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皇帝和他的“天才捕手”計劃
丘成桐是著名的華裔美國數學家，曾經獲得過數學領域的至高獎項菲爾茲獎和沃爾夫獎，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由於他在數學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巨大的學術影響力，《紐約時報》送給了他一個頭銜：“數學皇帝”。
丘成桐個人研究成就早已達到了頂峰，在近些年，他將主要精力放到了別的地方：爲中國培養未來的數學家，同時也是給自己的學術研究找繼承人。他在清華大學創辦了求真書院，並擔任院長，以清華爲基地選拔和培養下一代數學人才。
丘成桐對拔尖數理人才的培養有着自己的特殊理念。他特別重視人才的早期發掘和培育，倡導頂尖數學家的培養要從初中開始。在這一理念的影響下，他在清華設立了新領軍計劃，允許非高三的學生甚至初中生來報考，同時，他也在全國各地和當地的頂尖中學合作，設立了幾十個丘成桐少年班（俗稱“丘少班”），招收當地有潛力的年輕學子，在數理方面進行貫通、超前培養。
前不久的11月6日，丘成桐在第二屆全國基礎教育數字化論壇上發表了演講，正面闡述了他關於訓練和提拔傑出人才的思考，並回應了社會上對他這些做法的一些疑慮。他還講到，今年在全國丘班中又選拔出一個“示範少年班項目”，每年不超過50人，集中到清華大學附近的101中學進行培養。這個示範班，按丘成桐的說法，就是中國數學未來的“國家隊”。
選拔具有非凡天賦的年輕人，從十幾歲的時候便開始針對性的培養，這種做法至少有幾百年的歷史了。特別是在數學和物理這兩個學科上，很多天才學者在十歲出頭就已經嶄露頭角了。有數學之王美譽的歐拉，在13歲起便跟隨當時最負盛名的數學家伯努利學習數學和物理；而數學王子高斯，大家都對他10歲就能自行推導出等差數列求和公式耳熟能詳了。這兩人都在很年幼的時候就展露出非凡的數學天賦，隨後又得到了名師的指點，最終成爲名垂青史的偉大數學家。
高斯
當代的著名案例有華裔數學家陶哲軒。他7歲開始自學微積分，8歲半升入中學，一年後開始在家附近的大學學習數學和物理，16歲大學畢業，21歲時便在普林斯頓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後來的學術生涯也頗爲順利，是一位享譽世界的數學家。
陶哲軒
有了這些成功先例，很多國家出於培養人才的目的，都建立了針對傑出少年的特別教育系統。美國傾向於將具有天賦的學生送到特定學校進行鍼對性培養，以助於他們能更好更快地適應大學學習和學術研究。例如美國的史岱文森中學（Stuyvesant High School）和布朗士科學中學（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等學校，就是承擔早期天才教育職責的學校，最後也成了諾獎得主的搖籃。而盛產數學家的法國，也以立法形式，要求各級教育系統對“智力早熟兒童”進行個性化追蹤和支持，並採用開設英才班的方式，讓他們能夠更早地接觸深奧的學術專業知識。
我們的鄰國俄羅斯，則延續了前蘇聯時期對天才兒童進行“喪心病狂式的理工科教育”的傳統。根據俄羅斯的一些統計數據，截至1999年，超過80%的俄羅斯數學和物理的相關人員參與過這類特別項目的培訓。而這樣的針對性項目一直保留至今，在政府的持續支持下不斷拓展升級。2014年，俄羅斯設立了一個名叫“天狼星”的教育中心，這是一個專門爲天才兒童設立的中心。他們在全國範圍內遴選出在科學、數學、藝術和體育等領域具有卓越才能的學生，傾全國之力對他們的成長和培養給予特殊幫助。
中國也有這方面的嘗試。但在丘成桐之前，這些嘗試更多侷限於各個省市內部，規模一般也較小。比如北京地區，有人大附早培、八少八素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天才兒童培養項目，其他省市也有類似的項目，但都比較分散，培養方式也不盡相同。全國範圍的項目，則多以大學牽頭開設“少年班”，招收低齡學生。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中科大少年班了。
而丘成桐的出現則大大推動了國家政府在這件事上的重視程度。他以自己的聲望爲基礎，以清華大學求真學院作爲基地，與各省市頂尖中學聯合設立丘成桐少年班，招收和培養有天賦的年輕學生，規模和影響力遠超之前的任何一個天才班項目。在這個過程中，他也不斷學習和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聘請世界最頂尖的學者，同時結合自己的個人成長經驗，實際參與到這些天才兒童的培養過程之中。
而這次提出的“示範班”國家隊，是這一思路下的新範式。
丘成桐教授在“傑出少年示範數學班”開班儀式上致辭
國家層面的支持，大師親自下場推動，各級媒體也不斷報道和讚美這些低齡上清華的天才兒童——這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丘班熱”，許多省市的優秀學子都以丘班爲自己的最高目標來努力。
有人說，這件事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恐怕也就只有丘成桐能做得到。誠然，目前丘成桐在中國數學教育領域的權勢，絕對堪比“皇帝”。
如此高調的天才選拔培養計劃，不乏擁躉，但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論。
最明顯的爭議是丘班的掐尖思路與國家政策不符。在目前全國雙減的大背景下，各地的丘少班卻在大張旗鼓地層層選拔進行掐尖，顯得非常的不合時宜。對此，丘成桐曾明確表態，這個計劃是針對極少數人的，主要是針對有數學天賦又有志於數學研究的學生的，並不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然而，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下，這件事的實際走向與丘先生的初衷產生了不小的背離。中國自古有看重“金榜題名”的傳統，許多家庭都將孩子考入清華、北大這樣的頂級學府作爲光耀門楣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丘班學什麼、怎麼學、後續的職業規劃都不重要，他們單純天真地認爲，孩子只要考上丘班，就已經在人生贏家的道路上站穩了腳跟。因此，在他們眼裡，丘少班、新領軍計劃，是一條將孩子送入清華的極好的升學渠道——他們的實際目的，是利用丘成桐的天才兒童選拔機制，讓孩子能儘快地進入清華，而不是爲了日後將孩子培養成數理大師！
這帶來了更深層次的問題：需求的錯配。丘成桐想要的東西和期盼考上丘班的孩子及其家長想要的東西，並不一致。這種錯配，無論是對丘成桐而言，還是對孩子、家長而言，都可能會很致命。求真書院的培養機制是3+2+3式的，而且主要目標是培養前沿的理論數學家或物理學家。這就意味着，很多孩子會在剛進入青春期的時候，就需要決定是否要在未來近十年——人生中最青春的十年——投入到常人看來非常枯燥又艱難的對抽象世界的無盡探尋過程中去。這就需要孩子是真的熱愛數學這門學科才行。許多衝着清華、丘成桐名號去的家長和孩子，在考上丘班的那一刻，可能並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最後導致許多人被迫頂着看似風光的“清華”招牌，卻在實際上忍受着極度痛苦的求學生涯。
丘成桐和求真書院的學生交流問題
而丘成桐呢？他當然希望自己的繼承人心中一心只有數學，心無旁騖，而不是看到自己辛苦創辦的爲國選材、培養未來數理大師的計劃淪爲一些人的捷徑和跳板。
今年的10月假期在求真書院內部曾發生過一個不太和諧的小插曲。起因是書院10月1日晚在微信羣裡發佈通知，讓參加博士轉碩士項目的學生在次日早上去接受丘先生的指導。這遭到了個別學生的質疑，認爲在假期臨時通知第二天的安排非常不合適，打亂了學生整個假期安排，並隨後和丘先生在言辭上有一些直接的交鋒。這本不是什麼大事，卻多少能折射出丘先生和部分書院學生在求學理念上的差別。
從丘成桐個人的求學經驗看來，他認爲，數學研究，應當具有一種獻身精神，即，將一個人的全部時間、精力都投入到數學上來。這也是他年輕時在美國求學經歷中的真實做法。但這對於大部分大學生來說，恐怕很難接受。他們看來，學術研究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並非全部，生命中還有很多事比數學更重要或同等重要，他們無法做到像丘成桐當年那樣全年無休、從頭到晚坐在圖書館裡心無旁騖地鑽研數學。
這些差異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丘班創辦時間還不長，很多問題尚未大規模浮出水面。相信隨着時間不斷推移，類似的爭議事件會越來越多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另一個使丘班體系陷入爭議漩渦的焦點，是這件事給社會教育系統帶來的“負外部性”：讓不少家庭重新陷入無意義的教育內卷之中。
原本，在國家雙減政策的嚴管之下，很多掐尖選拔遭到了滅頂式的打擊，機構，尤其是奧數機構也成批地消失在市場上，給義務教育的瘋狂內卷及時地踩了一腳剎車。然而丘班的出現，卻讓這些牛娃或者自認牛娃的家長，看到了一種嶄新的掐尖路徑。
於是，圍繞着新領軍計劃的考試大綱和各地丘少班的招考標準，牛娃家庭開始重新進行規劃。原本用於小升初掐尖的小奧由於不再具有現實價值靠邊站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系統化的提前學。而那些原本因教授小奧而偃旗息鼓的教培機構、名師們，業重新整理了思路，與時俱進地推出了超前學的課程體系。
一種全新的風潮在雞娃圈中興起了。在社交媒體上，很多看上去小學中低年級、甚至還在讀幼兒園的“神童”們鎮定自若地講解着讓大人們都感到頭疼的中學數學難題；雞娃羣裡，新進家長報孩子進度的時候，提前三四個年級的數學進度早已成爲標配；學校的數學課堂上，一大羣自雞娃獲得了上課免聽的待遇，刷着與自己年紀不符的題。幼兒園學小學，小學學中學，初中學大學，已經成了牛娃圈非常正常的現象。要是小學高年級還沒開始學微積分，那對不起，你家孩子已經遠遠落後了。
網傳上海某幼兒園的“特色班”。其中所謂的AMC考試是美國數學競賽，入門級的AMC8通常由6、7年級學生參加。圖源：小紅書。
當然，真能達到這樣進度的孩子，終歸還是一小撮人。但隨着社交媒體的“擴音器”效應，普羅大衆感受到的是跟雙減前一模一樣的、撲面而來的焦慮感。別人家孩子能跨三個年級，那我們家是不是至少也得跨一個年級？隔壁老王家孩子成績不怎麼樣，都在超前學了，我們如果不學，是不是會輸在起跑線上？……這樣的內心OS逐漸在家長心裡蔓延開來。漸漸地，跟小奧的情況一樣，本來只適合少數孩子的事情，被推而廣之，形成了“大鍊鋼鐵”的狀況。不管家裡孩子是什麼樣的材料，家長們都會想方設法地去找爐子——哪怕是那種驢頭不對馬嘴的煤氣爐也不打緊——開始煉起鋼鐵來。剛消停兩年的教育內卷，又在另一個維度上展開。
究其根本，還是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念太過趨同了。人人都以考大學作爲學校教育的終極目標。這導致教育體系的所有選拔考試都呈現出金字塔式的結構。考慮到我們國家每年的學生規模，丘班系統每年幾百或幾千（算上各地丘少班）的招生規模，可能就會吸引幾十萬家庭的認真參與。這導致幾十萬孩子從極低齡的年紀就被迫開始學習與他認知發育階段極不相符的內容，爲了在選拔考試中拿到高分瘋狂刷題——極度泯滅了孩子的本性。
而這種社會氛圍下選拔出來的孩子呢，相比於對數學的熱愛，更可能的共同點是“早慧”，比同齡人更顯成熟。但對於數學研究這樣貫穿終生的事情，毅力和長期堅持的能力恐怕纔是更需甄別的品質吧。
當然，從概率的角度來講，丘班這一天才兒童選拔培養計劃，最終能培養出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數理大師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但在這背後，我們不能忽視那些在選拔過程中被層層淘汰下來的孩子。他們原本也有很好的機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和賽道，卻因被社會大潮裹挾走上了一條不適合自己的路徑，最終成了這條路徑下的失敗者。在目前的形勢下，這批孩子的數量可能遠遠多於成功者。對此，社會又能做些什麼呢？