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格局視閾下的中國金融安全之路

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金融的本質“聯動”金融安全。金融可以界定爲“凡是既涉及貨幣，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貨幣與信用結合爲一體的形式生成、運作的所有交易行爲的集合”。從一般意義上講，金融是一種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流動性是其最爲基本的屬性。金融系統作爲經濟的血脈，通過資金的流動連接了各個經濟主體。企業、政府和個人在實現經濟活動與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進行融資、投資和支付等金融交易。資金的流動在國內外範圍內展開，通過金融市場、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進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這種資金的聯動性使得金融系統極爲複雜且容易受到外部和內部的各種威脅。《資本論》指出：“融通票據，是指人們在一張流通的匯票到期以前又開出另一張代替它的匯票，這樣，通過單純流通手段的製造，就製造出虛擬資本。”馬克思道出了金融的本質是信用創造，金融活動依賴於參與者之間的信任和合作，信用是金融交易和合同履行的基礎，也是金融體系穩定運行的前提。僱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剩餘價值，如果信用盲目擴張，金融交易只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而不流經實體經濟，會造成虛高的資產估值，使市場出現過熱現象，並增加資產價格的崩潰風險。當資產泡沫破裂時，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對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過度槓桿和不良貸款的積累將增加金融機構的脆弱性，使其面臨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從而擴大金融風險的傳播。此外，大量信用的注入可能會導致某些行業或資產類別過熱，而其他行業或區域可能被忽視，進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增加經濟的不穩定性和不平衡發展的風險。如若金融風險發生聯動效應，會打擊投資和消費的信心，導致資本外流加速，增加匯率壓力，存在財政赤字擴大和債務負擔加重的風險，會對國家安全秩序造成破壞，進而阻礙國家的發展進程。

從宏微觀層面看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是關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已經參與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不論是對宏觀社會的影響，還是對微觀市場的影響，其廣度與深度都前所未有。從宏觀的國家安全層面來看，若金融系統難以維持健康可持續發展，勢必會對金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過程造成負面影響，對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的安全性及穩定性造成破壞，進而破壞國家的整個安全體系。從微觀的日常生活層面來看，數字經濟的興起促進了數字支付和電子交易的普及，這增加了金融系統面臨的安全風險，網絡支付和電子交易的便捷性也帶來了網絡欺詐、身份盜竊和支付安全等方面的挑戰。此外，數字經濟催生了金融科技創新，如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的應用。這些創新可以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便利性，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風險。例如，區塊鏈技術的安全性和智能合約的執行可能存在漏洞，人工智能的應用可能面臨算法偏見和隱私問題。穩定的金融體系能夠提供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確保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安全性和合規性，保護消費者免受金融欺詐和不當行爲的傷害。

金融安全關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金融安全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保障和基礎。全球各個國家都已經步入金融化生存競爭時代，世界經濟的格局正在經歷着重大變革，國家間的競爭壓力也逐漸加大。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對匯率以及利率的操控、債務實行貨幣化、金融制裁等措施皆爲金融化生存競爭的手段。2022年2月27日，美國、歐盟及英國發布對俄羅斯制裁“升級版”的聯合聲明，承諾對選定的俄羅斯銀行禁用SWIFT系統，同時承諾對俄央行的外匯儲備實施制裁。金融制裁已然成爲美歐轉嫁經濟風險，維護和強化金融霸權的抓手。因此，我國應重視自身在金融領域內的國際競爭力，維護我國的國家安全以及核心利益。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正走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金融作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源頭活水”，其作用也更加凸顯。我國應該借鑑他國的成熟經驗，並結合自身的特殊國情，用好、用活、用對金融手段。我國應該重視金融安全的相關問題，將金融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上，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保障。

我國金融安全面臨的

主要挑戰及其背後的邏輯

“脫實向虛”現象“阻”金融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爲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社會資源是有限存在的，金融的過度擴張將會擠佔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侵佔本該屬於實體經濟的社會資源，進而分走實體經濟的利潤，加大財富分配的差距，阻礙共同富裕的實現。近年來，我國經濟“脫實向虛”現象頻頻發生，這些現象的出現，不僅會損害實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對金融自身的穩定與發展也會造成負面影響。資產泡沫化不僅僅出現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我國2015年出現的牛市、2016年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以及2021年5月虛擬貨幣市場呈現的大跳水現象，這些皆使我們深感資產泡沫化的威力，而生產價格指數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均維持在調控目標的範圍之內。因此，泡沫的本質並非創造新的增量財富，而是一種虛擬“遊戲”，是對存量財富進行再分配，常常伴隨的是“用錢再生錢”的現象。當所有人都爲了爭奪更多現有的蛋糕而不去將蛋糕做大時，財富就無法保持可持續的增長和更合理的分配。當發生過度經濟刺激以及信貸擴張現象，致使市場中貨幣的數量過多，而優質的實體項目並未隨之增加時，就會造成過量的資金無法全部投資合意的項目，進而產生資金短期投機導致“脫實向虛”現象的頻發。

地方政府債務“礙”金融安全。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108818億元，比2021年下降2.1%，而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25039億元，比2021年增長6.4%。支出擴大與財政收入增長放緩等因素，致使地方債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截至2022年12月，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350618億元，同比增長15.1%，且自2018年以來，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同比增幅均在10%以上。從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結構的角度來看，主要包含兩個特徵。首先是對地方融資平臺施以隱性保證來籌措資金，其次是以銀行貸款爲主要資金來源。這與其他國家發行面向金融市場的地方公債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將發行地方債視爲籌措資金的一種手段，將籌集的資金納入地方預算以備調用。據招商銀行研究院統計，2021年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率爲105.4%，根據年初預算，2022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率預計將達到113.2%。據BIS統計，2021年我國政府部門的槓桿率爲72.2%，同比增長4.49%，且自2012年以來均呈現上漲趨勢。宏觀經濟高槓杆率對金融、房地產行業皆有較強的經濟依賴度。在經濟下行、需求收縮、實體經濟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地方債所帶來的風險將主要由銀行機構承擔，一旦地方政府無法承擔責任造成債務違約，將引發銀行機構的流動性風險。若轉移到房地產行業，則會導致房地產行業泡沫化，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產生螺旋效應，將可能引致金融危機。

金融安全遭遇挑戰“藏”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的金融風險是經濟金融週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共振的必然後果。要保障金融安全，化解金融風險，就必須瞭解挑戰金融安全的原因以及邏輯。從世界各地金融的發展歷程來看，不論哪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其金融安全遭遇挑戰甚至發生金融危機，無一不是因爲此前貨幣信用的過度膨脹。我國過去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對房地產行業具有很高的依賴度，容易因資產泡沫化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據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22年1—12月，全國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47566億元。地方融資平臺沒有形成規範的風險規避機制，極易發生地方債務風險。我國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大量資金涌入基礎設施領域以及房地產領域，致使實體經濟槓桿率上升。據Wind數據，2021年我國直接融資佔比爲14.36%，低於2020年直接融資比重8.06個百分點，間接融資仍是我國的主要融資方式，且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槓桿率高達152.8%，一旦產業結構在調整過程中造成資源價格的較大波動，將會引致金融風險。與此同時，泛金融類業務所產生的相關風險亦可激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儘管我國正在不斷改善金融市場環境，但由於融資需求與正規渠道資金供給不平衡，很多小微企業只能通過民間融資渠道來籌措資金，造成影子銀行數量激增。互聯網具備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優勢，互聯網金融以互聯網爲依託在各個行業廣泛滲透，形成了涵蓋各行各業的互聯網金融業態。但互聯網金融由於起步晚，網絡的共享性以及個人對信息保護意識的薄弱，個人信息泄露問題時有發生；很多互聯網金融平臺出現非法集資、龐氏騙局等“非金融”的現象，極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挑戰金融安全。

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對策建議

金融應迴歸服務實體經濟之本源。從需求側來看，投資、消費、淨出口“三駕馬車”中，消費已經成爲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商業銀行信貸除了繼續支持投資、淨出口領域附加值高的行業、企業和項目外（不包括政策性金融），要重視對消費信貸結構的調整。要提高直接融資在總融資中的比例，提升融資方式的靈活性，進一步促進融資結構的多樣化，打造可以滿足實體經濟相關需求的金融鏈。金融機構要從以銀行爲主導、信貸爲主要業務的單一型結構轉變爲多層次、立體化的多樣型結構。要鼓勵發展中的中小型銀行與民營機構完善融資制度，保障準公益性的產品與基礎設施的建設性融資。商業銀行必須改善對科創行業的服務模式，謀劃出可以滿足科技創新企業資金需求的金融服務模式，針對創新型企業高風險高回報的特點，找到金融給予資金支持和防控風險的平衡點。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爲鄉村振興帶來資金支持，助力農業產業鏈升級；可以拓寬金融服務範圍，爲小微企業帶來個性化服務，助力其做大本體；可以爲三創帶來均等機會，助力全國創新領域的發展。隨着產業向數字化、綠色化、生態化轉變，傳統金融機構必須向生態金融機構轉型升級。生態金融機構已經突破了傳統金融機構的信貸觀念，機構的相關方不再是單純的資金借貸關係，也不同於國外銀行爲客戶提供產業投資和管理諮詢服務等類似於投行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其本質是利用科技金融建立金融機構與非金融企業以及個人客戶之間共同成長的機制，而這種機制的形成會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要防範數字普惠金融體系數據泄露的風險，加大對非法數據交易的懲戒力度，建立網絡安全審查機制，提高數字普惠金融機構的准入門檻，促進數字普惠金融機構高質量服務於實體經濟。

思想先行與風險治理齊抓，助力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要加強全民對安全發展重要性的認識，摒棄“重救輕防”的發展理念，構建穩定的智能型公共安全網絡，保障金融長期安全穩定。要定期開展制度合理化建設，對金融的發展戰略、發展形勢以及發展方針政策定期進行完善，爲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奠定堅實的金融安全基礎。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金融監管上的重要作用，強化職能，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受逆全球化、“黑天鵝”的影響，我國經濟存在下行壓力，但以長遠眼光來看，我國經濟發展主要是結構性問題，應繼續深化改革，推動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進一步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國際標準促水平提高，降低因結構不合理誘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

改革與堅守並重，築牢國家金融安全的“防火牆”。防範金融風險，維護我國的金融安全，在本質上離不開改革。金融作爲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其改革必須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相適應。要準確把握金融發展的規律，以我國自身利益和經濟安全爲根本，學習借鑑外國成熟的經驗，加強維護金融安全能力的建設。要抵禦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必須綜合考慮國內與國外的環境因素，既要足夠重視國內容易引發金融風險的因素，也要對國際上的相關因素進行科學預判，切實增強風險的防範意識，確保國家金融體系安全。隨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我國面臨着因他國財政或貨幣政策調整所產生風險外溢的挑戰。爲此，我們應以主動的態度去應對金融風險，增強憂患意識, 保持戰略定力；要堅持以預防爲基礎，守住底線；要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構建宏觀審慎管理體系來監管跨境資金流動；要不斷完善CIPS系統，推進數字人民幣標準化建設；要加強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爲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規模奠定基礎；要加強監管部門與其他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實現金融監管的全面覆蓋，築牢金融安全的“防火牆”。

作者：李玉梅 張慧敏，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報刊社，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