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世界的繁榮，來自觀念和言說的力量

《創造財富的邏輯》，馮興元、孟冰 著，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版

所謂經濟繁榮，無非就是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蓬勃發展，各種財富大幅增進。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了現代世界的繁榮？不同學者有着不同的解釋。國人很容易想到有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之成因的一些觀點。“大分流”是指西歐與東亞（尤其是中國）在近代經濟發展道路上出現的重大差異。彭慕蘭的名作《大分流》詳細闡述了中國和西歐在近代的發展，指出直到1750年之前，中國和西歐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歐洲因爲煤炭資源的優越地理位置和新世界的發現等因素走上了資源密集型、勞動力節約型的道路，而中國則繼續在原先勞動密集型和資源節約型的道路上發展，從而導致了中西方的巨大差異。

美國經濟學家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教授，在其著作《企業家的尊嚴：爲什麼經濟學無法解釋現代世界》裡，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人的觀念或言說（rhetoric）改變了世界，造就了現代世界的繁榮。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區位，產業或技術革命，制度，政策，發展戰略，發展規劃，發現新世界等等，似乎都很重要，但似乎都離不開、都要結合人的觀念或言說的改變。

一、現代世界實現經濟繁榮的決定性因素：觀念和言說的變化

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現任美國伊利諾斯大學經濟學、歷史學、英文與傳媒學傑出教授。她認爲，經濟繁榮不是由貿易或投資所致。現代世界發源於經濟浪潮，但經濟並非起因。大衆有關市場和創新的普遍觀念的改變，導致了工業革命，也導致了隨之而來的現代世界。其結論是，人類之所以實現繁榮，企業家享受到尊嚴和經濟自由或許纔是真正原因。而企業家能夠享有尊嚴和經濟自由，是改變觀念或言說的結果。

麥克洛斯基強調，企業家需要同時享受到尊嚴和經濟自由。尊嚴是有經濟自由的尊嚴，經濟自由是有尊嚴的經濟自由。沒有尊嚴的經濟自由，商人可能得到的，僅僅是被人鄙視的行商的待遇。沒有經濟自由的尊嚴，則使社會階層固化，使個人生活無望。這種觀念或言說的改變導致創新，使我們得以過上富足的生活。

麥克洛斯基認爲，西方國家對商業和企業家的價值和地位的看法，在過去很長的歷史長河中總體上是負面的。從17到19世紀，人們對商業和企業家的價值和地位的看法出現了較大的轉向，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有利於商業發展和創新的大變局，造就了驚人的經濟成就。麥克洛斯基寫道：“在1600年前後，先是在具有開拓精神的荷蘭，然後在1700年代，在充滿創新意識的英國，以更大的規模和永久性的，精英階層的一部分開始重新評價城鎮及其世俗和腐蝕性的創新精神。”這裡受到重新評價的其實就是商業、企業家和創新的地位和價值。

二、區位、制度、文化、創新等因素均不是決定性因素

在書中，麥克洛斯基對其現代繁榮的觀念與言說決定論做了多方的論證。她認爲，離開了對商業、企業家和創新的地位和價值的重新評估和正面肯定，用古代文明、文化演化（遺傳）、貪婪、新教倫理、種族、節儉、效用最大化、教育、儲蓄、擠壓工資、增發貨幣、圈地、分工、區位、自然資源稟賦、運輸成本的變化、貿易引擎（由貿易帶動增長）、外貿、奴隸貿易、國內外掠奪、產業政策、制度、科學、新達爾文主義（其觀點之一是富裕階層的後代更優秀）、靜態資源配置等等因素，均不能說明現代世界的繁榮。因此，作者用許多不同的章節論證了爲什麼如此。

這裡，科學不等於創新，科學和創新均需要找到其發生的源頭，因此說科學不是現代世界繁榮的決定因素，這還好理解一點。麥克洛斯基自己也在書中寫道：“說什麼‘科學和技術’使我們過上了美好生活。但是這個詞語卻讓我們忽視了政治和社會的變化，而正是它們——我稱爲的企業家價值的重新評估——讓科學有了用武之地。”

麥克洛斯基說制度也不是現代世界繁榮的源頭，這一點可能讓人迷茫，尤其對中國大量的制度經濟學家來說更是如此。制度決定論可從道格拉斯·諾斯1973年出版的《西方國家的興起》和阿西莫格魯2012年出版的《國家爲什麼會失敗》中看到。

諾思在其書中寫道：“本書的中心論點是一目瞭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

阿西莫格魯在其書裡寫道：“本書將說明，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歸根結底，美國良好的經濟制度來自於1619年起逐步發展而來的政治制度。我們解釋世界不平等的理論說明，政治與經濟制度如何交互影響而造成了貧窮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的部分如何產生不同的制度”。

但是，麥克洛斯基在書中，則專門以四章（第33—36章）的篇幅，解釋了爲什麼制度也不是造成現代世界繁榮的決定因素。比如，她在36章中指出，單純的產權制度也不能說明它是現代世界繁榮的決定因素。“財產安全在1689年的英國不是一個新鮮事，同時代的中國或奧斯曼帝國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人仍然認定製度決定論，制度的變化最終也是取決於觀念和言說的變化。

與熊彼特相同，麥克洛斯基認爲創新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之一，並把創新視同爲資本主義。兩者均認爲資本主義並不完美。但是解決方案則大不一樣：麥克洛斯基教授主張容忍它，因爲她擔心替代方案更加糟糕；熊彼特則是毫不諱言資本主義發展會停滯，而資本主義社會會“大步進入社會主義”（march into socialism）。

麥克洛斯基不認爲經濟學可以解釋現代世界的繁榮與財富創造。她在《企業家的尊嚴》一書中指出，經濟學最嚴重的缺陷並非在於預測未來商業週期的、必然是錯誤的數理理論，而是在於它的唯物質論（也就是唯利益論）和關於過去增長曆史的、並非必要的理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的數理分析、唯利益分析和歷史分析均不能解釋現代世界的繁榮。正因爲如此，她爲本書加上了“爲什麼經濟學無法解釋現代世界”這一副標題。

三、觀念和言說的力量

在全書中，麥克洛斯基論證了觀念和言說的變化對現代世界實現經濟繁榮的決定性影響。其論點和論證總體上是可信的。這是因爲，她的論證反映了人類邏輯的自然秩序。

首先，人類與動物決定性的差別在於人類會語言，而語言的背後是智慧，智慧和語言決定了人的觀念和言說；

其次，人的觀念和言說的變化帶來了各種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組織與技術等等方面的變化；

再次，各社會階層的某種特定觀念和言說，也就是這裡講的“立商”觀念和言說，即對商業和企業家價值和地位的肯定性評價，最終促進形成現代世界繁榮的一整套先決條件和基礎，以及對這些先決條件和基礎的充分利用。

所以，麥克洛斯基實際上是回到邏輯鏈的較爲前頭環節，去揭秘現代世界繁榮的成因，很難被人駁倒。如果在邏輯鏈的較爲靠後環節去尋找成因，則容易被人找到反例，被人抓住“辮子”。

有關觀念的力量，並不是單單麥克洛斯基有其感觸。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有着類似的體悟和感嘆。麥克洛斯基與他們的差別，可能恰恰在於她在一本厚書中從頭到尾、細緻入微地去論證這一點。

米塞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中指出：“人類的進步大都是通過以下方式實現的：即從一小部分人偏離大多數人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開始，直到他們的行爲最終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接受，從而形成了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將權力賦予多數人，讓他們規定少數人可以想什麼，可以談什麼，可以做什麼，那麼，人類的一切進步都會就此中止”。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認爲：“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爲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或早或晚，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哈耶克也同樣注重觀念的力量。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裡寫道：“觀念的改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他這句名言可以從正反兩方面來理解。按其原文出處，實際上他當時主要是從負面來看觀念的作用：由於觀念的改變和我們的意志，導致了納粹德國的極權體制，而英國衆多知識分子的種種觀念，傾向於導致英國走向這條“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還說：“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爲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四、結語

值得注意的是，麥克洛斯基對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抱有讚賞的態度。她認爲，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大事件是中國在1978年以及印度在1991年接納了市場理念，開始賦予企業家自由。見該書“前言與致謝”部分。她指出，像中國和印度這樣正在急速企業家化的道路，纔是通往現代化的門票。

（本文節選自馮興元、孟冰所著《創造財富的邏輯》，該書2024年10月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澎湃商學院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