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成了消耗品？誰會害怕「波蘭水電工」大舉入侵
在如今這個年代，我們常聽到主流媒體與政客把投票選川普當總統的人稱作「本土主義者」（nativist）。在衆多媒體中，《紐約客》哀嘆川普將共和黨轉變成「本土主義」黨。圖爲川普訪英時的川普塗鴉。 圖／路透社
▌本文摘自《我們成了消耗品：全球化海嘯中被吞噬的中產階級》（時報出版，2021）
在如今這個年代，我們常聽到主流媒體與政客把投票選川普當總統的人稱作「本土主義者」（nativist）。在衆多媒體中，《紐約客》甚至哀嘆川普將共和黨轉變成了「本土主義」黨。2016年時，擔任加拿大貿易部長的方慧蘭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她直白地斷言：
在川普當上總統之前，你最後一次聽見這個詞彙可能要一路回溯到2002年，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紐約黑幫》上映的時候。
在這部電影中，屠夫比爾〔由傑出的演員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飾演〕強烈反對19世紀的大量愛爾蘭移民，並用充滿敵意的方法迎接他們。只有一隻眼睛又充滿魅力的比爾畫了一條分明的界線，把「我們這些出生在美好國度、擁有聰明才智的本地人」和「玷污這塊土地的一大羣外國人」分隔開來。他的目標是大量使用血腥暴力的手段清洗紐約的移民。儘管他是個充滿魅力的角色，但在電影中，「本土主義信念」並不是個值得追求的概念。在那之後，世人對本土主義的看法並沒有多少改變。在現今的社論與政治演講中，每個提到本土主義者的人都清楚闡明瞭上流社會並不歡迎這些人。
話說回來，態度高傲、善於蠱惑人心的比爾壓根就不打算被視爲文質彬彬的人。事實上，現今根本沒有多少人像比爾一樣厭惡「一大羣外國人」。自古以來，本土居民在面對大批移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懷疑，接着則是暴力。這部奧斯卡十項提名電影在將近20年後依然使觀影者──使並非住在19世紀紐約五點地區的人們──產生共鳴的真正議題是：爲什麼？
圖爲Banksy針對移民所做的塗鴉，指賈伯斯的生父也是敘利亞裔移民，如果當初沒有開放任何移民，賈伯斯也不可能成爲今日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圖／路透社
▌「波蘭水電工」們的侵門踏戶？
嚴格說起來，近年來進入歐洲的多數外來者並不是移民。在歐盟國家中，這些人被稱作「派駐勞工」（Posted Worker）。比較口語的稱呼則是「波蘭水電工」（Polish plumber），那些貶低者特別常使用這個稱呼。自從波蘭2004年加入歐盟後，大約有一百萬名波蘭人遷移到西歐工作，其中許多都是貿易商。多數人都住在英國，以2018年爲例，住在英國的人有83萬2,000人。
歐盟中，將近1,700萬名工作者都住在非本國籍的國家工作，這是十年前的兩倍。他們大多數都是從東歐前往較富裕的西歐尋找工作的勞工。在找工作時，他們的法律身分比本地的勞工具有更大的優勢：一般來說，他們無須遵守當地的薪資標準，對僱主來說這有高度吸引力的商業優勢。也就是說，波蘭水電工把英國水電工的薪水變少了。
歐盟曾試着執行國內勞工與派駐勞工同薪的制度，但德國僱主協會（German Employers’ Association）提出了強烈反對，他們非常樂意支付較低的薪水。許多派駐勞工把豐厚薪水寄回家鄉，對那些家庭來說，這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派駐勞工的存在使外國家庭和當地僱主都成爲贏家，猜猜輸家是誰？
事實上，新勞工幾乎沒有被他們想加入的勞工羣體歡迎過。正如我們在第四章看到的，資本充足的國家有充分的動力去追求和資本貧瘠的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而在勞工不足的國家中，勞工則會想要避免和勞工充足的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既然你不想和他們製造的廉價產品競爭，當然也不想在工廠的薪資上和他們競爭，或者和他們一起競價當地的水電工作。
不過，某些人的薪水並不會因爲移民勞工的競爭而受到威脅。通常當全球變化對當地經濟造成干擾時，將會產生贏家與輸家。一般來說，你擁有的技術愈高階，你就愈不用擔心這件事。教授、高階主管、業主或技術取向的手工業都不太可能被新移民取代（此外，高技術勞工向來會竭盡全力地透過競爭來保護自己不易淪爲犧牲品──例如中世紀利用極爲隱密的公會制度使貿易知識的供給短缺，或者利用醫師學院使醫師的供給短缺）。但如果任何一個只受過簡單訓練甚至沒受過訓練的人都能執行你的工作的話，你就有理由擔心了──因爲你的僱主現在有足夠的誘因要把你換掉了。這個人的低薪代表的是另一個人的高獲利。
圖／路透社
圖／路透社
圖／倫敦市政府
雖然常有人把反對移民的人視爲種族歧視者或仇外者，但事實上，在美國進行移民執法的最大受益者將會是年輕的有色人種，他們時常要與移民競爭低技術工作。根據康乃爾大學的研究指出，論及移民時，「在所有種族或族羣中，非裔美國社羣獲得的利益是最少的，受到的傷害是最大的。」在過去這十年來，這個事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美國內戰之後，被解放的奴隸逐漸搬遷至北美，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纔出現了大量增加的遷移人潮，當時的移民人口大幅下降。
本土主義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完整描述的。但如今的本土主義者其實很有可能並不是比爾那種冷酷無情、渴望權力與控制的陰謀家──他們大多都只是被解僱、被欠薪水、很生氣自己被當作犧牲品的普通人。
英國的消耗性勞工無從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恨，至少在英國傳統的選舉場合中是無法發泄的（摒除法拉奇的獨立黨不算的話）。但公投就是另一回事了，「英國是否該留在歐盟中」的議題突然提供了一條能夠表達怒氣的明確路線。2016年6月，英國人在脫歐公投中投票決定要離開歐盟時，最大的原因並不是想要離開自由貿易區，他們投票是爲了反對歐盟的法規允許所有歐盟成員國的國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歐元區的任何地點工作與居住。
雖然自從公投之後，「脫歐」選民就一直被指責眼光狹隘又種族歧視，可是他們反對的並不只是外國人出現在他們的社區中，他們反對的是許多外國人接受了比當地勞工還要低廉許多的薪水。對許多英國勞工來說，當地工廠搬遷到東歐的低薪國家就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更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東歐低薪國家的勞工又來到英國，和他們競爭剩餘的工作──那些人是靠着接受較低廉的薪資取得工作的。很顯然的，自由貿易不只代表工作會追着較低的薪資轉移到更窮困的國家去，也代表了較低的薪資會自動找上你的工作。
脫歐公投過後，進入英國的波蘭移工大幅減少。除此之外，離開英國的波蘭勞工與其他歐盟國家勞工的數量上升到了歷史新高。他們無法確定未來英國正式確定脫離協議後會對他們的法律身分造成何種影響，因此英國突然不再是具有強大吸引力的目的地了。與此同時，德國的波蘭勞工遷移數量顯著提高。
對於反移民的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這樣的人來說，波蘭移民的目標從英國轉向德國一事就證明了脫歐公投的價值所在。但對於觀念類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中的政客來說，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遷移友善政府已經帶來夠多遷移者了，脫歐導致的波蘭遷移數量驟增根本是雪上加霜。
圖／路透社
2015年世界新聞攝影獎得主，義大利海軍救出利比亞難民船。 圖／路透社
英國的消耗性勞工無從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恨，至少在英國傳統的選舉場合中是無法發泄的（摒除法拉奇的獨立黨不算的話）。但公投就是另一回事了，「英國是否該留在歐盟中」的議題突然提供了一條能夠表達怒氣的明確路線。圖爲法拉奇。 圖／美聯社
▌全球福祉對上個人福祉的兩難
舉例來說，如果想要搬到美國的1億5,800萬名成人突然可以搬到美國的話，美國勞動人口將會突然增加75%。如果那些想要搬到加拿大和澳洲的人也通通可以搬過去的話，這兩個國家的勞動人口將會增加到兩倍以上。勞動力突然增加將不可避免地拉低薪水。
但規模這麼大的勞動人口流動同時也會迅速改變全球貿易目前的動態。如果在北美洲、西歐和澳洲等擠滿了移民的國家中，薪資與收入都迅速下跌的話，企業就再也不需要把工廠移到國外去了。在全球較富有國家中，公司之所以會關閉工廠並遷址到擁有低薪勞工市場的較貧窮國家，是因爲受到薪資低廉的吸引，允許移民將會使低薪的吸引力消失或大幅下降。如果在母國就有許多人願意以中國勞工的薪資在你的工廠工作的話，你何須把工廠移到中國呢？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看到的，支持全球化的論點一直高度倚賴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此理論的基本概念是，如果每個國家都能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事物，並以此與他國交易自己較不擅長的事物的話，那麼每個國家都會發展得更好。多數經濟學家都很相信這套理論。在李嘉圖舉出的知名案例中，他指出若英國有意願的話，當然可以自己生產衣服和紅酒，但如果英國只生產衣服（在李嘉圖撰寫此理論的時代，英國是工業紡織製造的先驅），並把衣服賣到全球市場，再從葡萄牙等生產紅酒更有效率的國家進口紅酒的話，英國將能獲得較高的利潤。
問題在於，多數經濟學家接受了李嘉圖的論點後，不但認爲貨品自由移動能帶來更高的效率，使每個人都獲得更大的利益，同時他們也認爲勞工的自由移動也會帶來同樣的好處──至少在考慮到全球淨值福利時是如此。發展經濟學家一直以來都認爲，移民是根除全球貧困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但增進全球福祉和增進全國福祉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示意圖，保養大笨鐘。 圖／路透社
脫歐過後，英國多佛渡口累到崩潰的卡車司機。（這邊請用卡車司機荒來講這種保護主義後，基礎勞動力反而需求爆炸的懊悔矛盾。） 圖／路透社
自由貿易協議會使國家內部的收入出現重新分配，藉此補償那些遭受損失的人──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光是這一點就已經夠困難的了──而若我們藉由打斷全球勞動鏈來增進全球福祉的話，將會導致國家之間的收入出現重新分配。這麼做最終會帶來這樣的結果：平均來看，全世界的每個人都能過得比較好，不過在七大工業國中的每個人則會過得比較差。全球各國對此事顯然沒有共識，全球多數人口都想要移民進去的那些富裕國家更是不支持此方法。現今的發展正好相反，在那些國家中，反對移民的聲浪遠比戰後時期更加激烈。
儘管讓人民在全球各國自由移動理應是全球化的終極表現，但是全球化的擁護者鮮少會提倡此程度的人口流動性，世貿組織更是不可能會支持。歐盟是全球唯一曾經試着達到這種程度人口流動的地方，人口流動是歐盟成員國的基本權力（也是爭議極大的一種權力）。但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生活水準相差不大。在歐盟裡，東歐最貧困的國家與西歐最富有國家之間的收入差異，根本比不上已開發國家與非洲、中東、南亞和中美洲國家之間的差異。而且，就算是在歐盟這種相對理想的環境中，人口自由流動也造成了嚴重的壓力，英國要離開歐盟的決定就明顯反映了這一點。
這就是爲什麼世貿組織沒有用提倡自由貿易的方式去提倡開放國界。聯合國也同樣沒有這麼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保證人有在國家之內移動的自由，但沒有在國家之間移動的自由。正如桑德斯所說的，支持開放國界這個概念等同於廢除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沒有政府會支持這種概念。
如果移民危及到的是這種概念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每個國家對移民的態度都愈來愈強硬。如果邏輯上來說，人口自由移動是全球化的最終階段的話，那麼我們也無須訝異像比爾這一類的犧牲品會不想要全球化。
支持開放國界這個概念等同於廢除民族國家的概念——沒有政府會支持這種概念；但國界的模糊確實也加劇了這種焦慮的衝突感。圖爲英國溫布利體育場的英國鬧場球迷與英國球場保全。 圖／路透社
《我們成了消耗品：全球化海嘯中被吞噬的中產階級》
作者： 傑夫‧魯賓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11/9
內容簡介：當今的大英博物館收藏了人類過去的寶藏，但是在它誕生的時刻，卻是探索新世界的前沿基地。它的奠基者漢斯・史隆，爲博物館的庫房藏量和定位，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他過世後，後人根據他的遺囑，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公共博物館」。這本書首次運用史隆的標本與物件、還有他的「物種目錄」所寫成。史隆的遺願是維持收藏的完整性，結果卻被現代學科專業化的趨勢所衝散，變成植物標本歸於自然史博物館、書信手稿歸於大英圖書館、其他物件與圖冊歸於大英博物館。作者試圖將完整的史隆拼回來，也讓我們更加認識帝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