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當選，事關創投行業命運
特朗普與萬斯的當選，對於我國創投行業來說，未來四年將面臨更加艱鉅的挑戰，面臨更高維度的競爭。
唐納德·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創造了歷史。特朗普成爲美國百年以來，當了一任總統，敗選之後，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第一人。
在面對牢獄之災的巨大壓力下，以78歲的高齡，特朗普能夠最終再次入主白宮，特朗普的韌性和恆毅力（grit)可見一斑。特朗普有本書自述《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從大選的結果來看，他確實身體力行做到了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欽佩。
特朗普出身於商人世家，商人和企業家的思維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和美國政治精英世家思維和傳統政治遊戲規則具有很大不同。因而常常被定義爲“不按常理出牌”。他的商人思維，他在遇刺時表現的臨危不懼，高舉拳頭，高喊fight,fight,fight。這也是馬斯克和他惺惺相惜，全力支持他的理由和內在動力。他們本質上是一類人，所以能夠很快結成聯盟。
特朗普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內，還是政治的素人，爲了完成當時對選民的承諾，好讓自己再次當選，做起事情來可謂直來直去，高舉高打，在國內和國際上四處樹敵。第二屆當選，特朗普已經蛻變成爲政治上的熟手，在內政和外交上，有可能會令大家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的表現。
不過，在美國優先原則下，依他的個性，他仍然會幹出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情。顯然，他的當選，比哈里斯來說，對於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未來四年，中美關係會像一部精彩的大片，跌宕起伏，深刻影響世界和我們每一個人。不過對於中國來說，不會像他在第一屆在任時，揮動大棒時，那麼被動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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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次當選對創投行業意味着什麼？
總體來說，特朗普與萬斯的當選，對於美國VC行業來說應該說利大於弊。
這次特朗普的勝利，也是硅谷新貴的勝利，是特朗普審時度勢與新資本力量的聯合。馬斯克支持特朗普，彼得·蒂爾一手打造了副總統萬斯。在本屆大選中，馬斯克和彼得·蒂爾作爲硅谷成長起來的創業者、資本力量，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在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
從事過VC投資的萬斯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彼得·蒂爾一路支持下，在年僅39歲就當選美國的副總統，將對美國的政治生態和VC生態，產生深遠影響。未來四年後，萬斯大概率會成爲特朗普的接班人，競爭美國總統一位，萬斯在很長時間內將成爲硅谷VC代表的創新資本力量在政府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
進入21世紀以來，具有VC經歷的美國投資人從政，在歷屆政府中已經司空見慣，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鑑。在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爲民主黨政府中，拜登所指派的高級官員，包括哈里斯在內，有很多具備VC與初創項目投融資背景。
隨着特朗普和萬斯勝選，可以預見美國政府中與美國VC行業在人事上將會有更多的交集，包括馬斯克在內的更多硅谷新貴將在政府中任職，或者更多參與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訂。
這不僅僅是關於VC行業稅收和監管的問題，更涉及到科技政策的制定，數字貨幣，甚至是對個人隱私和國家安全的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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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對於VC行業監管將趨於放鬆
拜登政府一直在致力於對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政策進行調整，並加強度私募基金行業的監管。投資週期小於一年的資產增值稅等同於所得稅，在2021年時最高達到37%，對於長期投資的資產增值稅爲15%或更低。調整後，任何投資週期的資產所得稅將與所得稅持平，且需另加各地方周稅，使長期投資在稅收政策上的優勢蕩然無存。
對於投資機構而言，此前VC一般會選擇長期持有投資標的，以減少資產增值稅的繳納，這也將LP和被投公司長期拉到同一戰線，LP會盡可能幫助公司的未來發展以獲得更好的投資回報。稅收變更之後，LP失去長期投資的動力，且大大壓縮了投資收益，可能會減少VC市場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使資金流向其他投資品類。
歷史來看，美國民主黨一直想修改資本利得稅，但都沒有成功，是懸在美國VC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着特朗普重新上臺，從共和黨一貫減稅的立場來看，修改資本利得稅將無疾而終。這無疑對於美國VC行業是個利好。
但未來特朗普上臺之後，所秉持的嚴格移民政策，將可能不利於美國VC市場的創業和創新人才的培養。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也就是2017-2021，只准許那些“能在財務上爲自己負責”的外籍人士入境；對科技人員“極端審查”；且嚴格審查創業者工作特許。這些政策都指向限制外籍人員在美國工作。
拜登政府緩解了特朗普對移民帶來的壓力，首先恢復奧巴馬時期推出的對創業者簽證的寬鬆制度，且放鬆科技創新人員的入境覈查。這一舉動將吸引更多外籍投資者及創業者在美國工作或創立公司，併爲硅谷及全美科技公司提供高質量人才輸入，從而讓VC市場具備更多的選擇和機會。
隨着特朗普與硅谷資本結成聯盟，萬斯作爲副總統，可能會優化之前特朗普政府對於外籍科技人才的審查，以滿足硅谷對於科技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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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創投脫鉤始於特朗普第一任期
特朗普與萬斯的當選，對於我國創投行業來說，未來四年將面臨更加艱鉅的挑戰，面臨更高維度的競爭。
毋庸置疑，未來中美之間競爭之核心在於科技競爭。不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一起以馬斯克爲代表的改變世界的創業者、創投家，會帶來什麼創新是無法預料的。這是真正令人可怕的。
無論是特朗普第一屆政府、拜登政府還是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於推動中美創投脫鉤，限制美元基金在中國的特定領域的高科技投資，其精神將是一脈相承的。
這種趨勢和政策推動恰恰是在特朗普第一屆任內啓動的。簡單舉幾個特朗普在第一屆任內的政策推動情況（具體詳見）：
2018年11月20日，特朗普政府發佈《美國對中國301調查更新報告》。301報告點名三傢俱有中國背景的創投機構，中美脫鉤已經初露端倪；
2018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FIRRMA法案”強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監管權限，將審查範圍擴大到風險投資、非控股式戰略投資等；
特朗普政府及國會針對美國本土具有運作獨立性，以資產配置爲投資理念的機構投資人LP，特別是養老基金涉及中國投資事項上正在施加政治、社會及輿論壓力，並取得的一定的階段性成果；
特朗普政府針對中概股出狠手，從業務開展到資本市場兩個方面加大對中國創新型的頭部企業圍剿和打壓。這些企業與美國客戶和資本市場脫軌加速。
美國拜登政府10月28日正式宣佈，限制美國企業和美國人在半導體、人工智能（AI）和量子領域向中國投資的新規將從2025年1月2日起生效。美國財政部6月21日公佈新規提案，限制和監督美國在中國的人工智能、計算機芯片和量子計算領域的投資。該提案源於美國總統拜登2023年8月發佈的行政命令。其實拜登總統的行政命令就是繼承了特朗普第一屆政府時期的政策導向，只是在手段上和方式上做了加法。
隨着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企業和投資人在中國的投資領域限制的範圍有可能擴大化，同時，通過關稅制裁的方式也可能會重新大行其道。
所以我們預計，在特朗普新的任期內，中美創投脫鉤趨勢還會持續，甚至會加劇。中國創投行業的外循環，美元基金的“”去美國化“”也將會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對於投資於中國的美元基金來說，募資會更加困難，投資也受限，在國內創投生態中的作用呈現持續下降趨勢。
由於美元VC基金週期較長，持續週期在12年左右，投增量，投從0到1，投破壞式創新能力強。美元基金滑坡，對於國內創投生態的損失是結構性的，系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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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創投生態路在何方？
對於中國創投行業來說，一方面要加快創投高質量發展，真正解決創投行業面臨的募投退痛點和難點；同時，創投行業的外循環也不能放棄，要千方百計擴大多元化海外LP羣體，持續擴大對外資開放領域和便利，致力於降低中美創投脫鉤造成的負面影響。
美國硅谷、創投精英這次與特朗普成功的合作，對於美國創投和創新影響深遠。而帶給中國創新和創投的壓力是巨大的。美國VC行業完全是市場主導，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充足，對於創業失敗的包容性強，沒有所謂我們國家國有創投機構和LP所面臨的機制和體制束縛。
當下，中國創投行業的國資化趨勢十分明顯，國有LP出資佔到70%以上，市場化LP在急劇萎縮。創投基金與國資監管之間具有天然的矛盾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我們既不能完全照搬海外的創投最佳實踐，也不能完全按照國資標準來做創投。完全按照海外最佳實踐做創投，我們目前缺乏真正資產配置型的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按照國資標準做創投，我們只能做從1到100的創新和應用，很難做到從0到1。因爲我們的風控責任體系和資金屬性，要求我們既要，又要，還要，無法做到對失敗的真正寬容和包容。
這應該是中國創投行業發展面臨最大的束縛和最大的短板。
中國需要在總結過去20年創投發展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之上，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投生態，更好發揮政府和國資作用，更好發揮市場化力量作用，形成合力。創投行業目前政策的修修補補已經收效甚微，我們需要進行機制和體制創新，進行頂層制度的設計，找到可持續的發展方向。
中國的創新任重而道遠。我們目前很多的創新僅僅是做到了緩解卡脖子，解決了卡得鬆還是緊的問題，創新路徑還是在追趕別人的。我們只有創造別人沒有的路徑，沒有脖子被別人可卡，才能真正實現了原始創新。在這個過程之中，中國創投行業不可或缺，而且必然要發揮巨大作用，兩者相輔相成。
中國創投行業是離創新最近的行業，其本身也亟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