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陽春”還是真涅槃？香港電影迎來新轉機
誰能想到，在涵蓋喜劇、愛情、懸疑等多種類型、頂流大腕宣發花樣百出的今年五一檔，口碑飆升、票房一路逆跌的黑馬，竟然是看上去“賣相”並不優越的《九龍城寨之圍城》。
在中國電影資料館日前發佈的《中國電影觀衆滿意度調查·2024年“五一”檔》數據中，《九龍城寨之圍城》以84.2分領跑五一檔，普通與專業觀衆滿意度均居第一。
一部看起來由衆多傳統港片元素堆砌出的“情懷”電影，卻從無人關注到多次蟬聯上座率日冠，《九龍城寨》的絕地突圍讓無數觀衆再次領略到了獨屬於香港電影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來香港電影彷彿打通了“任督二脈”，不少影片都是叫好又叫座，許多業內人士將這一現象命名爲香港電影的“小陽春”。“港片已死”的斷言，真的被打破了嗎？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回到對一系列出圈作品的觀察與思考之中。
港味美學整合復歸
“燃爆”電影市場
類型電影的產出向來是國家或地區電影產業成熟度的衡量標準之一，香港電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火爆靠得就是成熟的製作模式與豐富的經驗。但曾經揚名於世的“東方好萊塢”，卻在導演大量北上、創作只會一味“炒冷飯”等因素的影響下一落千丈，甚至市場上一度留下港片就是情懷爛片的刻板印象。
有趣的是，儘管觀衆對經典元素堆砌深惡痛絕，近幾年頻頻出圈的香港電影，在內容創作上依舊處處體現着對傳統港片的繼承。
香港電影輝煌無比的九十年代，暴力美學擁有獨一份的地位。以呈現美的形式來描摹暴力，讓觀衆在拳拳到肉、鮮血橫飛的影像中得以酣暢淋漓地宣泄，是這一元素吸睛的關鍵，而這一元素在近幾年出圈的香港電影中也從未缺席。
《怒火·重案》裡開篇就是一段利用環境閃轉騰挪的追逐戲，隨後炸彈恐襲、鬧事飆車、街頭火拼，快節奏的視聽手法強有力的挑戰着觀衆的感官。
《莫斯科行動》不僅同樣融合赤手空拳、刀槍棍棒和熱武器對戰，還將空間由靜止轉換到移動的火車之中，空間的移動和擠壓讓暴力的衝擊隨之加倍沸騰。
《九龍城寨》呈現出的暴力之美則體現出一種武俠特徵，除了結局與反派的槍戰外，片中絕大部分動作戲以乾脆利落、直擊要害的傳統武術爲主，熱血誇張的港漫與寫實凌厲的動作風格相結合，給予觀衆一場視聽盛宴。
除了直白的視聽震撼，香港電影的另一特色非奇案改編莫屬。
自70年代起，受社會環境的影響，香港曾出現多起駭人聽聞的刑事案件，電影製作人因此將目光投向了奇案改編。這種以暗黑大尺度的形式拆解奇案的方式，一時之間成爲拯救票房的“萬能靈藥”。
後由於經濟衰退、政策轉向與電影人才外流等原由，純粹的奇案電影逐漸在香港本土銷聲匿跡。但在近幾年香港電影的創作中，仍能看到如影隨形的奇案特質。
《踏血尋梅》講述了雛妓被殺後肢解拋屍的故事，原型王嘉梅命案發生於2008年的香港，還曾因兇手處理屍體的方式過於兇殘引發大範圍的恐慌。
《莫斯科行動》則以90年代初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爲原型，這一案件也是中國十大要案之一，電影中從虐待乘客到血洗列車的情節，均由奇案的卷宗細節衍生。
奇觀紛飛的類型創作是上世紀香港電影席捲全球的底氣，但走向極端的創作風格令受衆審美疲勞也是導致其沒落的原因之一。如今，香港電影不再選擇以單純的血腥、獵奇作爲噱頭，而是運用更加藝術化的方式在原有基礎上進行類型整合。
這種對傳統香港電影的繼承與突破，不僅是電影創作的一次簡單變奏，也是打破低迷時期的藩籬捲土重來，讓衆多影迷在全新的創作中感受到經典港片的魅力，併爲之搖旗吶喊的有效手段。
擺脫情懷創作
現實主義成爲突破口
當然，如果只是單一的類型整合，顯然無法支撐起如此規模與持續時長的市場回暖，香港電影的新生，其實是本土創作與本土意識相結合的成果。歸根究底，對香港歷史與社會的深入挖掘，纔是港片破局的新方向。
從邊陲漁村發展到繁華的國際都市，香港特殊的時代歷史經驗和多元意識形態，令其文化同樣呈現出複雜的面貌。在近幾年的電影中，能明顯地看到在北上熱潮回落後，香港電影人不再重複踏入懷舊的泥沼，而是轉頭尋找新生源泉。
現實主義與在地性，成爲香港影片的新特徵。
充滿特色的地標是這些影片錨定香港歷史進行抒懷的重要途徑，在對導演鄭保瑞的採訪中，他曾坦言《九龍城寨》花費最多的部分就是置景。電影中九龍城寨內蜿蜒複雜的道路、密密麻麻的電線搭接以及破敗泛黃的牆皮，都強化了故事的真實性與年代感，也成了影片的靈魂所在。
同樣以黑馬之勢引起業內外關注的《正義迴廊》，雖然主線是對弒親案兇手的庭審，但無論是故事開篇對主角張顯宗居住環境的刻畫，還是記憶回溯中對街景的展現，都瀰漫着強烈的“港味”。
除此之外，香港電影開始再次將目光投向底層，以冷靜的視角客觀真實的書寫着他們的痛與殤。
《白日之下》里正義感爆棚的女記者潛入福利院，取證揭露了虐待老人、性侵少女等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惡行，最終反派看似被正義壓倒，但明明是功臣的女主卻遭到了流離失所的老人質問。
《窄路微塵》則講述了特殊時期生存空間被擠壓的普通人，主角每天都忙碌到焦頭爛額，甚至爲此忽視親人、直至母親去世也不曾瞭解母親的身體狀況，收入卻仍沒有起色，反而在越努力越貧困的怪圈裡打轉。
哪怕在講述律師精英家庭的《年少日記》中，結構性的壓迫也依舊鮮明。權力結構頂端的父親對兒子鄭有傑動輒打罵，母親也將怨氣施加於其身上，作爲毫無權力的10歲小孩，鄭有傑卻隱忍承受、直至萬念俱灰而自殺，結構底層的壓抑與痛苦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可見，香港電影創作者不再講述那些絢爛華麗的上層故事，而是聚焦於歷史和現實、聚焦於鋼鐵森林下被壓得喘不過氣的底層人民、聚焦於香港社會華麗外殼下的猙獰創傷，意圖向下攫取，以更穩健地表達文化思考與社會探討。
這種帶有獨特情緒的表達抒懷，也造就了近幾年香港電影的“小陽春”之勢。
“小陽春”之後
重生還是滅亡？
小陽春，指的是立冬至小雪期間一段回暖的天氣，由於隨後時間不長便又會進入冬季，所以常被寓意爲“迴光返照”。那麼香港電影在市場上的這波強勢回暖，爲什麼會被業內人士稱作“小陽春”？
也許是因爲在看似紅紅火火、佳作頻出的背景下，香港電影整體市場依然危機四伏。
拿24年初的元旦檔來說，62歲的劉德華不僅有與林家棟合作的《潛行》，還有因與梁朝偉時隔多年再度合作而備受期待的《金手指》，兩部看上去票房潛力都不低的片子卻雙雙遭遇滑鐵盧。明明是港片最高水準的配置，票房成績卻是連成本都艱難收回。
老牌演員票房號召力不再，新生代演員也呈現出斷層狀態。導演鄭保瑞認爲港片面臨的青黃不接，“很大程度上源於電影產量下降，導致年輕演員缺乏足夠的成長空間”，而這一窘境在24年的金像獎上，梁朝偉憑藉口碑不佳的《金手指》獲得了最佳男主角後，徹底展現在觀衆面前。
產量下降導致演員生存空間被擠壓，進而難以磨合出優秀的作品，而質量的下降也導致市場對香港電影不再買賬，票房不穩定進而投資減少，再次倒逼作品數量降低，如同閉環一般的艱難生態是香港電影不被市場看好的關鍵因素。
不過在看似前路無望、眼前的繁華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情況下，香港本土電影環境中蘊含的生機同樣不容小覷。
23年的金像獎頒獎典禮上，許鞍華頒獎時曾斬釘截鐵地說香港電影的回暖“並不是一個小陽春，而是會持續進步”，她相信香港電影市場會上升並非完全出於本土人的自信，更重要的底氣或許來自於近幾年本土語境展現出的全新活力。
2020年開始，香港政府推出了“薪火相傳計劃”等一系列政策，以師徒傳承理念，邀請具資歷的導演作爲監製，爲新導演開拍香港本地電影保駕護航。在政策的助推下，何爵天、簡君晉等一衆香港新導演與其作品脫穎而出，向市場展現出了與以往全然不同的生命力。
人才助推計劃的實施，讓曾經面對社會變遷與市場環境鉅變而顯露頹勢的香港電影找到了在繼承中突破的新方向，若這樣蓬勃的態勢能夠持續，那麼徹底打破“港片已死”的希望也並非渺茫。
畢竟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涅槃，也是香港電影的經典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