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如何強迫窮人多花錢的？

作者：[美] 馬修·德斯蒙德

來源：《製造貧困》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團

你認爲，貧困是怎麼產生的？

是天生的——祖上三代人都沒錢，沒錢就沒資源，只能代代忍受貧困？還是後天的——天災人禍，一朝返貧，讓自己和家人從此陷入債務的漩渦？

如果有人告訴你，即使我們已經陷入貧困，仍然有人、有系統從我們身上攫取利潤，你認爲是怎麼做到的？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窮人爲了生存花掉更多的錢？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作者是馬修·德斯蒙德，他認爲，豐裕社會的貧困無法消除，是因爲有人樂見其成並從中獲益，一個人的貧困，就是另一個人的利潤。

馬修寫的是美國故事，但仔細讀來你會發現，很多現象似曾相識，金錢的流動方向從未因爲地理位置而發生什麼改變。

01

剝削無處不在

剝削的形式多種多樣。

當我們的收入低於我們創造的價值，我們就在經歷對勞動者的剝削；當我們購買的東西價格高於其實際價值，我們就遭受了對消費者的剝削；當我們手頭沒有資源時，我們的經濟自由就受到限制；當我們沒有屬於自己的財產或無法獲得信貸時，就不得不依賴擁有這些東西的人，這反過來又會引發剝削，因爲有人輸就有人贏。當有人把我們逼得走投無路，我們就只能任其宰割。

這一點在租房市場上也許尤爲明顯。

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人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土地價值飆升，房東開始給房子打隔間，以租給更多的人住。

1837年，一場金融危機令美國陷入嚴重的經濟蕭條，史稱「1837年大恐慌」。這場危機使得給房屋打隔間的現象愈演愈烈，地下室、閣樓和儲藏庫都被改造成單間公寓，租給貧困的家庭。人們發現，即使是在災難性的經濟衰退中，這種租賃形式也是有利可圖的。在西方的主要城市，貧困人口被高額租金壓榨。

19世紀中期，紐約市開始出現所謂的「廉租屋」，但這種房屋的租金比城區條件好一些的公寓還要高出30%；在最爲貧窮的貧民窟裡，也是同樣的情況。

在美國，貧民窟內的剝削持續已久。是金錢造就了貧民窟，因爲貧民窟創造了財富。那麼今天的狀況如何呢？美國的窮人仍被高昂的住房成本壓得喘不過氣。

過去20年間，租金增長了一倍多，租戶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房租上漲的速度。爲什麼租金漲得這麼快？專家對這個問題往往重複着機械式的答案，他們說：「住房供應不足，需求過大；政府的監管和區劃限制增加了建設成本，這些成本被轉嫁給了租戶，房東必須提高租金才能獲得合理的回報。」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們怎麼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呢？難道只有過去的土地所有者才被金錢和利潤驅使，而當代房東只是被看不見的市場力量引導、受到政府官僚機構的壓迫嗎？

我們需要更多的住房，這一點無可否認。但是即使在公寓供應充足的城市，租金同樣上漲了。2021年底，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市有近19%的出租房是空置的，紐約州錫拉丘茲市也有12%的出租房空置。然而，這兩座城市的租金在此前兩年分別增長了約14%和8%。

數據還顯示，近年來租金收入已經遠遠超過了房東的成本開支，特別是位於貧困社區的多戶住宅。租金上漲並不僅僅是運營成本上漲的一種反映。還有一個情況，那就是窮人在住房上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因此，房東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

爲了看看實際的數據是否支持這一結論，我與學者內森·威爾默斯（他現在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合作，獲得了美國人口普查局《租賃住房財務調查》的非公開版本。這項調查包括一系列關於房東收入和支出的問題，涵蓋擁有幾個租賃單位的小房東、管理多個大型租賃產業的大房東，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人。利用這些數據，我們將房東的收入減去支出，估算出租房的利潤。

我們發現，在扣除常規支出後，貧困社區的房東每個月從每間公寓大約可以賺取300美元的利潤，中產階級社區的房東可賺取225美元，富裕社區的房東可賺取250美元。

會不會是因爲低端市場的房子更老舊，需要房東支付更高的維護費用呢？也許是因爲房客拖欠房租和空置率高等問題，房東往往要承擔損失？房東提高租金會不會是爲了應對這些情況呢？

我們同樣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調查，考慮範圍包括屋頂修繕、管道問題、爐子損壞、窗戶破裂、電氣系統問題和其他幾十種需要房東出錢的情況；同時，我們還把拖欠房租和房屋空置的問題考慮在內，並做了調整。我們發現，扣除所有的支出（包括水費、稅款和保險這種常規費用，還有安裝馬桶、房屋空置等非常規費用），貧困社區的房東每月仍然可以從每間公寓賺到大約100美元的利潤，而富人社區的房東每月只能從每間公寓賺到50美元。在全美各地，考慮了所有成本後，貧困社區的房東不僅沒有處於劣勢，而且往往比富裕社區的房東多賺一倍。

但在全國房地產最熱門的地方，情況剛好相反。

以紐約市爲例，在蘇豪區當房東比在南布朗克斯區更有優勢。不過，紐約和其他生活成本較高的大城市是例外。在房價更爲典型的城市，如奧蘭多、小石城或塔爾薩，成爲低收入社區的房東是更好的選擇，在全國房價最低的城市尤其如此。

爲什麼貧困社區的房東能賺更多錢？因爲他們的常規支出（特別是貸款和財產稅）比富裕社區的房東要低得多，但租金只稍微低一些。在許多房價處於或低於平均水平的城市（比如布法羅市，而不是波士頓這樣的地方），貧困社區的租金比起城鎮的中產階級社區並不會便宜太多。2015——2019年，印第安納波利斯大都市區兩居室公寓的月租金中位數是991美元；而在貧困率超過40%的社區，月租金中位數是816美元，只低大約17%。

在極度貧困的社區，租金確實較低，但並沒有人們想象中那麼低。

上述理論是對事不對人的。一些把房子租給窮人的房東將破舊的房屋利用到極致，榨乾其價值後甩手不管，對城市也造成破壞。我們面臨的大部分住房困境要歸咎於一小部分掠奪成性的房東。比如，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和北卡羅來納州的費耶特維爾市，最常驅逐房客的前100棟建築所發生的驅逐數量佔了全市總量的40%。在我見過的一些房東里，有的人完全擔得起「貧民窟惡房東」的稱號，但也有人在盡力爲低收入家庭提供體面的住房。我見過以便宜的價格出租房子的小業主，也見過通過轉移項目努力實現「零驅逐」的大型房地產商。

許多房東開始投資房地產是因爲他們沒有爲退休後的生活存下足夠的錢，或者不想去做一份被老闆盯着按時上下班的「普通」工作。房屋租賃本來是一項副業，是「被動收入」，而這些人成爲房東時，就將這種投資變成了自己的主業，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這份營生應該是一份「主動收入」，是他們上了年紀以後的生活來源。這就賦予了資產過度的壓力，讓房東希望儘量賺更多的錢。

這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問題是這裡說的資產恰好是某個人的家，而提高租金會使住在裡面的人變得更貧窮。這並不意味着一個普通的房東能夠和（比如說）一名會計師賺一樣多的錢，但這確實意味着，如果一個人希望通過出租房子來獲得和從事傳統工作同等的收入，或者希望通過出租房子來獲得一般成年人需要多年儲蓄才能實現的退休自由，他們往往只能通過壓榨租客來實現這一目標。

不能簡單地說成功的房東都是「壞傢伙」。作爲房東，見錢眼開會導致剝削，節儉審慎也能導致剝削——特別是如果每個人都是這麼做的，那就相當於人們常說「在商言商」了。

如果更好的社區房租貴不了多少，那麼貧困家庭爲什麼不搬過去呢？這個問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假定貧困家庭在搬家時面對的情況和富裕家庭是一樣的：爲了能住更好的房子、有更好的社區和學校才搬家。

但實際上更爲常見的情況是，搬家對於貧困家庭來說並不是機遇，而是一種緊急狀況，甚至是創傷。他們要在艱難的條件下搬家，是因爲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被房東驅逐、被城市唾棄，或者是街區變得太危險；他們竭盡所能避開環境最惡劣的社區，誰最先批准他們的住房申請，他們就不得不接受。而當他們希望從當初被迫搬進去的社區離開時，又會有許多障礙阻止他們搬到更好的地方去。貧窮的租戶往往有被驅逐的歷史和犯罪記錄，他們的信用分數低或者根本沒有信用記錄，也沒有人願意在合同上簽字爲他們擔保、讓房東更放心。那些少數族裔和有孩子的人還會面臨房東的歧視。

貧窮的租戶也無法購房，這不是因爲他們太窮而無法按時償還貸款——如果人們能夠支付租金，他們基本上一定能夠付得起貸款。但是在幾個因素的作用下，他們甚至都不敢嘗試購房。

2021年秋天，我結識了拉基亞·希格比，當時她在亞馬遜倉庫工作，和兩個成年的女兒、16歲的兒子以及兩個外孫女住在克利夫蘭市一棟四居室的房子裡。月租金是950美元，儘管房子的窗戶很薄、不擋風，每月的暖氣費用可能高達500美元，但拉基亞覺得條件還行。如果以常規條件貸款買下那座房子，她每月大約需要支付577美元，其中包括財產稅和保險費。這樣每個月能節省下373美元，拉基亞也許就能攢夠錢來裝新窗戶了。

但就算信用評分不錯，就算能設法攢夠首付，拉基亞能申請到按揭貸款來購買平價住房的機會仍然很渺茫，因爲銀行不願意爲她能負擔得起的那種房子提供貸款。由於申請不到這樣的貸款，貧困家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租金，儘管這些房子本來是他們買得起的。

02

市場從來不會對窮人視而不見

你可以在古印度的《吠陀經》、佛教經文以及猶太教律法書中讀到對高利貸的禁令。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也譴責過高利貸，但丁在其作品中更是把放高利貸的人打入第七層地獄。雖然沒能遏制這種把窮人困在債務中的行爲，但這些內容表明，這種使窮人陷入債務循環的不道德行爲的歷史至少和書面文字的歷史一樣漫長。

除了奴隸制，高利貸可能是最古老的剝削形式了。許多作家都把美國的窮人描繪成被忽視、被遮蔽、被遺忘的羣體。但其實市場從來不會對窮人視而不見，尤其是金融市場。

20世紀80年代，政府放鬆了對銀行系統的監管，這增強了銀行之間的競爭。許多銀行的應對方式就是提高費用，並且要求客戶的最低存款必須達到一定額度。1977年，有超過1/3的銀行提供免服務費的賬戶；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還提供這種服務的銀行只剩5%。大銀行變得越來越大，社區銀行則關門大吉。

2019年，美國最大的幾家銀行向客戶收取了116.8億美元的透支費用，其中84%的費用由9%的賬戶持有人承擔。誰是這9%的冤大頭呢？答案是那些平均儲蓄額不到350美元的客戶。窮人被迫爲他們的貧困買單。

2021年，賬戶透支費平均爲33.58美元。由於銀行往往在一天內多次收取費用，你很可能透支了20美元卻需要支付200美元的透支費。銀行可以拒絕給那些有透支歷史的人開戶，並且確實常常這樣做，但這些客戶也爲全世界一些最強大的金融機構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

美國曆史上大部分時期，銀行都是爲白人服務的。直到今天，黑人到銀行辦理業務也可能遭遇很不好的體驗。一些銀行職員對黑人客戶懷有刻板印象，還指控他們欺詐。相比其他種族和民族的客戶，黑人的貸款申請被拒絕得更多，而且就算能貸到款，他們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

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中產階級黑人業主（年收入在7.5萬~10萬美元）在按揭貸款上承擔的利息比年收入在3萬美元或以下的白人業主還要高。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數據顯示，2019年，美國每19戶家庭中就有一戶家庭沒有銀行賬戶，這些家庭總計超過700萬。相比白人家庭，黑人和西班牙語裔家庭沒有銀行賬戶的可能性高出近5倍。

有排擠的地方就有剝削。沒有銀行賬戶的美國人創造了一個市場，現在有數千家支票兌現機構爲這個市場服務。

辦法很簡單：第一步是在低收入和非白人社區開店。隨着銀行搬離黑人社區以及黑人客戶不再和銀行打交道，非主流機構就填補了這個空白。那些規模不大但爲自己提供的服務感到驕傲的社區銀行，那些曾經爲少年棒球聯盟和童子軍提供堅定支持的社區銀行，如今已經被支票兌現店取代，這些店鋪的招牌上用鮮豔的黃色和紅色印着「兌現支票」。相比貧困程度較高的白人社區，發薪日貸款店和支票兌現店在貧困程度並不高的黑人社區更加普遍，但傳統銀行恰恰相反。

第二步就是做到比傳統銀行營業的時間更長，甚至全天候開放，週末也不休息，因爲如果客戶週五收到一張支票，許多人等不到週一就必須使用這筆錢。

第三步就是所有的支票都給兌現，包括工資支票、政府支票、個人支票，不去進行信用覈查，也不要求客戶必須有銀行賬戶。

最後一步就是收取服務費。根據支票的類型，兌現店要抽取1%~10%的費用。這意味着，一個時薪10美元的勞動者在兩週內工作100小時後，拿着一張1000美元的支票去兌現，就必須支付10~100美元的費用才能拿到辛苦掙來的錢，相當於有1~10個小時的工作白做了（但比起傳統銀行那些難以預測的門道，比如自動扣款，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形式的剝削更容易接受，至少這是擺在明面上的）。

大企業也加入其中，比如沃爾瑪現在允許兌現最高1000美元的支票。

2020年，美國人在兌現支票上的花費高達16億美元。如果窮人無需額外的花銷就能拿到屬於他們錢，那麼在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期間，他們的口袋裡可以多保留超過10億美元。

新的在線理財服務也在利用客戶的財務不穩定獲利，它們的目標是年輕、精通技術的客戶羣。像Dave和Earnin這樣的應用程序，讓勞動者得以在發薪日前提前支取部分工資。這些應用程序可能幫助勞動者免於支付昂貴的透支費用，但是一些用戶最終支付的各種費用超過了貸款年利率的100%。

2020年，用戶使用預支薪資產品5600萬次，相比2018年的1860萬次有大幅度提升。像Afterpay和Klarna這樣的先購後付公司允許消費者通過每個月繳納兩次無息分期付款來進行網購，但是如果逾期不付，就可能面臨罰款，並影響信用。超過40%的先購後付服務的使用者至少有過一次逾期付款的經歷。

我們生老病死都離不開信用。我們必須依靠信用才能負擔房屋和汽車這樣的大額必需品，有時候小額必需品也需要信用，比如我們會用Visa信用卡購買藥品和冬裝。

貧窮可能意味着無法按時付款，這可能會破壞你的信用。除了信用分數不良，完全沒有信用評分也是很麻煩的，美國有2600萬成年人都面臨這種情況。另有1900萬人的信用記錄不足或陳舊，因而無法評分。沒有信用評分（或者信用分數不良）可能令你租不到房子，買不到保險，甚至找不到工作，因爲僱主在招聘過程中越來越看重申請人的信用分數。人們在生活中難免會遇到工時被剋扣或汽車出毛病的情況，這種時候，發薪日貸款行業就要發揮作用了。

在美國曆史上大部分時期，監管部門都對貸款機構收取的利息有所限制。由於這些限制，銀行將利率保持在6%~12%，而且不大做窮人的業務。在急需用錢的時候，窮人會把貴重物品拿去典當，或者去找地下錢莊。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銀行業的監管放鬆了，對高利貸的嚴格限制取消了，銀行又做起了這種生意。很快，利率就攀升到300%、500%、700%。一夕之間，有些機構對開設面向窮人的貸款業務產生了極大興趣。

近年來，有17個州針對高利貸重新設置了嚴格的限制，給利率設定了上限，並有效地禁止了發薪日貸款。但在大多數地區，這種生意仍然欣欣向榮。在得克薩斯州借一筆爲期兩週的300美元的貸款，實際年利率可達664%；在威斯康星州，這一利率是516%；在加利福尼亞州，這一利率是460%。

要申請發薪日貸款，你需要有工資單和有效的身份證明，還需要一個銀行賬戶。這就意味着，雖然這個行業面向的是低收入人羣，但並不是位於市場最底層的那些沒有銀行賬戶的人。（發薪日貸款客戶的年收入約爲3萬美元。）客戶借用一筆小額貸款，金額通常低於500美元，而每借100美元通常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每借100美元收取15美元的費用也許聽起來很合理，但這實際上相當於400%的年利率。貸款經紀人會要求借款人提供還款方式，比如從借款人銀行賬戶裡取錢的權限，或者是寫有全額貸款加上手續費的遠期支票。這些貸款的期限大多是2~4周，直到下一個發薪日償還，因此名爲「發薪日貸款」。

然而，當貸款到期時，你往往還是一窮二白的狀態，因此你要求延期還款，爲此你要付出更多的錢。

例如，你借了一筆400美元的貸款，定在兩週後還清，另付60美元的手續費（每100美元收取15美元手續費）；當最初的貸款到期時，貸款經紀人可能允許你延期，條件是你要先把60美元的手續費還上，然後他會再收取一筆手續費，比如再收60美元。就這樣，你爲了借400美元被收取了120美元的費用，而這還只是你要求延期一次的情況。

80%的發薪日貸款都會被延期或續期。由於發薪日貸款機構擁有你的銀行賬戶權限，它們可以透支你的賬戶，這樣你揹負的就是貸款費用疊加銀行的費用。現在有大約1/3的發薪日貸款都是在線發放的，而幾乎一半的人在借了網貸後都被貸款機構透支過銀行賬戶。借款人平均負債長達5個月，爲了借375美元必須支付520美元的費用。

對於發薪日貸款機構來說，讓人們陷入債務是最好的結果，它們就是靠着這個把15美元的利潤變爲150美元的。

非主流銀行業的產品依賴於兩個條件：一是弱勢羣體有急切的現實需求，二是這個行業的從業者知道其客戶的經濟窘境會持續較長的時間，即使客戶自己不願意承認。當你走進發薪日貸款機構時，你的眼睛便只盯着當下的狀況——你的房租已經逾期，可能要被房東趕出來；你家的電力即將被切斷。（70%的人申請發薪日貸款是爲了付房租、水電費或其他基本生活開支。）

但是，貸款機構關注的則是你的未來，它已經預見到14天后你會急匆匆走進來，無法還本付息；它知道你要簽署延期文件；它還知道，下個月你會再延期一次。在貸款機構眼裡，你可是一筆大買賣。

貸款機構在營業地點、營業時間以及處理申請的速度上彼此競爭，但它們不會在費用上競爭。因爲它們知道客戶已經火燒眉毛了，不會去貨比三家。這就意味着，貸款的費用很貴，而且借款人無論去哪家店都是一樣被宰。因此，傳統銀行可以通過提供費用低得多的短期貸款來和發薪日放貸機構競爭。

一項研究估計，商業銀行就算只收取市場價格1/8的費用提供短期貸款，一樣可以盈利。但是到目前爲止，沒有哪家銀行想做這個業務。它與向低收入客戶收取透支費用不是一回事，因爲雖然這些費用主要是由最貧窮的客戶承擔，但表面上是對所有客戶都適用的。但是，做發薪日貸款業務意味着提供專門爲低端市場客戶設計的理財產品，這些貸款的實際年利率會達到40%~80%，這會帶來不好的聲譽。

到目前爲止，摩根大通和花旗銀行這些機構的高層認爲這樣做不值得。如果說發薪日貸款的借款人對價格不敏感（大多數捉襟見肘的人都是這樣的），並且如果大多數商業銀行繼續不給窮人提供服務的話，那麼有利於發薪日貸款行業的市場失靈就會持續存在。

發薪日貸款機構之所以收取高額費用，不是因爲向窮人提供貸款有風險——即使多次延期，大多數借款人最終都會償還。貸款機構放高利貸，是因爲它們能這樣做。

每年人們都要支付超過110億美元的透支費，16億美元的支票兌現費，以及高達98億美元的發薪日貸款費用。換算到每天就是6100萬美元，主要由低收入人羣負擔，這還不包括典當行、產權貸款服務和租賃購買業務每年掙的錢。

03

誰在從中獲利

詹姆斯·鮑德溫在1961年評論說，「做窮人是一件極其昂貴的事」，但他可能也想不到代價具體有多高昂。

歷史學家基昂加-亞瑪塔·泰勒在《逐利》（Race for Profit）一書中將這種現象稱爲「掠奪性納入」，她描寫了美國長期以來如何將邊緣人羣納入住房和金融體系中，讓他們做賠本生意，而遇到好事卻把他們排除在外。

由於窮人被排除在傳統銀行和信貸體系之外，他們被迫尋找其他方式來兌現支票和獲得貸款，這就把他們受到的剝削正常化了。畢竟，這一切完全是合法的，並且得到了美國最富有的商業銀行的支持。富國銀行和摩根大通爲像Advance America和Cash America這樣的發薪日貸款機構提供資金。如果沒有傳統銀行提供的信貸額度，非主流銀行業將無法存活。

這就是從上到下的剝削，即所謂的「奉東邊的命」，每個人都要分一杯羹。

美國並非只有一個銀行業，而是有兩個：一個面向窮人，另一個面向我們其他人。同樣地，美國也有兩個房地產市場和勞動力市場。

美國社會的雙重性讓我們這些既得利益者容易忘記一個道理：窮人之所以成爲被剝削的勞動者、被剝削的消費者和被剝削的借款人，正是因爲我們從體系中獲利。我們社會的許多功能並非支離破碎，只是二元分化了。

對一些人而言，房屋創造了財富；而對另一些人而言，房屋耗盡了財富。信貸提升了一些人的金融權力；信貸也摧毀了另一些人的金融權力。

因此，不難理解爲什麼吃喝不愁的富人會對窮人的困境無法理解，甚至還會對窮人感到失望，認爲他們是因爲一時衝動或者是不知道做什麼選擇更好，纔去做愚蠢的虧本生意。但是，如果說這些虧本生意就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呢？對於只能被迫拿着一手爛牌做選擇的人來說，學習理財知識又有什麼用處呢？

貧困並不僅僅意味着沒有足夠的錢，還意味着沒有足夠的選擇，並且因此受盡剝削。如果我們看不見剝削是如何令人們陷入貧困的，我們最終設計的政策要麼效果有限，要麼乾脆完全沒用。

舉例而言，立法提高底層收入（比如通過擴大子女稅收抵免優惠或提高最低工資），卻不去解決住房危機，那麼這些收益往往會進入房東的口袋，而不是全部歸該立法旨在幫助的家庭所有。

費城聯邦儲備銀行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各州提高最低工資後，人們一開始會感到支付租金變得容易了一些；但作爲對工資上漲的迴應，房東很快會漲房租，這就稀釋了政策的效果。

（新冠疫情救援計劃出臺後也發生了這種情況，但評論家們更習慣用不帶感情色彩的「通貨膨脹」一詞來解釋這個問題。）

在湯米·奧蘭治的第一部小說《好了，好了》（There There）中，有一名男子在講述美洲原住民保留區的高自殺率問題時這樣說：「大樓在着火，孩子們從窗戶跳下來摔死了，但我們卻覺得跳樓纔是根本問題。」

在有關貧困問題的討論中，也存在着這樣不分主次的情況。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我們通過關注窮人自身來解決貧困問題，比如，對他們的職業道德或福利待遇提出疑問，但我們本應該關注的是「着火」這一根本問題。

每當我們駕車經過一個無家可歸者的營地或是那些散發着瀝青味和汗味的棚戶區，每當我們看到有人穿着工作服在公交車上打盹兒，我們都應該問這樣一個問題：「是誰在從中獲利？」

不是「你爲什麼不找個更好的工作」，不是「你爲什麼不搬家」，也不是「你爲什麼不停止借高利貸」，而是「誰在此中撈取利益」。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