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從「糖」在香港發跡的英國商業帝國

左爲創辦太古集團的施懷雅家族第二代約翰．森姆爾．施懷雅；右爲如今太古集團在香港總部的標誌。 圖／太古集團官網、路透社

▌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從「糖」在香港發跡的英國商業帝國

少有商品對十九世紀曆史的影響能夠勝過糖。

糖的生產、加工、交易和消費，塑造了農業、商業、國際航運網絡、政治、飲食和健康。糖曾是密集的技術研發焦點。蒸汽動力和鋼鐵在十九世紀初對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鮮血、汗水和奴役束縛，也始終和糖糾纏在一起。糖的世界與奴役非洲人、非洲後代以及其他人等，密切相關，而且在後奴隸制經濟以及將勞動人口（尤其是從中國）送到種植園的新運輸形式中，仍佔有核心地位。

▌本文爲《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如何參與商業零和遊戲？》（麥田，2023）書摘

施懷雅兄弟在充滿加勒比煉糖財富和糖業經貿興盛的世界長大，那是他們父親的事業重心，而且曾是他們獨有的特色商品。甘蔗在熱帶地區是一種適應力良好且普遍種植的作物，而特別的是，歐洲的技術發展也能從成長在溫帶氣候的甜菜根中提取糖。糖有多種形式取決於提取過程以及消費者的口味、習慣和財富。消費者的口味可能會變，而且變化劇烈又迅速。

綜觀十九世紀，糖的人均消費增加，生產增加，價格下跌。一個菁英的炫耀性消費產品脫胎換骨，成爲人們飲食中的主要商品。而且，糖或許比任何其他食品都更重要，從來不僅只是一種食品而已。

個人、社會、經濟和國家都被一個甜蜜暴政迷住了。如同美國內戰期間，棉花的生產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糖的生產也對全球市場的變化極其敏感。歐洲在一八七○年代出現甜菜根生產危機──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法國的甜菜根歉收──相應而生的歐洲需求，吞食了來自亞洲汕頭、爪哇和印度的進口糖。

約翰．森姆爾．施懷雅與巴特菲爾德（Richard Shackleton Butterfield）合作，在上海成立Butterfield & Swire，中文命名爲「太古洋行」，初時經營茶葉及絲綢貿易，以及由英國進口棉花及羊毛。圖爲1866年太古洋行開業的報章啓事。 圖／太古集團官網

爲了迴應這個需求，怡和接手從一八六八年起在香港開業、擁有華資的糖廠「華熙史密斯公司」（Wahee, Smith & Co.，後來的中華火車糖局China Sugar Refinery）。到了一八八一年，中國商人又興建了第二家糖廠，即利源糖廠（Lee Yuen Sugar Refinery，音譯）。這些廠房主要處理從東部沿海汕頭運來的原糖，那裡的甘蔗田用從華北（搭乘太古和其他公司的輪船）運來的豆餅施肥。

對香港這樣的地方而言，兩家煉糖廠似乎就足夠了──事實上，香港一度有三家煉糖廠，但由於資金不足，第三家落入怡和的手中。但誠如某個澳洲觀察家在一八八五年所言，「太古公司如今最出名的，就是他們『一頭栽進去』的政策」，這也使他們成爲「東角巨頭，在中國沿海地區幾乎各項事業的競爭對手」，香港某報紙的社論如此評論。於是太古也就這麼栽進去了。

新糖廠的規畫、融資和經營是研究太古集團營運方式、不停改變在華英商性質，以及全球經濟持續進化的實用案例。自從一八七九年，約翰．森姆爾請在香港的合夥人麥金託什研究開設糖業或保險業的機會起，計劃就在隨後近兩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地形成。

「如果我們與怡和起爭端，而這可能性似乎很高，」他寫道，「我們就必須在各方面都與他們對抗。」在煙硝味不那麼濃的時候，他承認，競爭對手的「老牌地位、社會和個人影響力」可能代表他們的實力只會越來越強，投資組合裡的代理項目只會越來越多。儘管如此，「我們應該要扮演受人尊敬的小老弟」──默默把重點放在「受人尊敬的」幾個字上──在探索和打消了在香港成立棉紡織廠或造船廠等選擇之後，他決定開發煉糖廠。

1870年太古洋行開設香港分公司，圖爲1900年代位於香港中環幹諾道1號的太古公司香港辦事處。 圖／太古集團官網

投入這個行業需要土地、水、高效廠房設備、經驗豐富的員工、打點這一切的資本，以及生產開始後取得原物料的營運資本，一個管理機構和進入市場的管道。這將是一項複雜又昂貴的商業開發，而且過程中不時遭遇挫折。

一八八一年六月，約翰．森姆爾寫了一封親筆信給他的通訊圈──主要是太古輪船公司的股東──信中附上新事業的招股說明書，邀請他們投資。「我們可以爲任何有亮眼成績的公司取得英國資本，」他在一八八一年早些時候曾這麼說，太古輪船公司的收益和股息也充分證明，那些手上有「閒錢」的人大可對他有「信心」，等着拿百分之十的回報，在他們的「遲暮之年」「安享富足」。

「老董」寫信邀請朋友和合作夥伴投資各式事業的檔案多不勝數，有時他的邀請口氣非常不客氣，他會宣告結果，讚美或捍衛他在中國的茶師和經理的品味和判斷力，然後說，只有蠢蛋纔會拒絕投資，並以其他方式勸誘或安撫他們。

亨利．艾薩克．巴特菲爾德是這個人脈網中財力最雄厚的其中一人，他對這些投資邀請抱持的態度特別謹慎。謹慎是巴特菲爾德家族的特色，約翰．森姆爾心想──理察．夏克頓．巴特菲爾德的幽靈一直與他同在──不過，他還是在一封信裡向艾薩克．巴特菲爾德保證，沒錯，他的船可能會失事；沒錯，這是一個風險；沒錯，船很可能被船長偷走，但這種行爲叫作劫持，在國際上都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又或者，你的輪船在事故中害死了主教或其他有頭有臉的人物，由於「有過失責任」，巴特菲爾德個人可能會被要求賠償，但一般來說，這種責任對船東不是問題。

經歷過科利一八七五年倒閉，連帶對生意造成衝擊，還有一八七八／七九年的景氣低迷之後，如果太古希望透過這個網絡取得資金的渠道能維持暢通，維護公司以及他個人的聲譽則是重中之重。

糖廠的資金即將到位，投資人全來自英國本土。新公司於一八八一年六月正式成立。但太古和他的合夥人對糖仍一無所知。太古輪船公司成立之際，他已經投資航運或爲其他航運公司做代理超過二十年了。自從他在一八四○年代入行經商以來，棉花商品一直是公司的主力產品。他對澳洲的飲料市場也累積了足夠的知識，可以就新品牌的波特黑啤對洛裡默提供建議，而糖雖然長期以來都是公司進口的主要產品之一，自己開糖廠卻是截然不同的事業。

爲此，約翰．森姆爾再次動用合作伙伴和親戚網絡的協助。

1882年興建中的太古糖廠。 圖／太古集團官網

公司在香港維多利亞城以東五哩處的鰂魚涌買到合適的土地，雖說地價因爲怡和精心策畫的操弄，在最後一刻大幅飆漲。鰂魚涌當時是一處鄉下，和城市只有一條道路相連，這條路經過東角的中華火車糖局，通向在港口東邊的軍營。這一路感覺很遙遠，在過去流行乘坐馬車外出兜風時，這裡是維多利亞城居民足跡所至最遠的地方。

這塊地需要填土整平，加固斜坡，並在靠港口側築堤。照片呈現了基地的開發情況，興建碼頭，鋪設地基，九層樓高的鍋爐房拔地而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當時殖民地最高的建築──從格里諾克運出的大量設備正在安裝。「一座宏偉的建築，」約翰．森姆爾寫道，「沒有在裝飾上浪費一毛錢──樸素又結實。」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七日，糖廠開始營運之際，他人在福州，怡和的強森則是在香港殖民地，即將離開待了三十三年的中國。看到自己的告別演說、讚美評論的相關報導，和太古糖廠開始生產的消息出現在同一頁，肯定是他離開前的污點。「每個人都很驚訝，」約翰．森姆爾沾沾自喜地說，「強森當初估計要六年纔會蓋好。」。

不到三個月，強森或許已經放聲大笑了。就在糖廠開始營運之際，世界糖價暴跌。約翰．森姆爾開始極度懊悔這個商業佈局。國際間只有哈維邁耶公司（Havemeyers & Elder）碰巧在同一時間於布魯克林興建的工廠，在規模和產能方面超越太古糖廠，這份成就和莫大寬慰，都因生產頭兩年遭遇的一些重大問題而蒙上陰影。

除了歐洲和亞洲生產過剩導致的價格空前暴跌，公司在尋找市場、維持生產品質、維護員工福利和取得資金方面也遇到了阻礙。

而隨後前來拯救太古糖廠的，是年輕的德國化學家費迪南．海因裡希．科恩博士（Dr Ferdinand Heinrich Korn）。這個人不僅有才華，更重要的是，他帶來一種有別以往的生產思維。「科學必須帶頭，」麥金託什寫道，海因裡希．科恩將科學帶到了鰂魚涌。

科恩博士成爲糖廠的總負責人，逐步改善並穩定品質。產品的品質也因爲在一八八六年引發合約糾紛，而在法庭上遭檢驗、質疑。不久，對糖廠的規畫至關重要的中國消費者也開始「買帳」。「開始的時候，」麥金託什後來寫道，「事實上，我們並不清楚……要到哪裡找販售產品的現有市場。」其挑戰在於，中國消費者習慣食用主要來自汕頭中國生產者的各種糖。約翰．森姆爾本人在一八八四年寫道，「我們現在必須教育中國人愛上精煉的糖，而不是粗糙的糖，我擔心這工作得靠時間來完成。」

事實上，中國消費者已經準備好接受「現代的」糖，就像他們也很願意搭輪船旅行、乘坐吳淞鐵路、使用電報，和接受其他舶來品。他們的文化是開放的。糖和現代性有一種額外的共鳴點，將會成爲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消費文化的一個獨特元素。愛吃甜食是很時髦的事。

對生產者而言，一八八四年的價格暴跌對糖的消費產生了長期的、非常正面的影響，因爲它將工業生產的糖帶給了更多如今買得起糖的大衆。只是中國消費者也漸漸遠離非工業生產的有色糖，買起廉價的「工廠白」糖，這是經過漂白而非精煉的產品。這種白糖後來成爲人們可以接受的精煉糖替代品。

當工業生產的白糖價格走跌時，消費者也已經準備好換換口味：過去兩年的低廉價格，「使糖廠的產品打開了過去他們不曾進入的市場，」麥金託什表示，而這「讓以前食用的糖遭受污名」。新糖廠的新產品和現代性與健康的關聯，也益發推動了消費面的變化。白糖是「純淨的」，透過自動化和可靠程度日增的衛生工業過程生產。若要延續這樣的生產，「我們務必接受化學家的領導，並與他配合，」麥金託什寫道。

太古糖廠被徹底整合到太古的航運利益裡。唯有太古輪船公司的船隻有權載運糖廠提煉的精糖，而且大部分原物料是由太古的船運往鰂魚涌。圖爲1904年的太古輪船公司旗下長江蒸汽船「金陵號」明信片。 圖／太古集團官網

1911年營運中的太古糖廠。 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太古糖廠被徹底整合到太古的航運利益裡。唯有太古輪船公司的船隻有權載運糖廠提煉的精糖，而且大部分原物料是由太古的船運往鰂魚涌。用豆餅爲供應香港精煉廠原物料的爪哇種植園施肥的需求，也意味着太古輪船營業額增加。糖搭乘剛載着豆餅南下的太古船隻，從香港運往北方。

作爲代理商，太古洋行透過在中國和日本的分行經銷太古糖廠的產品──這就是橫濱辦事處沒有關門的原因。香港的太古洋行是糖廠本身的總代理。太古集團是重要股東。儘管提供經營資金的問題教人望而生畏（這迫使公司尋求過去前所未見的資本規模），儘管市場變化無常和來自怡和所屬糖廠的競爭，太古糖廠還是在一八八四至一九○○年間，創造出可觀且穩定的利潤，和總計超過一百萬英鎊的股息。

而這些也都是公司不曾遇過的新困境。在工廠興建期間及之後，中國勞動力帶來的那些困境也是如此。因爲，太古集團赫然意識到，公司僱用的中國員工人數，比英國或任何其他國籍的員工都要多。

利物浦網絡漸漸在太古的故事中失去能見度，此時的太古反而越來越融入倫敦。先前的航運，以及現在的糖業，爲太古帶來了許多蘇格蘭員工。公司有葡萄牙和印度的警衛、葡萄牙職員和簿記員，當然還有科恩博士，而他只是太古糖業招募的衆多德國員工的第一人。然糖廠的建設爲公司另開生面，工廠直接聘僱大量的中國人，因此這揭開了各種新互動的舞臺，可是並非所有互動都是令人愉快的。

首先，原來的建築承包商低估了業務的規模，當麥金託什想僱用另一個人取代他時，公司卻遭到他的同行抵制。誠如約翰．森姆爾所說，「行會禁止我們做中國史上第一個大規模工程。」他指的，是英國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史。公司的反應是索性直接僱用工人，儘管一八八三年七月關於大批工人罷工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這麼做並沒有讓問題好轉。但「建築只花一半的時間就蓋成了，」約翰．森姆爾寫道，而且這些工人拿到更多工錢，因爲他們直接受僱於太古糖廠，不用被承包商抽傭。

勞工成爲間歇性緊張局勢的根源。一八八六年，太古從汕頭招募了一百七十人到糖廠工作。考慮到糖業生產在汕頭地區經濟的角色，太古可能假設他們對糖廠工作有一定的瞭解，沒想到，新問題便由此而生。一八八○年代，華洋互動出現了新的現象，尤其是工人和其他人因爲一八八四／八五年中法戰爭而採取的的民族主義行動，以及先前因法國奪取東京（Tonkin，按：歷史地名，指越南北部）而引發的緊張局勢。

一八八四年的九月和十月，香港的碼頭工人和船伕抵制駛進港口的法國軍艦。裁判法院應僱主要求，對違反合約的工人處以罰款，引發香港各界華人的示威和暴力事件。一八八四年之前的華洋衝突向來伴隨着華人羣衆動員的因素，不過爲外國勢力工作或供應外國勢力的清朝人民，人數也不相上下。但當太古洋行這樣的公司隨着業務發展和擴張跨足製造業，製造業成爲新的衝突場域，揭開抵制和罷工時代的序幕。

作爲代理商，太古洋行透過在中國和日本的分行經銷太古糖廠的產品──這就是橫濱辦事處沒有關門的原因。圖爲1880年代太古洋行的橫濱分公司。 圖／太古集團官網

《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如何參與商業零和遊戲？》

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譯者：葉品岑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3/11/2

內容簡介：《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完整地記錄了太古集團的歷史、家族脈絡、商業策略、它的成就、困境，經歷了戰爭、革命，和波折不斷的全球經濟。這本傑出的企業剖析，不僅精闢解析，更結合各方面的歷史洞察：企業本身和所處的環境，近代中國、英國以及永遠迎頭趕上的全球化浪潮，所觸及的買辦、船東、東西方商人、革命家、海盜以及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企業高層。任何對全球貿易感興趣的人，必讀《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它提供了一段貼近近代生活的歷史，有助於理解當今亞洲的經濟企業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