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了是枝裕和式的本土電影
在電影《野孩子》中，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孤兒的生存鬥爭，實際上電影暗含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現象的縮影。
影片通過兩個孩子的故事，揭示了家庭破碎與社會保障缺失時可能導致的後果。所以，想要看明白導演拍攝電影的真正意圖，就不能把電影看作是一個關 於個體的悲劇，它更像是對現代社會疏忽邊緣羣體後果的一種深刻剖析。
01
電影中兩個孩子的相遇，表面上看似偶然，實則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一些羣體特別是兒童，常常成爲被邊緣化的存在。
他們的父母因爲各種原因無法履行撫養責任，而社會的保障機制又未能有效介入，使得這些孩子不得不自行在城市間流浪，尋找生存的方式。
這種現象在社會學中被認爲是“社會排斥”，即個體因爲資源獲取的限制而被迫生活在社會邊緣地帶。
電影中較大的孩子承擔起父母的角色，反映了在家庭和社會結構缺失的情況下，兒童如何適應環境，發展出替代性的生存策略——這是孩子的適應性和韌性的體現。
在他們的世界裡，常態的社會規範被顛覆，以適應極端的生存環境。所以，孩子們雖然通過偷竊來維持生計，但這並非完全是道德敗壞的表現，而是一種被迫的選擇。
這種行爲在社會學中可以用“標籤理論”來解釋，即社會對個體的預設期望影響了個體的行爲。當孩子們被社會標籤爲“野孩子”時，他們的行爲選擇受到這種社會期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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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兩個孩子的相遇，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是由多層次的社會與家庭問題所決定的，正如導演殷若昕的前作《我的姐姐》一樣，姐弟倆互生厭惡之情，但只因爲是親姐弟，只因爲原生家庭的偏愛，導致兩人的情感只會越來越緊 （相依爲命） 。
所以，這種“必然性”是由更大的社會結構推動的結果。
個體層面的善良與共情只是表面上的驅動力。哥哥馬亮雖然以偷盜爲生，卻展現出深刻的善良和同理心，他與軒軒之間的情感聯繫，源於共同的遭遇與生活環境。
然而，這種個體層面的善意並不足以解釋他們相遇並共同生存的必然性。真正的推動力在於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從社會層面來看，我上文所說的“表面偶然”可以通過“事實孤兒”這一概念來解釋。
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家庭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由於父母離異、家庭矛盾或外出務工，許多兒童面臨被家庭拋棄的命運。
這些孩子雖然父母健在，但卻因爲家庭不負責任或無力照顧，成爲了事實上的“孤兒”。
然而，由於法律制度的侷限性，這些“事實孤兒”並不能被正式認定爲孤兒，導致他們無法享受社會保障和支持，最終成爲社會保障系統中的“漏網之魚”。
正如《我的姐姐》中重男輕女的結構性問題決定了姐姐必然承擔起照顧弟弟的責任，《野孩子》中的馬亮與軒軒的相遇也是由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與家庭功能的失效所決定的。
這些流浪的孩子被迫在城市中自我生存，相遇、相依爲命成爲他們面對社會排斥和家庭拋棄的唯一選擇。這並非是某個個體的獨特遭遇，而是許多類似情況中共同存在的現象。
03
《野孩子》的劇本脈絡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日常細節和情感的深層次挖掘，以及通過故事的推進展現出的社會層面的問題。從個體到社會的敘述框架，讓觀衆對角色產生了深刻的共情，還引發了對社會現象的反思。
從個體層面的情感表達來說。電影中，金魚的情節作爲一種情感的象徵，非常微妙且強烈。這是關於記憶，更是關於家庭與牽掛的象徵。
金魚的重現，在沒有任何直接對話的情況下，完成了一個情感上的閉環，這種細節處理在劇作中是非常考究的。這種情感的鉤針，讓觀衆在看似不起眼的細節中尋找深層次的情感聯繫，增強了影片的共鳴。
從家庭背景和孩子的心理建構來說。馬亮和軒軒的故事，通過一系列的生活片段和內心戲，展現了他們如何在被家庭拋棄的背景下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行爲模式。
兩兄弟的相似處在於他們都渴望母愛——馬亮夢中不斷回放母親離開的背影，而軒軒則在每次情緒崩潰時呼喊媽媽。
當馬亮給軒軒買新衣服時，軒軒突然哭泣。馬亮迅速理解到這是因爲軒軒的母親在離開他前也爲他買了新衣服。這一刻，沒有對話，但馬亮的行爲表明他深刻理解弟弟的心理創傷。
從社會層面的探討來說。電影通過未直接出場的父母和刻板的爺爺角色，探討了家庭結構對孩子成長的影響。這是非常巧妙的敘事手法，父母的缺席強調並加深了他們如何成爲“事實孤兒”。
同時，這種“層層遞進式”的探討方式很好地展示了問題的多層次性。
社會對於“野孩子”的成因不是簡單的單一因素，而是多種社會結構和家庭環境因素的交織。通過展現這些因素，電影讓人們對這些被遺棄的孩子產生同情，更重要的是引發了對社會責任和家庭角色的深思。
最後，從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電影中的母親形象可能並不是要歸咎於母親個體，而是象徵着孩子們在心理上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這種對母親的持續呼喚和回憶可能代表着對過去美好時光的渴望和對安全感的追求。電影通過這種方式探討了人類基本的情感需求和個體成長中不可或缺的親情元素。
但更有趣的一點是，導演並沒有讓軒軒一直對母親藏有很深的心結。到最後，母親在軒軒的世界裡慢慢消解。
04
軒軒從期望媽媽的迴歸到依賴哥哥馬亮的轉變，是一個深刻的心理和情感旅程，這一變化體現了孩子在面對家庭遺棄時的適應和心理成熟過程。這個轉變揭示了孩子在情感依附上的可塑性，也反映了孩子在面對現實挑戰時的心理調整能力。
在軒軒的情感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依附理論的實際應用。依附理論強調兒童與其照顧者之間的情感聯繫對兒童的心理髮展至關重要。軒軒最初對母親的依賴體現了他對於安全和愛的基本需求。
可這時間一長和連續的失望，軒軒的依賴對象從生物學上的母親轉變爲實際照顧他的哥哥馬亮。這種轉變說明，當原有的依附對象無法滿足基本的情感需求時，兒童會尋找其他可以提供安全感和穩定性的替代依附對象。
當然，軒軒的轉變也是一個認知重構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教育心理學中被視爲一種適應機制。
面對持續的心理創傷和失望，軒軒通過重新評估自己對母親的期望並將情感焦點轉移到哥哥馬亮身上，進行了自我保護。這種調整不僅減少了他的情緒痛苦，也幫助他在一個更穩定和支持性的環境中發展。
導演通過軒軒的故事強調了社會化過程中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在現實生活中，教育工作者和家長應當認識到，孩子的情感需求不僅僅是通過親生父母得到滿足。
社會和教育系統需要爲孩子提供一個更廣泛的支持網絡，幫助他們在面對家庭失常時找到情感的依託和心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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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聊聊對結局的處理，本人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是因爲它展示了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並且充滿了哲學與人性的探討。電影中馬亮的行爲轉變，從一個逃避現實的角色到最後接受命運的平靜，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內在轉化。
這種轉化是對個人命運的接受，也是對社會角色的一種負責任的承擔。換句話說，電影通過馬亮的個人故事，映射出社會對個體的期待與個體對自身角色的認知。
所以，這個結局不是一個故事的結束，而是對現代社會中個體與社會關係的一種深刻反思。馬亮的選擇，在面對不可避免的命運時，顯示出一種超越個人利益的社會責任感。
他通過送軒軒上學的行爲，完成了一個父親的職責，也爲軒軒鋪設一條通往正常生活的道路，哪怕這意味着自己的犧牲。這種犧牲，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悲壯，而是一種對未來可能性的開拓。
其次，電影的這種結尾方式，提供了一個強烈的視覺與情感衝擊，使觀衆在全知的視角下體驗到了角色的內心世界與複雜的社會關係。這樣的處理方式，增加了故事的深度，也讓觀衆能夠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微妙聯繫和張力。
總的來說，《野孩子》可能存在一些技術、表演或敘事上的問題，但它體現了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個體命運的真實展現。這種現實主義的探索背後，包含着對現代社會中的人性與責任進行的審視和反思，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