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名校生：我們其實不想當“做題家”
作者 | Elise編輯丨騰宇題圖 |《大考》
見到謝愛磊，是他剛從清華大學完成演講回到學校的第二天。他自認是典型社恐，但聊起他研究的課題，就會滔滔不絕。他的朋友說他是大學教授裡的異類，因爲他所研究的課題實在過於小衆。
自2013年起，謝愛磊對中國四所頂級大學近2000名學生開展追蹤研究，其中近28%的學生來自小鎮和農村。他們從千萬人中脫穎而出，成爲人們口中的“小鎮做題家”。
《小鎮做題家》一書是謝愛磊這項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他在過去十年對農村和縣城考上頂級大學的“小鎮做題家”進行追蹤研究，用豐富的數據與事實，客觀呈現小鎮與農村學生如何調整身心，適應大學的過程。
書中還原了“小鎮做題家”在社會輿論偏見遮蔽下的真實境遇，揭示了寒門學子面對的殘酷現實與他們的應對方法。有讀者把這本書比喻爲“小鎮做題家的聖經”，也有讀者說，如果自己能早一點看到這本書就好了。
《小鎮做題家》 謝愛磊 上海三聯書店，2024-5
接受《新週刊》的專訪時，謝愛磊也分享了他自己的經歷。謝愛磊同樣是“小鎮做題家”的一員，有與被調研學生相似的困境和疑問。這些經歷沉澱成他對出身相仿的年輕人的關切，才引出了後來的研究課題。
除了個體本身的處境，研究同時涵蓋了從農村教育困境，到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再到“小鎮做題家”的心態、探索和反身性思考。他還提到了社會各界對農村教育的支持措施，希望營造一個公平、包容的教育環境，讓每個學生都能根據自身特點得到充分發展，從而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
以下是謝愛磊的自述：
“小鎮做題家”並非擅長做題，
而是隻能依賴做題
我是農村來的孩子，父母都是農民。個人成長經歷讓我對農村學生特別關注。在我的成長中，有兩個印象特別深的故事。
一個是我從初中上高中那年，第一次到市裡面去，我幾乎一整個學年都不敢講話。因爲初中讀的是村裡的學校，所有人講的都是當地方言，包括老師。到市裡讀書之前，我從來沒有意識過要講普通話。因爲沒講過，不敢講，身邊有同學一直以爲我是個啞巴。
另一個是，當年高考，我在一所省重點裡考了文科第一，但我不知道怎麼填志願，父母無法給我有用的建議。我不知道自己的分數已經足夠上最好的大學。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只是模糊地感覺到，自己希望當一名老師，於是在報志願時填了華東師範大學。
前排中間爲謝愛磊。（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些經歷都促使我後來思考：農村的孩子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會面臨哪些問題？我想多做一點研究，去講這些人的故事，去爲像我一樣遭受過壓力和困擾的社會羣體做些事情。
2013年，我剛開始做這項研究時，還沒有“小鎮做題家”這個詞，但有“鳳凰男”“扶弟魔”之類的稱呼。我認爲這些詞都有污名化的嫌疑，對農村學生羣體其實是不公平的。當你看不到故事全貌，把眼光盯在少數極端個案身上時，很容易形成偏見。
我一直在反擊這些“偏見”。我從農村來，知道在農村孩子身上發生過什麼。農村的孩子能不能夠走出農村和小鎮，考進精英大學，除了個人努力和智商影響，其實還有很多社會的因素。如果不把這些東西搞清楚、講出來，他們不會得到特別有針對性的幫助。於是我前後花了十年對他們進行跟蹤研究，寫成了《小鎮做題家》這本書。
“小鎮做題家”這個詞最早來源於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是少部分從農村或小鎮出來的優秀大學生用來自嘲的詞語。他們出生在農村或者小鎮，擅長做題，從小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通過高考獲得成功。好不容易考進名校，這羣“做題家”才發現，現實和理想之間還隔着一道長長的鴻溝。
我其實一直不願意把這些學生稱作“小鎮做題家”。因爲“做題家”這個標籤，人們理所當然認爲他們是擅長做題的人。事實恰恰相反，農村學生其實更難成爲擅長做題的人。比起城市的學生，農村學生缺乏優質的教師、優質的教育資源，獲得高分的難度顯然會更大。這從我國重點高校裡面農村學生的比例也可以看出來。
（圖/《大考》）
“小鎮做題家”並不擅長做題，而是他只能依賴做題。當你看到一些人自稱“小鎮做題家”的時候，不要把它看作是一個人擅長什麼，可能是缺少點什麼。長久以來，他的人生裡面只有“應試”一個單向度的人生賽道，正是這種單一，讓他在適應大學的生活或者擁抱更加廣闊的人生的時候，遇到了一些障礙。
我每次訪談都會問他們同一個問題，就是：“你現在依然相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嗎？”他們從上大學那一刻開始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一開始他們會告訴我“也許吧”。到了大四，他們有的會說，“光有文憑肯定是不夠的，你還得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這四年可能很多事情沒有做到。”
你會發現，有的學生意識到在社會上求職沒那麼簡單後，會變得更加理性。但是對於很多農村的孩子來講，肯定是期待上一個重點大學改變命運。因爲，他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跌跌撞撞，也是一種成長
在進入異質的、被主流話語體系定義爲更高階的文化中，農村和小鎮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價。
這正是“做題家”自我敘事背後的基本邏輯——“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狀態。它不是一種客觀能力敘述，而是社會流動中個體的一種生存心態，喻示了或稍輕、或沉重的心理代價；它也是階層跨越者的一種獨特探索，包含了一些新奇、迷茫和無力；它又是一種對人生成長經歷的反思，是處於社會流動中的農村和小鎮青年對既有社會結構和自身社會化過程以及教育經歷的反身性思考，而它蘊含了改變的力量。
（圖/由受訪者提供）
從心態、探索與反身性思考三個維度看，“小鎮做題家”都是可以自定義的。作爲一個研究人員，我不打算去定義這個詞。也就是說，我提出一個理解“小鎮做題家”的線索——心態、探索與反身性，以方便大家認識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但至於他們的心態、探索與反身性究竟如何，則留給他們自己去定義。
爲了能讓他們能夠實現“自定義”，在這本書裡我做了一個比較大膽的嘗試：在寫他們的時候，捨棄了學者們喜歡做的“深入分析”。書的主體就是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並用他們自身的語言來表達，讓故事作爲主體，去呈現和定義他們自己是誰。
我想表達的是，儘管“小鎮做題家”受過去的認知圖式的限制，但當他們在面對命運的時候，個體其實是有能動性的。雖然這些“小鎮做題家”看起來像陷在命運的泥沼裡出不來，好像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沒有把控；但實際上，當他們開始思考，就已經在和命運抗爭了。
（圖/《鳴龍少年》）
我寫這本書，是希望人們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小鎮做題家”這個羣體。“小鎮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一種狀態。他們在講自己的這個心態的時候，他們經常會提到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在精英大學缺乏“遊戲感”，第二個方面是容易自我低估。關於“遊戲感”有個例子。有一次，在訪談中，學生突然問我：“老師，你有沒有考慮過，城市和農村兩個世界有什麼不同？”他接着說：“我發現城市的路跟農村的路、小鎮的路，其實是不同的路。村子裡面的路就是用來走的。在城市裡，路是可以用來玩的。”
小鎮和農村學生跟城市學生比起來，可能因爲家庭生活和教育經歷的原因，在大學裡面可能很難迅速適應和融入新環境。他們也許在這個過程中會“跌跌撞撞”，但“跌跌撞撞”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收穫。我希望讓他們意識到，“跌跌撞撞”也是一種成長。
研究者不應該有上帝視角
我認爲，起跑線是客觀存在的。電影《雄獅少年》的主題曲《無名的人》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裡邊有一句歌詞，我用在書上的標題：“拼盡所有，換得普通的劇本”。我想，這也是我成長經歷的寫照。
我在寫作的時候其實有兩種選擇：一種就是保持一個學者的姿態，高高在上，提出觀點，結合數據，把受訪者的經歷打散，按照理論需要把分析和結論講出來；另外一種就是放棄這些分析，站在學生的角度去寫作，把“小鎮做題家”的經歷、遇到的困惑，原封不動呈現出來，不代替他們做分析，那麼這些故事就是最鮮活的。
（圖/由受訪者提供）
我選擇了後者，現在看來有點大膽，也怕專業的研究者無法接受，但我總想，研究者不應該有上帝視角。
這些成長經歷會激發他們很多特別的思考，而我在看着他們在成長。成長意味着你能夠在大學裡面通過你的經歷獲得自主性，能夠自如地在社會上立足，判斷哪些東西適合自己，哪些東西不適合自己。你獲得你的自主性，自洽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是高等教育的一個目標，它應該讓我們能夠主動地應對不確定性，探索怎麼樣擁有一個更加廣闊的人生。
媒體常說，“小鎮做題家”作爲階層跨越者，更容易產生“中產焦慮”。其實你換個角度去思考的話，會發現，中產的焦慮其實是中產的“特權”。像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餘秀蘭說的，中產如果在焦慮，說明他還抱有一點希望，他想去讓孩子維持自己的狀態。也有人說，小鎮做題家到了中年就回歸均值了。我想這應該是一個好的信號，起碼說明他們在跟命運搏鬥。
（圖/《追光的日子》）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小鎮做題家”這個羣體其實在某種意義上都獲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每一個人都在成長，每個人都在試着在跟自己和解，每個人都在試着自洽。“小鎮做題家”背後總有一些社會結構的影響和外在的力量在在駕馭他。如果說不清楚這件事，可能會導致對別人對這個羣體的“受害者有罪論”。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個社會的背後的結構性力量，理解“小鎮做題家”的處境之後，再去評論，而不是評判。我希望大家瞭解了這個羣體以後，可以意識到“小鎮做題家”並不是在說他們擅長什麼，而是在說他們心裡覺得缺乏什麼。作爲教育者，需要把欠缺的東西給他補上去，讓他可以去擁抱一個更加廣闊的人生。這是教育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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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段枚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