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北大法律系1977級）講述：恢復高考，如雷驚春
又是一年高考。
與宋健老師進行正式採訪的當天，是“六一”兒童節，實在是個適合“穿越”的好日子。
1977年，17歲的宋健成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當被問到：“現在往回去看高考，您覺得距離它有多遠呢，是45年那麼遠嗎？”宋老師彷彿愣了一下，然後笑着答道：“就是有45年那麼遠吧，高考對我來說確實是很久遠的事情了。”
起風了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停滯了十一年的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製度正式恢復。彼時，宋健剛剛高中畢業，“如果沒有恢復高考，我很可能會被分配到工廠裡工作”。
1977年的高考，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從當年10月消息公佈，到12月正式考試，不過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因爲報考人數太多，江蘇省還在1977年11月28-29日組織考生進行了一次‘初試’，只有通過初試的考生，纔有資格參加12月25-27日的正式高考。”
宋健回憶，江蘇當年是30多萬人參加初試，最終約有10萬人正式參加高考。梨子據此查詢，1977年的全國高考報名人數高達570萬，最終的錄取人數僅爲27萬，錄取率低至5%；而這個數字早在2016年就超過了80%。
《數理化自學叢書》
圖片來源：任丘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梨子還發現了當年的一套“神奇”教材——《數理化自學叢書》，因爲複習資料的稀缺，加上書中的內容較爲容易理解和把握，這套書的銷量最終高達7395萬冊，堪稱那個時代的《5年高考，3年模擬》。要知道，在此幾十年後風靡全國的《明朝那些事兒》，其銷量也僅突破了千萬冊而已。
“這套書我也有印象。此外，我媽媽當時還通過各種渠道，想辦法手抄了一些數學題回來給我。”而事實上，因爲當時的“供不應求”，甚至有人手抄整本《代數》，寄給當時還在農村做知青的親人。
——“是啊，那時可用的複習資料真的是太少了，現在的孩子可以說是很幸福了。”
宋健回憶，當時的情況，是先報志願再考試。“由於是文革結束後首次恢復高考，那時對填報志願這些完全沒有概念，記得當年我最初填報的三個志願分別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復旦大學經濟系和南京大學哲學系，後來我的老師說志願不能這麼報，得有‘梯次’，於是我就把第二、三志願分別改成了南京地區的高校。”
宋健說，她瞭解到的情況是，後來與她在北京大學成爲同班同學的李克強，當時竟然把北大法律系放在了第二志願，而第一志願則是安徽省內的一所師範學院（李克強此時還在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任黨支部書記，“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後因成績優異被完全“不計較”的北京大學先行錄取。
——“那時根本不像現在，老師和家長們已經把填報志願研究成一門學問了。”
宋健1981年拍攝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側門前
可以說，宋健在填報志願時採用的是“排除法”+“朦朧選擇”：“那時文科可選的範圍並不大，我甚至連‘心理學’專業都沒有聽說過。我是很喜歡文學的，尤其喜歡讀小說，後來到了北大，發現圖書館裡從民國開始到文革期間出版的小說我基本上都讀過。我恰恰是通過大量的小說閱讀發現自己似乎並不具備文學創作能力。而我在高中階段的外語基礎也不太好，這樣下來可選的專業也沒有幾個了。”
“不過文學對我的影響仍然很大，這也要歸功於我的高中語文老師，他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至今記得他在課堂上朗讀課文時常常滿含熱淚的樣子，讓我體會到文學的美好。”
至於爲什麼選擇把法律放在首位，宋健說：“這要感謝我的高中政治老師，是他建議我學習法律；加之當時印度電影《流浪者》（該片曾獲1953年戛納國際電影節大獎）風靡全國，片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律師，令人印象深刻，這也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法律的種子——不過當時其實並不知道法律是什麼，我對法律的所有理解就是律師。”
“您那時糾結過是報考清華還是北大嗎？”——對於梨子拋出的“凡爾賽”問題，宋健絲毫沒有猶豫：“文科生沒法考清華呀，那時的清華基本還是個純理工院校。”據宋健回憶，1977年恢復高考時全國開設法律專業的院校只有三所，而現在，不止於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建設，在全國範圍內開設法學專業的院校，也早已數以百計了。
隨後，提到自己的高考成績時，宋健笑着回憶：“雖然我當時報的是文科，但感覺還是數學考的最好，也幫我拉了很多分，最終幸運地被第一志願錄取。當然，1977年的高考難度不大，也是各省自己命題，再後來我看全國統一考題的難度，估計自己可能考不上大學了”。
至於爲什麼選擇文科，原因也很簡單，“我媽媽就是一名工程技術人員，她覺得女生學理工科太辛苦了”。
一路生花
雖然是1977年的高考生，但因爲考試在12月份才進行，所以宋健與北大法律系正式相見時，已經到了1978年的2月。高考的恢復讓過去“積攢”了十一年的年輕人聚集到了一起，宋健發現她的同學中有農民、工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而以應屆畢業生身份參加高考的她，“意外”成了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
“那時還沒有知識產權這門課吧？”
“沒有，我們國家的《商標法》是1982年8月23日才通過，當時我已經畢業工作了。至於《專利法》和《著作權法》的頒佈就更晚了。可以說我在校的時候幾乎連‘知識產權’的概念都還沒有。”
宋健回憶說，因爲自己當時年紀太小，又沒有在社會上磨礪過，所以相比那些有社會閱歷的同學，她學習法律其實是有些吃力的。她認爲，做法律這一行一定要對社會有充分的認知和理解，所以在接下來的學習和工作中她從未停止過充實自己。
“法科生除了瞭解社會還需要有什麼素質？我想是‘社會責任感’吧，年輕人還是要去思考自己能爲社會做些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
梨子想，如果這個答案出自他人之口，或許會讓人覺得空泛，但宋健老師不會。她一直在努力踐行這個“自我要求”，即便現在已經退休，她的生活也仍舊被學習、研究和各式各樣的講座、研討會所填滿——“只要與我的專業工作有關聯，有可能的話我會盡量參加”。於是，梨子深感與宋老師預約“檔期”的過程着實“艱難”——“您好像反倒比退休前更忙了~”
1982年大學畢業後，宋健被分配到了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自此便是將近四十年的法官職業生涯。
當被問及爲什麼沒有像《流浪者》女主角那樣去做一名律師，宋健回答的很乾脆：“做律師很不容易的，我自認缺乏律師‘開拓市場’的能力。”“現在看來，我似乎也缺乏做純學術研究的能力和興趣，我還是比較喜歡從實務出發，在提出問題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梳理，我寫文章的出發點都是基於問題導向。”
宋健（左一）在北大
她的兩位同學：陳魯濤（左二）、藍曉梅（左三），畢業後都成爲了律師
相比於填報志願時的懵懂，經過數十年專業學習和司法實踐的宋健此時對自己明顯有了更爲清晰的認識。“你到底喜歡做什麼、適合做什麼是需要自己去不斷探索的。當然，除了法官職業外，法律共同體中的其他職業都有其價值，也都值得去嘗試。”
至於是否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劃分過階段，宋健沉吟了一下，回答道：“之前確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要劃分的話，我想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畢業到了江蘇高院後直到1987年，剛剛參加工作，從‘法院小白’書記員，到升任爲助理審判員，也參與審理了一些重要案件；第二個階段，根據中央加強政法幹部隊伍正規化建設的要求，我被組織上安排到法律業大（全國法院幹部業餘法律大學江蘇分校）做了一名老師，長期教授《民法》、《婚姻法》，其間還教授過《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這也爲我後來迴歸法官工作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功底。在業大的十六年，我兩次被評爲“全國優秀教師”，這對我來說其實是個很漫長也很重要的職業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迴歸審判工作。2001年底，法律業大完成大專層次學歷教育的使命並解散，我又被組織安排到了江蘇高院審監庭，2004年又被安排到知識產權庭工作，直到退休，這一轉眼又是近20年漫長的專業法官經歷。”宋健說，實際上她對法律的興趣似乎並沒有那麼濃厚，但很幸運在知識產權庭的工作常常面臨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發展對法律適用提出的挑戰，“我喜歡不斷接觸、學習新的東西，而這對我來說是新的挑戰，或者可以說是對每一名知識產權法官的基本要求。”
比如，宋健可以爲了審理改編權案件，專門去研讀電影劇本的寫作技巧；甚至在此前一起涉及兩系雜交水稻‘兩優培九”植物新品種的案件中，通過閱讀專業書籍和大量資料，同時向專家諮詢、邀請專家證人蔘與訴訟，最終對雜交水稻的發展由來也能準確說出個一、二來。曾有一位雜交水稻專家在看過她寫的這起案件的判決書之後，甚至詢問：“這位法官是學農學出身的嗎？”
“我們當然不可能成爲經辦案件領域的專家，但至少要對這個領域的涉案技術爭議瞭解到可以和當事人、專家直接討論實質性問題，並能最終將技術事實查明及法律適用完整呈現在判決書中的程度。”宋健如是說。
我的“人世間”
“我的高考沒有太大壓力，但當時的確想過，如果考不上就再繼續考；而當時的普遍認知是，就算真的考不上大學，也可以進工廠或做其他工作，完全不像現在的孩子，似乎從上小學開始就是在準備未來的高考，高考對孩子們來說是件太大的事情了。”
至於是否建議成績不理想的孩子復讀，宋健說：“這個我不好去建議，只能是個人的選擇。但在我看來，一個人一開始上的學校包括專業可能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重要，因爲你一開始的選擇不一定就是正確的，也不一定是興趣所在，很多人最終從事的工作可能與其最初學習的專業完全沒有關係。因此，我覺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在此後結合工作需要的持續學習精神和學習能力，終身學習纔是關鍵。”
在閒聊中，梨子曾問過宋老師有沒有關注過與高考相關的影視劇，“沒有吧，我平時倒是喜歡看一些行業劇，因爲法官的社會接觸面很窄，通過看行業劇可以拓寬對社會許多行業的瞭解。比如看《理想之城》，瞭解建築造價師這個職業；再比如看《青春創世紀》，瞭解直播平臺如何打造頭部主播，這對於判斷主播跳槽行爲的性質有所幫助。”
可見，宋健的“休閒”都是以“職業觀察”爲中心的，不過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別樣的“時尚”呢，畢竟這兩部片子，連梨子都還沒有看過。
當被問及對於給自己劃分的階段，有沒有哪一段是想重來一遍的，或是會有別的選擇。宋健坦言：“我不是一個很有規劃的人，像選擇法律是受了老師的影響，工作後便一直是服從組織安排，但好在走過的每一步都讓我比較滿意，所以也沒有具體設想過別的選擇和可能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高中畢業就遇到了首次恢復的高考，之後在工作中又與知識產權邂逅。知識產權真的是一個充滿魅力的領域，你會不斷面臨創新和挑戰。據我的觀察，許多從事知識產權工作多年的朋友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一旦真正走進知識產權，就會形成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你心甘情願爲它付出，就像大家所調侃的：‘選擇知識產權，天天是高考’。”
採訪中，梨子發現宋健常用“幸運”來形容自己的經歷，但單憑“幸運”顯然遠遠無法造就現在的宋健。這讓梨子想起採訪中的最後一個問題：“您有人生格言嗎？”
她答道：“我從年輕時就信奉一句話，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努力的人總會比不努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好的結果，我想這就算是我的人生格言吧。”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更何況是恢復高考這樣的大事。
史詩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恢復高考的片段中有這樣一句：“我斷言，若干年之後，我國各行各業的棟樑之材，就在這批大學生裡。”
梨子不禁想起，在採訪前夕，宋老師參與的一場直播裡，她曾這樣說：“作爲一名知識產權法官，幹了這麼多年之後，如果還沒有一點心得的話，是十分辜負自己的。”
——以最高的標準律己，以最大的善意待人，是梨子在與宋老師的交流過程中最爲強烈的感受。
宋健與到訪江蘇高院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學生實踐團
最後，宋健說道：“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面臨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人，甚至是高考生，需要做的就是儲備自己的專業能力和未來持續學習能力，以便隨時準備好去應對時代所賦予的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