在新生代閱讀，都在手機解決，紙本已經已迅速沒落，對這種現象，張先生有什麼看法？

答：我自己已在72歲時全面退休，出版業務交棒給二子、二女，過着深居簡出的歸隱生活，有二十年還在自宅的樓頂種菜、蒔花。羅東仁醫陳五福博士（1918到1997）晚年曾親自來出版社看我，因爲我們出版了十來本史懷哲系列的書籍，他本人曾用德文與史懷哲通信；陳醫師認爲作家嘔心瀝血寫出的經典，讀的人也要正襟危坐、仔細咀嚼品味，才能吸收領悟，並化成自己的營養。當時我聽了很感動，也對他一生照顧、提供教育環境給視障同胞的仁行義舉肅然起敬。

問：張先生，文化界稱譽您是「臺灣的王雲五」。《天下文化》雜誌於2000年推選臺灣200年來臺灣最有影響力的200人，您是名列金榜的唯一文化界人士。這些難道不是實至名歸的殊榮嗎？

答：一本書出版後，讀者很快就有迴應，有的對譯筆、書的內容提出看法，甚至建議我們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我想這比任何有形的獎賞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